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0年，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社会的文明分成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超工业文明三个阶段。他认为，人类社会在由工业文明向超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形态也由工业社会转向了更加开放、便捷和更加自由、民主的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智能化的综合网络将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电视、计算机等各种信息化的终端设备将无处不在。‘无论何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们都可以获得文字、声音、图像信息。”[1]在这些信息终端的包围下，一种新的数字化生活方式悄悄形成，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坠入了信息的海洋之中，注意力自然也就成为了稀缺资源。“于是，社会的运作就成为了一个注意力的竞争舞台，（人们）对交往修辞的关注超过了原初生活中对客观具体现实的关注。”[2]那些没有能够进入人们关注范围的事物，即使是真实的，也似乎不再存在；而有些事物如果有幸进入了人们的关注视野，即便是虚构的，也变成了现实，媒介事件因此得以产生。

　　在《媒介事件》一书中，戴扬和卡茨将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归纳为“媒介事件”，并特别指出这类事件并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事件，而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特殊电视事件。[3]也有些学者更倾向于从广义层面上来理解，他们认为，“所有经过大众媒介传播的事件”都可以通称为媒介事件，“不管它是人为制造的伪事件，还是自然发生的真事件”，[4]也不管它是由电视媒体主导的电视事件，还是被网络等新兴媒体主导的网络事件。也就是说，广义上的媒介事件是指所有经过大众媒介传播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公众事件，狭义上的则是指电视媒体运用电视意识策划的以电视为主要传播渠道且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公众事件。wwW.11665.CoM为了区别起见，我们还可以将媒介事件分为重构式和建构式两大类型。所谓重构式媒介事件，就是指媒体通过对既有事实的选择、过滤、放大、聚焦、重组、加工而制造出来的媒介事件；建构式电视媒介事件则是大众媒体为了提升自身效益和影响力，主动策划或积极参与的公众事件。

　　“时至今日，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均需借助媒体。可以说，历史的生成演变、集体记忆的记录分享，都要依赖媒体对‘事件’的选择与建构。关于‘事件’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过程。”[5]因此，媒介事件不仅是“历史的现场直播”和“历史的书写草稿”，也是媒体凝聚注意力、打造影响力、树立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电视、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体曾一度是媒介事件发起、发生的重要场域，然而危机也始终伴随它们左右。首先，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加剧了受众的分流。基于计算机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网络微博、网上论坛、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迅速改变了既有的传媒生态。它们以个性化的服务、低门槛介入、双向互动、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在新的竞争格局中节节胜利。由此而引发的“全民记者社会”、“自媒体时代”将当前中国带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媒介化社会。在此媒介生态环境下，传统新闻媒体窘态频现，既有的观众被急剧地分流。其次，社会形态的急剧转型威胁了当下传统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当前中国面临着两个深刻转型：一个是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另一个是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两个转型过程彼此交织、互相影响，使得不同时期积攒的矛盾一起汇集到了当下。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公平遭遇了有史以来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面临着空前的道德危机。在此过程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裂痕日趋明显。初步自我赋权的草根阶层利用博客、微博、社区等新兴媒体对特权阶层发起了猛烈攻击，理性表达、悲情诉求与情绪化谩骂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话语场。而传统新闻媒体在与官方话语、民间话语、境外话语的冲突与妥协中则面临着巨大的公信力危机。在这双重危机面前，无情的“倒逼机制”使得传统新闻媒体面临着三重严峻挑战。

　　其一，时空的错位。网络的出现使得共时时空成为了新闻事件的主要叙述时空，草根阶层开始步入了一个自由播报新闻的年代。在上海公寓大火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民间微博抢在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之前发出了第一张图片和文字消息，并在随后与事件的发展同步更新，数亿网民通过手机和网络步入了同一个时空，在这里他们共同讲述着同一个新闻事件。较之网络共时时空的搭建，讲述最新发生的事件依然是电视新闻的主要叙事形态，因此传统新闻媒体报道的延迟性与观众期待的共时时空形成一个明显错位。在此语境下，新闻的时效性特征已在“人人都是记者”的媒介生态环境中窘态毕现。就此而言，2009年央视新闻频道的新一轮改革，特别是在全国设立尽可能多的应急报道中心（直播点），配备卫星直播车、苹果非线编辑系统和海事卫星设备，与其说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不如说是“全民记者社会”的“胁迫”。

　　其二，对话的缺失。网络的出现开启了大众传播全新的双向传播时代，只要与网络相连，任何一个网络终端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工具也可以是传播工具。因此，新闻事件在网络上的传播就成为了一个不同话语碰撞与对话的开放空间，召唤着网民的积极参与，在此过程中网民的主体能动性得到了极大释放。与此相反，虽然传统新闻媒体早在数十年前就开始了对双向互动模式的探索，如短信参与、观众来信、观众热线等，但是缺乏互动的媒体独白依然是电视新闻等传统新闻媒体的主要叙事方式，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疏离。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的当下，当观众在传统新闻媒体上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或寻找不到预期的情感支持，就会转而投向其他新兴媒体。

　　其三，结构的封闭。交叉互动、即时更新、海量存储等技术属性赋予了网络开放性的自然属性。在当前日益多元的话语空间中，网民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网络日志、在线讨论等方式随时进入事件叙述时空并更改或推动事件的发展进程。在网络空间里，每一个新闻事件都是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不受任何时空限制。如2010年“李刚门”事件的一波三折一定意义上正是网民线上线下行动和网民意见的推动结果。网络叙事的开放性为网民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内在动力，而传统新闻媒体相对封闭的叙事结构正是它们的现实困境之一。

　　这三重危机一方面使得媒介事件的发生场域发生了重大转移，另一方面对传统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在新的传媒环境下，传统新闻媒体需要重新思考“怎么说”和“说什么”的问题。

　　一、怎么说：创新对话机制

　　当前中国正处于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信息社会的来临改变了社会权力结构与媒介环境，推动着社会由“垂直社会”向“横向社会”的转变。莫斯可认为传播技术“使得人们更加接近权力，从而改变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对此，他清醒地指出：“在一个网络在线的世界中，政治终结的真实迷思也涉及从长久以来建立在垂直纵向权力关系之上的社会，向以个体的身份选择为基础的‘横向社会’的转变……‘横向社会’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接入’到信息传播的新技术中，并且进入到以超出传统的上下垂直的方式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力网络之中。”尼葛洛庞帝也曾发出类似的感叹，“我看到同样的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在整个社会之中，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信息社会并不是一种已经建构起来的事实，权力的冲突和协商将构成中国信息化转型过程中的主旋律，当这种内在张力与社会转型期的其他矛盾汇聚在一起，一件局部的个体事件或突发性的公共事件就会被无限放大并演变为重大的媒介事件。在这过程中，如何正确引导舆论就成为了传统主流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责，然而事实上我们却发现了很多主流媒体的“失语”现象。迟到的报道、保守的态度、僵化的方式、暧昧的语言，令受众越来越远离这些传统主流媒体。

　　对话机制的创新不仅是技术和形式的创新，更是态度的创新和观念的创新。2010年11月15日，在上海公寓大火发生的当天，《新闻晨报》文艺部副主任李建中在微博中写道：“今晚，有很多人期待着看明日的报纸，但谁又知道明天上海滩的报纸究竟能够做成什么样呢？每个报社的老总，这一刻恐怕都在作最艰难的权衡。衷心期望各报纸能有勇气，最大限度地将事实呈现出来，也期望管理部门在这一特殊时刻能够理解市民和记者的心情。”18日零点，《东方早报》副主编孙鉴在微博上写道：“上海媒体，不准掉头……明天以后，我们一起做失踪者。”对于上海传统新闻媒体在这次突发事件中的表现，上海电视台胡展奋认为，“恰恰是媒体及时充分的报道舒缓了公众的情绪，更重要的是遏制了谣言的传播，所谓谣言止于正常报道。”不过，传统新闻媒体在这次报道中虽然有很大突破，但是正面报道的陈旧思维依然突出。如18日《新闻晨报》报道中“抢险救援及时、有利、有序、有效”、“是一场成功的典范战例”等言论就成为了网友的调侃对象。

　　因此，对话机制的创新首先是理念创新，如何突破既有的报道模式，走近大众，与大众展开真正的对话是传统新闻媒体走出困境的首要前提。

　　二、说什么：重建公信力

　　在新媒体事件中，传统新闻媒体“怎么说”关系到它们与受众的联系；“说什么”则维系着它们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建设。

　　孙立平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显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6]然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缺乏较为完善的社会公平保护机制，社会权利失衡的问题日趋突出，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形成、社会冲突增加、信任结构崩塌等问题随之出现，社会群体结构出现了深深裂痕。在这过程中，部分弱势群体被抛出了体制之外。利益的冲突让平民阶层与特权阶层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在新媒介事件和公共突发事件中，表现为网民对特权阶层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特别是网络动员很多都是从对特权阶层的批判开始的。

　　不能忽略的是，由于电脑传播减少了面对面的活动从而节省了互动成本，这使得一些狂热情绪变得合理。但同时也存在吸引人的自由氛围，要摆脱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共同责任。[7]不仅如此，虚拟现实还把他们从“肉体的牢狱”中解放了出来，现实的风险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在赛博空间，网民的情绪得到了充分释放，他们通过跟帖、评论、转发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与此同时，由于少了很多现实制约，不理性的声音往往也此起彼伏。卡斯特认为：在网络社会，人群越来越不是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按照他们是什么，或者相信他们是什么组织意义。[8]此外，网民关系的维系是一种可以随时自由组合的“弱纽带”，“互联网的优点是容许和陌生人形成弱纽带，因为平等的互动模式使得社会特征在限制甚至阻碍沟通上没有什么影响。”[9]这导致了虚拟社群在新的热点事件出现时有随时解体和重新组合的可能。这就为传统主流新闻媒体发出自己正确、权威的声音留下了空间并提供了契机。如上海公寓大火发生后，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就得到了网友的积极呼应。郑渊洁在博客中留言：《人民日报》越来越向着人民了；网友王小塞则在当天的博客写下了：人，是城市最高贵的财产。对此，李立峰认为，“在一个新媒体关键事件发生之后，主流传媒要做的，就是重新审视自己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传媒生态和社会传播环境，从而考虑是否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如果主流媒体对新媒体可以作出适当而有效的响应的话，新媒体空间所展示的社会知识和现实跟主流媒体所展示的社会知识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便会缩小。”[10]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突发公共事件向新媒体事件的演变很大程度上源于网络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分离。“现实社会游戏的空间愈大，虚拟社会游戏的空间就愈小；现实社会中自我表达、实现理想的人愈多，虚拟社会中追求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的人就愈少。”夏学銮指出，互联网在有些国家并没有发现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分裂，而在有些国家却造成了二者的明显分裂，这是由这些国家的不同发展程度所决定的。[11]因此，网络时空里呈现的问题需要在现实中化解。在这过程中，传统新闻媒体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人民的心声，推动社会的进步，是传统新闻媒体重塑公信力、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这正如菲德勒所言，“传播媒介的现存形态必须针对整型的媒介作出改变--它们惟一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死亡。”[12]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传统新闻媒体在与新媒体的融合和合作中悄悄发生了转向，一个日益开放的话语空间逐渐浮出水面。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转变还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求，我们需要进一步创新新闻报道理念，推动传统新闻媒体改革的不断深入，为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

　　注释：

　　[1]周子学.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趋势探讨.理论研究，2004-23：20.

　　[2]卢光明，杨树芳.信息的意义指涉与信息社会人类的命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06：84.

　　[3][法]丹尼尔·戴扬，[美]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1-3.

　　[4]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203.

　　[5]邱林川，陈韬文主编.新媒体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

　　[6]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

　　[7]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00.

　　[8][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6：3.

　　[9][荷兰]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33.

　　[10]邱林川，陈韬文主编.新媒体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67.

　　[11][12]夏学銮.网络社会学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