摘 要: 本文试图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切入来解读麦尔维尔的力作《比利·巴德》。通过对于造成主人公比利·巴德悲剧命运的社会文化原因的分析,揭示了作者在小说中运用野蛮和文明这两种文化原型的真实意图,同时展示出作家麦尔维尔深刻而强大的社会洞察力和批判精神。
　　关键词: 小说《比利·巴德》 “西方文明优越论” 殖民文化建构
　　
　　小说《比利·巴德》(billy budd)是美国经典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1819—1891)所创作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在这篇寓意深刻的小说中作家对善良、无辜的漂亮水手比利·巴德的悲剧命运的安排历来成为批评家们关注的焦点。有些批评家从这一安排中看出作家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懑;有些则看出作家晚年对现实的妥协;还有些则从这一悲剧情节中看出耶稣受难与人类被救赎的情形。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小说对“西方文明优越论”所作出的辛辣批判。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对主人公比利·巴德人生悲剧的深刻描写,麦尔维尔揭开了西方文明的迷幻面纱,揭示了一切知识、话语和文本都参与殖民文化建构的实质。正如福柯所阐释的那样:社会和历史中的主导意志是通过话语——“个人的、制度的、清晰的构型高度规范化的话语”[1]——“来系统地自我掩盖、欺骗、解释和伪装”[2]的。因而所有人类表达都受到“文化档案”的限制,知识和权力之间永远存在着“同谋”关系。这也是美国当代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在其论著中多次论证的事实。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导言中指出:“欧洲文化正是通过把东方作为一种替身甚至隐蔽的自我而获得力量和身份的”[3]。WwW.11665.coM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则以原型塑造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沉默、感性、阴柔、专横、无理性和落后被描绘成典型的东方特征,而与此相反,阳刚、民主、理性、道德、活力与进步等优良品质却统统被归为西方特质[4]。这一殖民话语被西方作家们用来表达他们对一切殖民地人民的态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为康拉德和吉卜林这两位作家。例如,出现在小说《黑暗之心》中的黑色土著居民们都是落后与愚昧、神秘与非理性的代表,而作家吉卜林在小说《威·威利·温凯》中为了营造“白人优越论”的神话不惜严重扭曲事实,编造谎言。对于维护西方文明的知识和权力机制素有察觉并持强烈批判态度的麦尔维尔在《比利·巴德》中戏仿了这一文学原型。通过塑造“高贵的野蛮人”和丧失理性的白人形象有力地抨击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神话,揭示了其文明外表下非理性的本质。
　　从表面看来这篇小说的人物形象设置十分符合传统。作为“他者”的比利·巴德有着神秘的身世,容貌中带有些许女性的柔美。比利不能识文断字并且不善言语,更为突出的是他兼具孩子和野兽的特征,具有“野性的纯真”,这一点从他两次在被激怒时向挑衅者快速出拳的举动中可见端倪,而这似乎正是“野蛮人”的危险所在。然而麦尔维尔的背离传统之处则在于上述这些特质在他的笔下被演绎成优点,而非缺点。尽管父母身份不明,但作者告诉我们在比利身上“高贵的出身像纯种马一样显而易见”[5]。虽然没有受到教育,但是他却天生是个“正直的野蛮人”,是“堕落前的亚当的再现”[6]。而且,正是他的“野性的纯真”,他的力与美的结合,使他成为“和平的斗士”,有效地维护了船上的纪律,并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讨回了公道”。
　　在塑造克莱加特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运用了同一笔法。作为比利的对立面,克莱加特在外形和性格上与比利相去甚远。不同于比利棕黑色的健康皮肤,克莱加特的肤色因缺乏血色而十分苍白。相对于比利的单纯和无知,克莱加特显得十分有教养和威严。更为突出的是,不同于像“一头充满野性与活力的动物一样”的比利,克莱加特“平静的性格和谨慎的举止却在向外界表明他是一个严格遵守理性法则的人”[7]。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展开,当殖民者自我标榜和自我陶醉的所谓“理性”被揭去了神圣的面纱,我们会看到其服从于殖民者内心偏执意念的本质。
　　虽然堪称具有文明人的教养,但克莱加特的内心却十分阴暗邪恶,天生无法与纯洁的心灵相沟通,并且克莱加特还无法挥去“恶感具有相互性”的意念,与其他欧洲殖民者一样他将自我的消极部分投射到土著人身上,并且因此“陷入自我表象的陷阱”,因为“他最终将其自我仇恨也投射到他要灭绝一切野蛮人的欲望中去”[8]。无端憎恨比利并猜想比利也怀有相同恶意的克莱加特决定通过诬陷比利有意叛乱来将其置于死地。面对这莫须有的指控,比利一时激愤,挥出老拳,意外地将克莱加特击毙。这一无意间酿成的大祸立刻使得一场战地军法审判在船上上演,而审判的结果是“野蛮人”比利·巴德将被处以死刑。
　　倡议并主持这一审判的是维尔船长,他和克莱加特同样来自于文明社会。他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典型的英国绅士,性情平和,品德高尚,信奉理性。在审判比利一案时他的理性主义体现在对“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维护上,他对那些同情比利的官员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指出此判决实为避免大规模骚乱不得已而为之,一付大义灭亲的凛然气概。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深入,就会发现对于维尔来说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无异于帝国的利益而已。在他极力说服他人(同时也在说服自己)时,他曾意味深长地说道:“难道我们衣着上的纽扣能证明我们效忠于自然吗?不,是效忠于国王。”[9]由此可见,维尔的理性不过是帝国主义利益的防护墙而已,时刻维护不断扩张着的帝国的权益才是其最高宗旨。

事实上比利是否犯了叛乱罪本身已不再是审判者关注的焦点。一旦当该项指控被提出时,军事机制就开始运作起来。真实的叛变或虚构的叛变对于高度戒备的海上军队来说具有相同的威胁性,这是由他们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这不由得令人想起福柯所描述的无处不在、无人能够逃脱的权力网络。在维尔对于参加审判的官员的一番讲话中,他很清楚地表述了这一点:“尽管大海,这亘古便已存在的不容侵犯的自然,是我们活动并履行海员的职责的场所,但是作为国王的官兵难道我们的责任也是自然赋予的吗?情况远不是这样,从我们接受委派那天起,在最重要的方面我们已失去了作为自然人的自由。”接着维尔又进一步指出:“军事法则正在通过我们发挥作用”,并且“这法规多么严厉,我们都得遵循它并执行它”[10]。在这里维尔提醒军事法庭的成员,他们无人能摆脱权力网络的支配,不管他们愿意与否。运用自己关于权力的知识,维尔有效地加强了其他法官的军事法律意识,最终达到了他预设的目的——对比利处以极刑。而比利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上帝保佑维尔船长。”[11]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也在表明他的精神同样被船长关于权力机制的一番言论征服了。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在揭示了所谓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的真实本质,揭穿了殖民话语的“谎言”,同时指出了在背后操纵这些话语的权力机制之后,作者进一步通过对历史文本的分析来向我们展示关于优越的欧洲人和低劣的土著人——这一“摩尼教对立”的神话的产生过程。作者称在当时的海军编年史中有一份“来自地中海的报道”,文章记述克莱加特,一位“可敬”、“明察”,并怀有“强烈爱国热情”的人士,在向船长揭露嫌疑犯威廉·巴德的罪行时遭到对方的报复,被对方一刀刺入心脏;而来自异国的行刺者威廉·巴德已受到“相应制裁”[12]。并且作者告诉我们这篇歪曲事实的报道至今仍是关于约翰·克莱加特和比利·巴德人格特征的唯一证明。然而这是怎样一种证明呢?害人者成了被害,无辜者变成了罪犯;丧失理性者成了明察的爱国人士,过失杀人变成了蓄意谋杀。可正是通过这种扭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方法,殖民文化才有效地构造了一个愚昧、落后、危险的“他者”形象和理性、高尚、文明的西方殖民者形象,从而为自己的殖民统治提供了文化意识形态的根基。
　　由此可见,西方殖民的历史与文化,作为操纵着话语权的人们言说的产物,是一个帮助他们自己进行政治经济扩张的“非本质建构过程”。今天,如果对我们来说解读西方文明史的这套“编码”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那么在一百多年之前,作家在创作这篇小说时所体现出的对西方殖民话语的欺骗性和权力关系渗透性方面的明察,对西方文化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中的共谋作用的深刻认识及其作出的无情批判则充分显示出他超越时代和阶级的敏锐洞察力和可贵的人文主义精神。
　　 整理

　　参考文献:
　　[1][2][3]爱德华·w.赛义德著.谢少波,韩刚等译.赛义德自选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