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就我个人所接触或认识的范围内，新闻传播同行们的站位状态，正在频繁地、普遍地发生剧烈变化。这种全行业的从业人员大调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出现过一次，那时文革刚结束，新闻单位扩充队伍，全国各地媒体都大批招聘新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又出现一次新陈代谢，而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为代表的聘用制开始引发新闻工作者全国大范围的流动；2000年前后又出现一次，伴生的是体制外报刊的出现，传媒职业经理人与打工记者应运而生。眼下的这次，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新闻队伍重新洗牌的第四次浪潮。

　　新闻界风云人物斗转星移

　　回顾与总结这十几年中国新闻界的风云人物，真可谓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

　　体制内的新闻界风云人物，范敬宜先生显然可以作为代表，他的过早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其后不久，工人日报原社长李冀先生的病逝，也让同行感慨不已。两位老报人虽是两种风格、两种背景，但本质上李冀先生与范敬宜先生是志同道合的报人，他们的历史地位与贡献旗鼓相当。

　　九十年代以后活跃在报界的那些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现在基本上都已经退隐江湖。只有范以锦等少数前辈，依然宝刀不老，但是，身份已经不再是新闻单位的老总，而是新闻院校的专家。

　　在杂志界，刘东华辞职离开了《中国企业家》，胡舒立则离开了《财经》——以往这些重量级的人物，又正当干事业的壮年，离开一家报刊后马上会在另一家报刊呼风唤雨。但现在市场形势发生了变化，即便是明星传媒人，重新返场也不容易重现当年的辉煌。WWW.11665.cOm

　　老一辈名记者基本已封笔

　　按道理讲，记者在不在职，都可以用自己手里的笔从事新闻报道。即使是不再作为工作任务而报道写作，也不会停下笔来；成名成家的记者，更是没理由放下手里的笔。老一辈名记者的封笔，是一种评价体系的必然结果。在世的老一辈名记者没有声音，没有作为，这种现象耐人寻味。

　　解放前的名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王芸生、陶菊隐、顾执中、徐铸成等等，即使新入行的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只要读读他们的文章与书籍，就会佩服得五体投地，道一句“名下无虚士”。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名记者，虽然在同辈同行中名气很大，不过，新入行的不读他们的文章与书还好，真的读了会感觉莫明其妙：就靠写一些应景的速朽的豆腐块、千字文，或者编撰一些假大空的长稿子，文字写作技术含量低、文化含量与思想含量更低，居然会有那么大名气、那么高地位！

　　有一个检验名记者名气含金量的简易方法，那就是：文章结集成书，在市场上是否能卖得动、有人读。有些民国老报人的书也许并不畅销，但是对专业读者来说，却是很难得的好书，如《许君远文集》。再如张季鸾，近来两家出版社分别来找我约《季鸾文存》的书稿，就说明民国报界领袖的号召力仍然很大。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名记者，我一时想不出，谁的新闻作品结集出版后可以被出版社列入本版书来对待。　资深报刊人相继退休

　　近来相继收到多位同行师友退休的消息，如李克夫先生、范瑞先先生、吕怡然先生、汪朗先生，推算一下，他们几乎都是1966年至1968年中学“老三届”与1977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的“新三届”，也就是三十年前三十岁左右，正是干事业的好年纪。宋词有句：“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精英。”时光如梭，上世纪八十年代意气风发的报界青年才俊，现在确实到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限。

　　这一代报刊人，据我的了解，大都没有充分施展出全部才能，虽然上述几位兄长都有至少大报部门主任以上的职务，有两位还是厅局级，都在新闻专业上做出了很多贡献，可是和他们的实力与潜力相比，留下的业绩并不算多。说他们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这主要是因为环境原因。如李克夫先生就曾多年投置闲散，尽管也参与创办了《开放日报》《现代市场经济周刊》等等，但是，可以想见，如果一切正常的话，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就由他担任《新闻战线》总编，应该能对全国的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研究有更切实的推动与促进。

　　可能是命中注定，老三届与新三届，遭受了几乎所有的磨难：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计划生育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大桩。比较起来，这一代人被浪费的时间最多、所受精神折磨最大、付出代价最沉重、同龄人中成才率最低——这就尤其凸显了这代人中的佼佼者是何等难得。

　　改制转企引发大量人员流动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发布的新闻宣告，在未来几年，中国的报刊数量将大幅度减少。这一政策信息，与报刊、出版社改制转企是相一致的，都明确地透露出利空行情。事实上，各地处在改制转企范围的报刊，最近一个时期都出现了人员特别是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走马灯一样的流动。很明显的现象是，此次流动几乎没有出现新闻界历次改革那样的能人出山的现象，也就决定了不可能有当年晚报热、都市报热、财经报热带来的体制内人才自告奋勇，接手报刊、出版社创业的情况。正相反，这次是由改制转企范围内的报刊负责人向上级主管主办单位体制内岗位的流动。这种反向的流动，当然不会创造什么效益，而只是一种安置。

　　改制转企的报刊出版社，至今普遍都没有引进新的管理人才。这一状况反映出政策的缺失与不科学，使得国有资产沦入无人负责的状态。柳斌杰署长多次指出，报刊、出版社的亏损面很大，有一多半报刊是经营不善的。这些经营不善的报刊、出版社，在改制转企之后，就像破烂的漏船，未经修补，也不换船老大，就被直接从船队里赶出去，从此不再受接济照管，其命运显然只有一个可能：沉掉。之所以现任的船老大还肯接着干，说穿了没别的，是上边给了政策，有所谓的改制配套资金，可以足吃足喝过几年。而且，正如同国企改制一样，出资人的缺席，导致国有资产被管理者巧取豪夺，船破还有三千钉！再穷的小庙，也能富一个方丈。

　　除国有资产的流失之外，还有改制报刊、出版社的普通员工，他们就像破船上的水手船员们，是最可怜的，他们的待遇得不到提高，却被剥夺了编制保障，他们分享不了改制后的财富，但是在沉船时却不得不殉葬。

　　新一代精英选择了改行

　　年轻人越来越务实，也越来越缺少耐心。体现在新闻业，就是不再能吸引出类拔萃的青年投身事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闻单位经过了前些年的泡沫经济，已经恢复到清水衙门的收入水平，这就更让离去的年轻同行们义无反顾地选择放弃。

　　几年前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工作的资深编辑王燕枫选择了改行，进入了航空业，当时给我震动很大。她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科班毕业的，按说从事的又是特别对口的专业，怎么就会决然离开呢？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不得不佩服她的先见之明。

　　前不久，另一位年轻朋友王晓桥也从中国经济网辞职，去了德国留学，专业是他的老本行金属材料——作为北京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他进入传媒业其实是改行，显然，几年的传媒生涯，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留住他，他宁愿再去和金属材料打交道。

　　必须正视一个现实，越来越多优秀的青年，已经不再选择新闻传播作为第一志愿的职业。相当一些已经入行的年轻人，竞相改行，对新闻专业用脚投出了自己的一票。

　　新闻传播专业工作的特点是门槛相对较低，易会难精，因此，对于从业人员的专业才能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略加训练，都可胜任一般的编采工作。但是，新闻工作者还有一个角色与使命，是社会时代最前沿的瞭望者与预言者，甚至还是思想者与引导者，所以，真正要做好新闻传播工作，又非优秀的人才不可。在大众传播市场化、世俗化、功利化的现实中，新闻工作者的精英意识淡漠了，这是行业的不幸。中国没有世界上广泛被尊重与承认的大报大刊，真正的原因是缺少世界一流的新闻人才。从这个角度来看，青年精英不再选择新闻工作作为值得奋斗的事业，甚至从新闻单位改行，恰恰意味着中国报刊的质量与前景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