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期，“金庸去世”的不实消息逐渐平息后，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该消息的最初传播载体——微博上，引爆微博信任危机。在中国，当微博的媒体属性被扩大后，微博便以新兴自媒体的姿态为人们提供另一条信息传递的渠道，但因公民新闻未经把关便进入该渠道，使得微博上的信息真实性难以保证，虚假信息的裂变式传递给网民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需要构建真正的“更正与答辩”平台来维持微博信息环境的清洁。

　　关键词：微博；直播；围观

　　一、迈入微博元年

　　微博，即微型博客，是一种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交互平台。微博支持以自我表达、获取资讯、交流、分享等为目的的网民经由电脑、手机、ipad等多种客户端登陆并发表限定字符数（如新浪微博限定140字）或不限定字符数（如搜狐微博）的文本、图片或视频。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omscore的数据显示，自2010年7月份以来微博的国外原型twitter的独立访问用户数量在美国基本一直没有增长，美国《时代周刊》也把2010年年度人物的殊荣留给了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而不是twitter。视线转到中国，情况甚是不同：根据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分析预测，2011年中国互联网实际不重复微博独立用户数将达到1亿，在2012、2013年底，可分别达到1.68、2.53亿左右，新浪微博凭借其在14个月中打造出含5000万人口的网络社区的强悍实力获2010年《新周刊》中国娇子新锐榜年度传媒之网站奖。中国网民在2010年迈入“微博元年”，“围脖”成为2010年中国网络最热词之一。WwW.11665.cOM

　　微博的爆炸式增长态势奠基于名人效应，通过构建用户间的弱连接与其他sns应用一道扩张现代人社会纽带，以此带来工作机会、伙伴关系等各方面利益以及认同感的收获，但是我们不应将微博仅仅等同于粉丝聚集地或是交友平台、商务平台。微博带有独特的媒体属性——无论是运营方极力赋予的还是中国整体大环境所指向的，是一种新兴的自媒体。微博与web1.0时代的门户网站一样，出现其平台上的信息同样具有海量、迅速的特点，但在程度上与信息需要编辑等把关者筛选的门户网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微信息的裂变式和即时性更能代表微博平台上信息的特点。正是由于海量信息以裂变的方式迅速即时集散，让期望微博打破某种程度上的言论桎梏的网民躬逢盛事，也因如此，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微博大联欢景象背后日渐显现的信任危机上。

　　二、微博客的两种独特传播行为

　　本文主要以新浪微博为例，讨论微博上存在的两种特别的传播行为来分析微博平台上传播者、传播方式及信息的特点，以此展示微博信任危机的产生原因。

　　（一）微众直播

　　新浪微博推出的直播产品比起传统网络直播确实有优势之处，如互动性提高、无需跨出微博平台便可参与讨论等。但本文讨论的并非官方组织的直播，而是用户自发组织的直播行为，可称为微众直播，即微众作为全民记者参与突发事件或公共事件直播、作为旁观者参与普通事件直播、作为个体进行个人事件直播等。回顾11·15上海静安区高层住宅大火事件，从大火发生到救援，再到事后问责以及悼念，微博参与整个事件过程的直播与报道，彰显“一秒钟现场”优势。火灾附近的微博用户在火灾发生时将所见所闻即刻发布到微博上，多附有手机拍下的照片，全方位多角度向事件关注者直播火灾现场实时动态，还原真实现场。全民记者早于专业记者起跑，全民新闻在时效性和多源求证方面体现出的新闻价值可以说正在超越传统媒体。

　　专业记者有时也会作为全民记者，不是按照制度严格、条理明确的传统媒体报道流程而是通过微博——此时可看作为自搭建的滚动新闻条——进行个别事件的直播。近期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9月16日直播宜黄拆迁案中钟家姐妹于南昌昌北机场厕所被困情况，3个小时内发布20多条微博，通过关注者多级转发引起百万网友强烈关注，舆论产生的压力最后促成宜黄政府与钟家姐妹坐下来谈话。

　　当微众变成记者、手机或pc变成简易直播设备、微博变成直播平台时，把关人却丢失了应有的位置，而网民记者不受专业记者职业道德的约束，致使消息的来源、真实性、直播动机都不甚明了，极端行为时有发生。8月27日晚网名为“苏小沫儿”的济南网友在微博直播自杀，被发现后警民微博联动试图挽回年轻的生命，次日“苏小沫儿”重新现身微博表示自己平安。舆论虽对其直播动机和真实性有争议，但基本随着“苏小沫儿”删除所有自杀直播微博逐渐平息，因为无论真相如何，没有鲜活的生命被抛弃，这是广大网民愿意看到并给予体谅的。故事似乎圆满，但笔者担忧的有两点：一是微博作为自媒体，是否可能会像传统媒体一样因报道自杀事件而引发维特效应，甚至由这种互动式的自我负面直播产生更大的社会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微博不要求用户实名认证，用户在匿名的状态下通常缺乏社会责任感，较少对新闻的真实性进行严密拷问，这就无法抹除看似圆满解决的个案的晦暗感，由于未能得到本质上的真正解决，此类个案恐怕还会轮番登场。

　　（二）微博围观

　　网络围观是“网民利用网络技术对公布在互联网上的社会事件进行集中评议的行为活动。”[1]起初多见于论坛，是一种类似网络集合行为的新群体性行为。微博围观是围观力量的一次大转移，围观的定义更加宽泛，可以理解为“被广泛关注”，对象也不仅限于社会事件——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一张恶搞图片也容易被围观。上文所提到的微众直播本质上也是一种围观或是以希望被广泛关注为目的。网民不必局限于在社区论坛“楼主”的“楼下”跟帖参与，更可以通过 “发布”、“转发”、“评论”微博积极互动来共同设置话题的显著性。特别是“转发”使用户以低门槛、低成本成为微型广播站，使得经由最广泛讨论的议题会以“热点话题”的面貌出现在微博广场和所有用户首页，最终使某一个事件可以在短时间内传播，如雾般弥漫。

　　围观力量的壮大产生的效果及影响是否真如不少媒体和广大网友所持的“微博元年：围观给力中国”的看法保持一致，这是个在不同领域都颇具争议的问题。如现身微博的“微公益”现象，即一种包括寻找失踪儿童、寻求社会帮助、号召奉献爱心、祈福等在内的慈善方式，让人们认为微博围观为大众提供了一个诉求帮助的新渠道；也有观点表示网民参与围观是为满足自身的消除空虚、情绪发泄、窥私、猎奇等心理需要，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笔者认为在中国微博尚属新事物，微博围观特别是对社会事件的围观是否应该得到推崇的答案在动态制衡的社会因素与不断演进的web2.0技术的相互作用之中，正如传播学专家胡泳接受采访时表示，微博只是一个基本的引发讨论的工具，这个讨论能不能引发共识，能不能进一步达成决策，以解决根本问题还有待观察。但微信息的特点、微博客的传播行为却孕育了微博自身信任危机发生的可能性。12月6日晚“金庸去世”的谣言震动了新浪微博，甚至认证名人及认证媒体微博账号等微博意见领袖也参与到哀悼之中，《中国新闻周刊》的草率转发以及在人人网上同步更新使大量初期持怀疑态度的网民加入围观和转发的行列，直到8点40分闾丘露薇微博辟谣，谣言才逐渐平息。但是辟谣微博的转发量远小于谣言的转发量，许多网友仍惯性认为金庸已去世。“金庸被去世”使网民不但以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微博上“v名人”及“v媒体”，同时也开始将焦点转到不实信息的载体，即作为自媒体的微博的信任危机上。

　　微博言论的更加自由、话语权向微众的转让，都在客观上使任何人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都可以在微博上得到表达，但是上文已提到全民记者并不受专业记者的职业道德约束，言论通常较为主观；同时，微博平台上信息是以裂变方式传播从而形成塔式结构，这与“一贴多回复”的论坛辐辏式结构不同，一旦虚假信息得到传播，只靠删除原帖并不能起到多少效果，再加上微博用户数量巨大、非实名认证等原因，运营方的管理团队通常是有余心而力不足。新浪总编辑陈彤也表示“除非真的是有极端危害的谣言，其他的删了没用。”另外，面对微博日益凸显的信任危机，有人认为虚假信息出现总会有人辟谣，这就是微博的自净功能。笔者则认为寄希望于微博自净与寄希望于传统媒体自律一样，都是可以实现但过于遥远的目标。

　　三、构建“更正与答辩”平台

　　作为社会化网络应用出现的微博，对用户来说有很大黏性。但是不排除因其媒体角色的公信力降低，微博用户很可能对微博失去兴趣的可能。笔者认为比起被动的微博自律，主动构建真正的“更正与答辩”平台将会更有效果。

　　“更正，是指新闻报道中具体事项的交代出现失实，相关人有权要求传媒作出更正，传媒自身也有责任在发现差错时主动更正。答辩，是指被新闻报道提及的相关人，有权对报道内容的公正性或全面性进行答辩。”[2]更正与答辩是媒体新闻职业规范之一，在报纸、期刊方面有较完备的法规与行政规章，但是在电子传媒方面尚无明确规定，自媒体更是主要靠自觉。以新浪为例，新浪微博设有接受用户投诉举报的账号、邮箱，在他人页面右下角设有不良信息举报入口，特别是在近期开辟了“新浪微博不实信息曝光专区”。这些措施虽然在遏制虚假信息方面采取了主动措施，但笔者感觉并未有多大成效，曝光专区在本文撰写完成时仅有二十余条虚假信息被曝光，更新次数少且滞后。答辩则更加被忽视，新浪方面表示除了给社会造成一定危害会删帖，其他只会建议有关方面出官方声明辟谣。

　　因此，笔者建议在曝光专区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完整的“更正与答辩”平台，于微博醒目位置显示。一方面张贴已核实的、确定虚假的原帖与删帖启事；另一方面，可将平台向用户开放，允许虚假信息提及的相关人或委托人持相关证据及核实材料进行答辩，要求因失误传播原始不实消息的用户包括转发该消息的认证用户进行更正、澄清。单纯地将错误只在网页擦除只会产生消极后果。“将错误公开，表明自己对于精确性的关注，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它的可信性，从而增加了它的价值。”[3]

　　微博在中国的快速兴起像一记重锤将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敲碎成微众，微众时代的到来似乎消解了传播层级，冲破了言论桎梏，庞大的群体力量可以被薄弱的个体所召唤。于是大量网民、媒体甚至地方公安纷纷欣然加入微博客的行列。这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但是“群聚的个体孕育出必要的复杂性，足以产生涌现的事物。”[4]微博中自治的个体通过集群“涌现”出的信任危机是否孕育着比预期更严重的后果，甚至演变成微博的致命危机？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得到重视。

 

　　 参考文献：

[1] 彭昊.论网络围观的伦理意蕴[j].网络财富,2009.
[2] 陈力丹.更正与答辩——一个被忽视的国际公认的新闻职业规范[j].国际新闻界,2003(5).
[3] 罗兰·德·沃尔克.彭兰等译.网络新闻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