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以赢利为目标，对雏妓的教育集中于吸引恩客。“训练内容可用四字概括：‘猜、饮、唱、靓’。猜，就是手谈(猜拳)，口呼与出指灵活配合，诡变莫测；饮，就是饮酒。……唱，就是歌唱弹奏，学好才能成为艺妓；靓，就是容色鲜妍，仪态潇洒，谈吐风雅，笑可倾城。此外，兼学一点诗、书、画，就有望成为名妓了。”[17](40)谢肇淛提到扬州“瘦马”，称“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徼厚值”。[18](1639)“瘦马”虽与妓女有别，但本质差异不大。故而“瘦马”的教育与雏妓的教育大体相似。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青楼词人徐翩翩，她“年十六时，名未起，学琴不能操缦，学曲不能按板，因舍而学诗”。[19](762)徐氏学琴学曲，都荒腔走板，不得已而改学诗词，以求青楼的生存技艺。
　　对青楼女性来说，文学教育并非主要内容。青楼女性早期的文化资本积累处于弱势。作为接受者，其条件逊于闺阁接受者，所受阻碍较大。
　　其二，场域文化累积的影响。由于家族的世代文化累积，场域行动者能便利地接触大量的书籍，而这是她们重要的文化资本。闺阁女性接受文学传播的一条便利途径就是阅读家族藏书。嘉靖间，蹇氏“不下楼者数载。比长，识字通算法，读书了大义，若日记、故事及小词口诵如流”。[20](403)姚元瑞女则“日读汉魏以来诸集，摹晋诸家书法”。[21](522)这些闺秀所以能如此，莫不与其家族文化积淀相关。有些闺阁女性不仅读自家藏书，亦善用社会资源，“往来姻戚所，或见有异书及诸稗官小说，辄携取以归，旬日而还之，则既诵习之矣”。[22](440)
　　文人也会给家中闺秀一定的激励和指导。归有光就说她的妻子就“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 书”。[23](431)其妻跟他学习书法，了解历史。通过学书、问古事，女方能更接近丈夫的心灵世界。徐媛也是在丈夫范允临影响下开始学习诗词创作的。允临喜吟咏，徐媛“从旁观焉，心窍好之，弗能也”，后来“漫取唐人韵语读之，时一仿效，咿唔短章，遂能成咏”。[24](298)徐媛仿效时，允临必会加以指导。
　　而青楼女性与文士接触，虽可能提高创作水平。但使用书籍，恐怕就远没有闺秀的条件便捷了。有些妓女只是能“识字义，唐诗皆能上口”，[9](40)便获余怀赞赏。董小宛“尤好熟读楚词、少陵、义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宫词”。[25](239)其所读不过是闺秀的发蒙读物，闺阁与青楼的文化资本积累差异由此可见。
　　一些青楼女性则附庸风雅，以期获取社会资本。妓女周文，有能文之名，朱彝尊曾见她“回环迄不能句，第于贴括，则全不解耳”。[19](766)周文虽被称为能文却并不精通此道。从明代到清朝，周的文学素养似乎并未因阅历得到提高。这与其文化资本积累有直接关系，她的日常活动或许更多为稻粱谋，不像闺秀那样有闲暇考虑文化资本的累积。
　　事实上，文化资本积累直接影响到她们的文学接受。读过《唐诗三百首》的接受者，与通读《全唐诗》的接受者相比，后者显然更易于接受蕴含较深的作品。
　　其三，场域的文学传播情况影响其接受。由于场域结构和关涉对象的不同，场域的文学传播也有差别，这又必然影响文学的接受。
　　从闺阁、青楼两个场域的内部结构来看，闺阁场域的行动者大多有亲属、血缘关系，她们的活动多集中于有限的地理空间，面向特定对象；青楼场域的行动者则多由经济纽带联系，其活动范围相对广阔，青楼女性面对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变量。因此，闺阁场域的行动者作为接受者时，所接受的个体传播对象主要是家族亲友及为家族服务的清客、校书。
　　一般说来，闺秀的唱和对象主要是女性。闺阁场域女性唱和过程中的接受者，所收到的酬赠作品主要来自场域中其他行动者的赠予。商景兰与“女德琼、德渊、德茝及妇子张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过梅市者，望之若十二瑶台焉”。[19](727)她们酬唱的传播者、接受者都以女性为主。从接受者的角度说，这种酬赠提高了其文学修养。吴江午梦堂也多有类似活动，如叶纨纨《浣溪沙·同两妹戏赠母婢随春》《浣溪沙·前阕与妹同韵，妹以未尽更作再 赠》，小鸾《浣溪沙·同两姊戏赠母婢随春》，小纨《浣溪沙·为侍女随春作》《浣溪沙·赠女婢随春》，都是同韵唱和之作。虽是戏赠家中侍女，却也是文学竞技。
　　女作者作为酬赠的接受方，所收到的赠词主要是她的直系亲属所作的词篇。如沈宜修《浣溪沙·和仲韶寄韵》《水龙吟·六月二十四日和仲韶》等，均是与其夫叶绍袁的唱和。从词题看来，是叶绍袁先有寄内词。宜修又有《浣溪沙·和君晦》二阕，君晦即宜修的兄弟沈自炳。
　　但青楼场域，情况绝不相同。青楼女性互相唱和的极少，且多是手帕交之间的酬唱。如王微与杨宛是较有名的一对“女兄弟”，却并无明确的唱和词作。王微有《忆秦娥·月夜卧病怀宛叔》，宛叔即杨宛。王微病中于月下怀人，难免令人有凄凉悲切之感。但杨宛却并无酬韵之作传世。青楼女性作为接受者所收到的赠词，或许更多的是恩客们题写的。这些词作多逢场作戏，真心相待的情况少。妓女们是弱势群体，明人嘲妓诗词极多，明清时调民歌也有不少此类作品，真正能同情她们处境的极少。虽然也不乏汪然明之于柳如是那样的特例，但更多的赠妓词作者则以物化心态看待妓女。这种情况和闺阁场域中赠内之作有极大区别。妓女们对此也了然于胸，所以在接受词作的心态上往往与闺秀有较大的区别。
　　
　　三、闺阁、青楼场域差异影响下的
　　文学传播者
　　
　　闺阁、青楼的主要行动者作为传播者，在各自场域的文学传播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传播的对象均有不同。只是在同一时空的场域毕竟也有共通之处，明代青楼和闺阁场域行动者的传播观念有较高的相似性，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区别于前代。但分析二者传播观念的深层原因，笔者仍不得不强调其间的巨大差异。
　　首先，闺阁、青楼的传播者在场域行动者间的传播作用不同。闺秀们在闺阁场域承担的不仅是对同辈的传播任务，她们还是文化家族传承的依靠力量。不少闺秀承担着对子女的启蒙教育责任。包谦妻26岁守寡，遗孤方五岁，“课子读书，焚膏盈勺，竟始就寝；诵读稍怠，即抱谦神主哭”。[26](453)没有她的督促，其子恐怕也很难取得功名。王凤娴是解元献吉之姊，甚有诗名，传世词作9阕，存词量居《全明词》女性作者第36位。她教育女儿，将“《左》、《国》、《骚》、《选》诸书示之，姝一一了悟”。[15](157)相信王凤娴也不会忽略对诗词知识的传播，其女张引元也有词作传世。
　　闺阁女性间还相互切磋文艺，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不但是传播者也是接受者。为便叙述且一并讨论。屠隆的女儿湘灵、儿媳状元沈君典之女沈七襄皆有文采，她们相与论文成了一时美谈。“湘灵既嫁，时时归宁，相与徵事�r书，分题授简，纸墨横飞，朱墨狼籍。长卿夫人亦谙篇章，每有讽咏，就商订焉。”[27](748)又如方维仪“夫亡，乃请大归守志。与弟妇吴令仪以文史代织纫”。[28](10)这种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效果甚佳，传播者与接受者在交流的过程中易碰撞出创造的灵感，促进她们创作水平的提高。
　　但青楼女性则并不承担传授文学知识的义务。下层妓女和她们接触的对象大多数也并无太高的文学修养，在文学传播活动中起不到太大作用。高级妓女，虽需具备文学修养，但从能吟唐诗已经值得大书特书的情况来看，她们对场域中文学传播的贡献亦有限。大多数青楼女性的文学知识应该是老鸨请帮闲文人传授。青楼女性之间的文学传播活动，在深度及广度上均不如闺秀。日相论文，于青楼女子似乎并不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