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读者调查纳入了定期的日常工作。”
　　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地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哲学思辨、历史求证、法规判别——已不能适应科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必论文联盟http://须代之以新方法。文章说，自19世纪末期以来，近代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渗透、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的新趋势。由此，祝建华把一个对于中国新闻学者来说比较陌生、甚至可以说相当陌生的事物——科学方法论，尤其是科学方法论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带到了大家面前。科学方法论的要义是：科学研究的关键不在于结论是什么，而在于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合乎科学原理。科学的结论通常用两种方法来保证其有效性：要么由经验证实(尤其是数据)予以支撑，要么由逻辑推理予以保证。

　在这辑《新闻学论集》上发表的另一篇题为《统计学与新闻敏感》的文章，从另一侧面出发佐证这一观点。文章认为：“长期的统计积累是发现非事件性新闻的有效手段之一。”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它把看起来似乎有些玄妙的方法论和实实在在的新闻采访工作联系在了一起。
　　自此，新闻学界采用定量方法来证明结论的文章开始增多，随着理论的不断完善，方法也复杂起来。以《新闻学论集》为例，董焕亮于1983年发表的文章《工交财贸消息读者兴趣初探》(《新闻学论集》第7辑)，还只是运用百分比等较为简单的方式进行统计；而孙五三于1987年发表的文章《市报内容分析》(《新闻学论集》第12辑)，则大量采用了x方检验等比较高级的统计学检验方法。这一层面，可以被看作是数学方法发展的第二层面。
　　逐渐地，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普遍认识到：定量调查是社会科学利用数学使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手段之一。1987年之后，采用和论述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方法的文章多起来，质量也提升较可，其代表性成果是《新闻学刊》所刊登的两份调查报告。一是陈崇山、昌平波1988年第3期发表的《新闻改革势在必行》一文。这年4月，陈、吕利用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的契机，在政协委员之中进行了一次关于新闻改革的调查，收回有效问卷472份。这个调查规模在当时已经不算小了。二是范东生、钟秉林于1989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我国报业发展的宏观定量分析》一文。该文与上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受众调查分析，而是宏观数据分析，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研究报业的发展，对涉及我国报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定量研究。范、钟的论文给人在方法论上的启示是重大的，那就是：采用数学方法，不一定非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利用别人的统计结果进行内容再分析，同样可以收到很好的研究效果。
　　
　　三
　　
　　第三个层面，是新闻传播学研究自觉向量化分析、数学方法靠拢。1987年以后出现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数学模型，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其中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科学只有当它利用了数学的时候，它才达到了完善的程度。”显然，马克思这句名言对新闻传播学同样适用，因而《新闻学刊》作为新闻传播学界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也力图向“完善”迈进。岳南在文章中设计了关于新闻价值的数学模型(限于计算机输入法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没办法再现其模型的原状)，他认为新闻价值含有信息量和读报需求两个因素，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二元函数表示。这是《新闻学刊》上第一个完整的、规矩的有关新闻学研究的数学模型。
　　比岳南的文章稍早，喻国明提出“传－受互动方格”模型。这一模型虽然和正规的数学模型还有些距离，但已经约略显示出数学模型的思想。在3x3的表格中，不会多一个格子，也不会少一个格子，也就是说，那些在以往可能会被人有意回避的情况(如受传者自觉需要、传播者却不予传播的部分)，在数学模型中无处遁形，研究者必须面对它进行讨论。科学，不大可能容许有“特权”的存在。
　　此后，数学模型逐渐多了起来。譬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新闻学刊》1987年第5-6期合刊发表的范东生的文章《关于新闻价值的定量分析问题》，首先定义了新闻价值的几个要素：显要度、关切系数、变动率、时效，再给出描述这几个量的数学方法(如变动率=△i／△t)，最后将这几个因素综合为一个完整的数学公式。有了公式，再将实证数据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一系列确凿的数字来。
　　诚然，对于上述数学方法是毁誉参半的。譬如，1989年《新闻学刊》第1期徐祥林的文章《科学研究要讲究科学性——兼与范东生、徐熊同志商榷》对此泼了冷水。徐文说，谈到“变动率”，对于绝大多数只登一次的新闻，哪里有什么“变动率”呢?因此，定量研究“不可能成为有任何实用性的方法”，不适合社会科学。反之，1989年《新闻学刊》第2期闵大洪的文章《数学方法是新闻学研究中应该掌握的一种方法》，则充分肯定了上述数学模型，认为“这是我国的新闻学者在确定性模型方面为探索新闻价值的量化标准而做出的可贵尝试”，并坚持认为“数学方法是新闻学研究中应该掌握的一种方法”。无论怎样，这种探索与争鸣本身就说明，量化分析与数学方法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成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学者们普遍关注的话题，而不会再因被认为是“使人看后实在费解”的“糟粕”而完全弃之不理了。
　　在方法论方面，还需要提到1988年出版的《新闻学论集》第13辑。此辑名曰“系统科学与新闻学专辑”，是全部18辑《新闻学论集》中与众不同、科学气息最浓郁的一辑。在这一辑中，系统科学——主要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俗称“老三论”——的原理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诸如信源、信道、信宿、信息流、信息量、反馈等名词，被学者们一再重申。当然，涉及到“老三论”，就不可能不涉及数学。因而可以这么说，我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自此迈上了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