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传播中的新闻生产

　　社会科学领域对风险的关注始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由欧洲一批社会学家对风险理论的研究建构参见：u.beck.ecologic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risk.london：polity press. 1995；giddens， a.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1；luhmann， n. risk：a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 1993.。学者们认为，风险是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并成为人们重新审视世界的新窗口。其中，科学技术发展被认为是日常生活中众多风险的源头。科学事故、生态灾难、生物技术带来的风险严重影响了人们的食品、空气、工作的健康与安全，以及金融、政策体系的稳定。在全球化时代，各种风险信息通过多元化的沟通网络进行传播，有以报纸、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电视、广播、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有针对特定行业和利益群体的更专门化的媒体；还有友邻之间构成的非正式社交网络。这其中大众传媒的知晓度是最高的。现代社会各种风险事件充分说明，风险已经成为了公共领域和政治博弈的一个关键概念。在这一博弈中，大众媒体充当了重要角色，它“强烈地影响着社会认同、风险定义、风险选择，以及关于风险的知识，因此媒体是风险意识的核心，也是解释人的风险反应的核心”＼[1＼]（p52）。www.11665.cOm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媒体并不是简单地反映风险专家眼中最严重的事件，报道级别也不和事件发生的频次成正比。“人们发现，在报纸版面的方寸之间，在电视报道的分秒之中，风险很少遵守科学规定的级别。空难死亡出现在头版的可能性是癌症死亡的6000倍，核事故受到的关注比吸烟导致死亡多得多。”＼[2＼]由此可见，媒体对风险的报道是有选择的，并不是所有的风险事件都始终受到媒体的关注和追踪。那么什么样的风险可以进入媒体的视野？当一个风险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时，媒体又是如何建构它，继而使其成为公共意识的焦点？我们且以台湾“美牛风波”为例，观察新闻媒体是如何进行风险的新闻生产的。
　　一、风险情境下的新闻选择
　　几年前，国内双汇等肉制品企业卷入瘦肉精事件，并在中国大陆引起轩然大波，激起国家层面的对瘦肉精等食品添加剂史无前例的追剿和打击。无独有偶，在台湾，持续多年的因进口含瘦肉精的美国牛肉所引发的风波（以下简称“美牛风波”）至今仍在发酵。随着2012年年初台湾大选的结束，马英九当局重提美牛议案，声称考虑扩大开放美国牛肉进口，有条件地解禁瘦肉精。消息一出，岛内舆论哗然，民众抗议的声浪此起彼伏，同时引发台湾政坛朝野持续纷争。台湾岛内的新闻媒体对这场风波持续维持较高的报道量，也使这一风险事件迅速升级为典型的媒介事件。
　　媒介是一种社会组织，新闻则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建构新闻的过程也就是新闻生产的过程，其中新闻源的选择、文本的释义以及传播效果的预设所遵循的基本法则，是新闻规范和市场规范角力的结果。从新闻规范来看，新闻选择必须有较稳定的新闻选择框架，它是“一种持续不变（over time）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的范式”＼[3＼]（p6-7）。从市场规范来看，媒体又要争夺受众和广告商。“这两种体制特征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常见的有力度、可预测的风险报道方法，并确定哪些风险吸引眼球，如何吸引，何时吸引，吸引什么人的眼球，为何吸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吸引”＼[1＼]（p233）。
　　我们从新闻选择的角度来看，突发风险的发生速度、信源组织难度、议程启动如何快速成为焦点等问题，通常是媒体进行风险报道的重要选择标准。因此，媒体针对突发性风险事件的关注往往多过对持续发展的系统风险的关注，那些长期存在并缺乏争议的风险是不太可能进入新闻生产的周期的。在台湾，对进口美国牛肉的风险评估是长期困扰当局和科学界的难题，但甚少被媒体诉诸报道。其原因在于科学风险是一个基于未来的概念，其不确定性与重视现实和当下的基本新闻原则是相冲突的，能够引起记者关注的一定是确定的风险发现和争议。此次“美牛风波”激发了岛内健康风险、经贸危机、政治失序和美台关系动荡等一系列突发变故，致使风险的扩散在某些方面变得显而易见，因而迅速进入了媒体的议程设置。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全燕：风险传播中的新闻生产——以台湾“美牛风波”为例影响媒体做出价值判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报道中是否存在“人的角度”，也就是直接承受风险的个体。风险的新闻报道尤其重视个人的讲述，个人叙事有时比事实真相和数据更能够和受众的利益相关联，也更容易引起人们对风险的担忧，因此能迅速地获取关注。如果一种风险还只是假设，并没有确凿的受害者，媒体通常不会有兴趣进行持续追踪报道。台湾tvbs、《中国时报》等媒体采访台湾南部猪农，持续跟踪他们北上抗议当局开放含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并四处走访普通民众，获取他们对“美牛问题”的担忧、抱怨、质疑的声音，以此激发受众的共鸣。这也体现出媒体对处在风险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尤有兴趣。

　　另外，风险的追责问题在此次风险报道中也非常突出。能够将引发风险的责任归咎于某人或某机构（官员、部门或政府）是吸引媒体做报道的一个重要标准。记者不一定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感兴趣，但他们对争论很感兴趣。如果利益相关人之间有公开冲突，或者行政当局有明显失误，抑或是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既得利益者试图推广某种立场，并努力消除反对的声音，媒体的兴趣便会增加。在这次“美牛风波”中，包括泛蓝阵营在内的岛内媒体都在追讨行政当局在此问题上的施政不利，其中包括批评马英九决定有限度地开放美牛进口，意在换取更多的在美贸易利益，完全无视民众的健康；台湾“农委会”在信息公开问题上不诚信，是欠缺公共政策素养的表现；台湾“立法机构”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问题上全面失职等等。反过来说，如果美牛风波的责任在普通消费者一方，而不是专家或当局，媒体的兴致就会骤然缩减。综上可见，大众传媒对风险的选择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它们倾向于报道那些疾迅发生、有戏剧冲突的具有“新闻价值”的风险。
　　二、风险文本中的叙事模式
　　尽管上述因素有助于引起媒体的关注，但怎样对他们认为有用的，并且是受众认可的风险进行打磨加工并形成报道，是风险新闻生产的关键环节。通常境况下，媒体会把关于风险的专业问题转换到对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事件的认知框架中，这也是新闻叙事的通用模式。“这种模式深受媒体惯常的丑闻报道、揭黑调查、悲剧性事件和灾难报道的影响”参见：r.l.health. strategic issues management：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policy challenges. thousand oaks. ca：sage publications.1997. 。在写作和表现方式上则融合了冲突、争议、隐喻等能引人注目的叙事元素，这种叙事模式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方式：
　　其一，为风险所涉及的人群分配角色——往往是受害方与责任方。这种一分为二的做法利于把复杂的问题化繁为简，类似于社会学视野中谣言的“削尖、磨平、同化”，快速地找准对立的冲突对象，也就是找准风险事件中矛盾焦点下的对立群体，并在报道中增加两者的对立情绪，从而做到增强风险事件的关注度。其中，受害方往往是对风险事件最为关注的潜在受众群体。在“美牛风波”中，台湾地区的普通民众和从事猪牛等畜牧的农民被塑造成风险的受害方；台当局行政部门和相关机构等风险决策者是责任方。在这样的角色分配下，风险报道在新闻选择与叙事模式上着力渲染这种冲突和争议。浏览岛内这一时期的风险报道，相关新闻的叙事模式往往紧扣如下问题：美牛的伤害有多大？是否可以忍受？为什么食品安全风险总是被强加于我们？风险背后是否有某种利益勾连？这些利益是怎样分配的？为什么责任方不倾听民众的声音？当局的公共决策出了什么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突出建构了双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图景。
　　其二，寻找导致风险的冲突视角，赋予事件以故事逻辑。风险叙事中明确了问题的焦点和矛盾对立方后，需要寻找叙事的冲突性框架，这是一种媒体的议程设置，其作用在于膨化或者消解受众在风险事件中的情绪，按照媒体的意愿引导受众的情感与风险认知的走向。同时，媒体报道需要争议，需要故事化情节，而围绕风险进行的争议也是媒体表达特定情境的一个重要手段。“美牛风波”过程中，媒体的话语场成为各种当事者为利益针锋相对的角力场，这其中，台当局（“行政院”、卫生署、农委会等）、台“立法院”、美在台协会、民进党等在野党团、民间团体及个人（养猪协会、畜牧业者）、科学界（相关科研机构、学者）等各方在媒体的报道框架中普遍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在对此的报道中，叙事的冲突性框架包含了朝野对峙、猪农抗议、学者辩论、民众反弹、美方施压等。这些足够吸引受众的风险争议被媒体无限放大，也成为媒体进行故事加工的绝好素材。
　　其三，引用使事件的发生或者故事的隐喻变得特别清楚的其他“例证”（引用先例）。 “隐喻可以让人产生新的观点；……隐喻彰显某些意义，同时也暗指某些方向。”＼[4＼]（p120）通过例证导出某种观点，也是风险报道中常见的隐喻手法。检索岛内媒体的相关报道时发现，媒体围绕含瘦肉精的美国牛肉是否应该获准进入台湾市场这一争议问题上，常常会提及20世纪末肇始于英国疯牛病的全球性危机。媒体将这两者建立联系，就等于提醒公众：当年英国政府漠视公共健康，为保自身利益试图遮蔽真相的行为，将在台湾重现。这种报道的隐喻效果非常有效，因为目前国际科学界在对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长期食用效果是否对人体有害的问题上尚无定论。既然政府和科学共同体均对此问题没有明确结论，那么媒体上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就可以大行其道。由此可见，媒体所寻求的并用以解读风险的框架是在科学的风险评估中往往没有任何作用、甚至会被认为完全不适合科学讨论的故事化元素。但在媒体看来，这些元素在帮助受众认识和理解风险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故事元素构成了受众风险认知的基本材料，它们加在一起也就形成了从外行人士的立场解读和讨论风险问题的典型模式。
　　三、风险传播的“污名化”后果
　　贝克在创立“风险社会”理论时就强调说，“大众传媒对于一个以对风险的恐惧为主导的社会的产生和维持来说，是极为关键的”＼[5＼]（p89）。研究者们也看到了大众传媒在对风险进行社会加工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推动了社会、公众对风险焦虑的向前发展，并在整体上放大了风险。可以说，“在风险传播中，媒介不仅是简单地复制，而是不停地修饰变换和自我生成，并有可能建构出新的风险”＼[6＼]。这种经媒体建构的风险也直接导致了风险传播中的“污名化”后果。
　　所谓“污名化”，是指“置于人、地域、技术或产品上的，与等同于异常、有瑕疵、有缺陷或不受欢迎的某种特定属性相关的标记”＼[7＼]（p152）。本部分关注的是媒体为风险预设的“污名化”后果。在风险链条上，最初的初始事件的某个或数个环节可能会发出有威胁或即将发生危险的“信号”，媒体迅速捕捉到这一信号，解读其意义，对其进行推测，并向公众灌输风险归责和受害情况等相关信息。如此一来，该环节的特征就与风险和由此产生的相关负面形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特征的变化是引发风险污名的关键。鉴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是通过信息系统而不是直接个人体验来感知风险和风险事件，那么风险沟通者，特别是大众传媒就成为了风险放大和风险“污名

化”的主要驱动者。含有风险的技术、产品或者场所经过媒体的“污名化”，所招致的后果可能是颠覆性的。例如，核能曾一度因为提供廉价和安全的电力的前景而备受推崇，而如今却面对严重的“污名化”。某些生物技术产品之所以被拒绝，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也是媒体报道影响了公众对风险的认知。“污名化”过程包括三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通过媒体的风险传播，造成高风险的认知，使风险被无限放大；第二个向度是风险报道中涉及的人、技术、产品、地域等被媒体标记，并被划归为危险性质；第三个向度是出于风险的媒介化放大和标记，改变了上述人、技术、产品、地域的原有特性，使人们在遭遇他们时，产生了思想上的抵触和行为上的对抗。

　　对应这次的台湾“美牛风波”，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媒体提供的风险信息流中隐含的风险“污名化”倾向。就在去年的2月2日，台湾中央社爆出消息称，马英九在当日会见美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时表示，将对之前严禁含瘦肉精的美国牛肉在台出售的政令进行重新评估商议，不排除有限度放行美国牛肉进口的可能性。一时间，岛内媒体纷纷向台当局倒戈，抨击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媒体中出现与瘦肉精有关的词汇往往是“危险的”、“有毒的”“有害的”或“致命的”等之类负面用语。这样的措辞带来的污名效应，使人们对技术进步带来的风险心生恐惧。而另一个被“污名化”的就是在此次报道中遭遇严重政治危机的台当局。本文选取部分台湾媒体的标题：
　　·为健康产业，花莲“猪倌”拟参与抗议美牛（见2012年4月20日《联合晚报》）
　　·抗议美牛，台湾猪农准备“猪粪伺候”（见2012年4月25日《中国时报》）
　　·不甩“马政府”，绿执政县市联手抗美牛（见2012年6月6日“中央社”）
　　·台拟解禁美牛引抗议，马英九被“砸”牛肉（见2012年8月7日《中央日报》网络版）
　　·“马”开放美牛沟通粗糙！“蓝委”被当傻子耍（见2012年8月12日《联合报》）
　　从标题中可以看到，媒体在标题中除提供风险问题和事件现时的信息之外，还对其措辞进行了有倾向性的加工。这些意义标记被嵌入标题中表现报道立场，影响着人们对所发生事件的看法，也迎合了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拒斥，对风险沟通的不信任，以及对政府承诺不能兑现的失望。媒体的污名驱动效应引发人们对技术进步和公共政策沟通渠道堵塞的恐慌，实际上损伤和降低了社会在经济增长和科技革新方面的潜在利益。
　　四、通过媒体沟通风险
　　在形形色色的风险中，食品安全与管理及其对人类健康的意义使其越来越成为受人瞩目的风险话题。它与国家和地方的农业政策、精细农业产业的发展、动物传染疫情的控制，以及政府的风险判断和决策密切相关。岛内媒体对“美牛风波”关注部分地是出于对食品管理的长期关注，部分地是受到了当地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因其明确牵涉到了台湾当局的责任和反应问题。尽管人们并不相信台当局有意让民众食用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牛肉，从而染上有可能致命的疾病，但鉴于有关美牛的决策已经超越了科学和兽医学的范畴，进入了公共健康和社会政治的视野，因此仍然引起了岛内民众的强烈反弹。媒体看中的正是受众对社会民生和政治的关注，在报道中动员了教育、科学、农业、食品、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相互角力，迅速拓展了美牛问题可以报道的新闻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在风险报道时进行了大量筛选，为争夺稀有的报道时间和空间相互展开愈演愈烈的角逐战”参见e.singer and p. m. endreny. reporting on risk：how the media portray accidents， diseases， and other hazards.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3.。媒体对事实的选取，报道的角度，以及描述风险的措辞，都在影响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塑造人们对所发生事件的看法。在风险新闻生产的过程中，风险被无限制地放大，公众对生物技术的争议、对管理者不信任，包括社会民间团体抗议……由此，由媒体建构的风险信息处理系统，向社会传送的是有关风险严重性、风险管理机构失职，以及在此背景下地域、特定技术和产品的负面意象。而风险的真实后果，可能正是源于媒体对风险的加工处理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
　　当然，从本文选取的案例来看，社会信任缺失也

是导致风险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公众对台当局的风险管理者存有较高的信任度，那么“美牛风波”也许只会在台湾媒体和公众认知中被有限地放大。但如果社会信任的储备降低，或者更糟的是，如果主动的不信任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通过媒体散播的哪怕是很小的事件都会引起高度的公众关注。“从历史上看，记者在现代民主中承担着三大任务：就影响集体生活的事件提供完整、可靠、独立的信息；组织开放性论坛表达并讨论公共焦虑和担忧；对政府权力中心的表现进行监督，追查其失职、逃避责任和滥用职权。”＼[8＼]（p55-56）有鉴于此，大众媒体在帮助公众知晓、理解风险方面，在风险的民主化过程中都起着关键作用。在移动互联时代，传播技术改变了传播生态，打破了风险沟通中专家知识、日常经验和媒体讲述之间的旧有平衡，加速了新闻生产向民间形式的转变，也使公众有更多机会参与围绕风险话题所展开的辩论。作为“风险沟通者，（大众媒体）承担着表述信息的特殊责任，（应该）启蒙开导公众而不是令其困惑，澄清风险的重要性而不是隐瞒，支持由数据得出的证据充分的论断而不是阻碍，为处于风险中的人们服务而不是监管。”＼[7＼]（p69）反言之，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中出现的偏差，甚至失控，均是源于未能满足民主社会的整体要求。良好的风险沟通应该建立在对风险信息的成熟反应和风险决策的公开协商之上。无论是风险的传播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都应正视风险沟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为实现沟通有序、高效切实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