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核实是记者的基本功。这是新闻业的abc。对于人名、地名、数字及专业术语等，记者与编辑均会认真核实，但对于地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发布的新闻通稿，常常是不疑而用，结果出现了新闻失实，成为近年来我国假新闻激增的一个重要源头。

　　新闻通稿在我国原指新华社发布的重要稿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为统一口径、便于记者采访也谨慎发布一些新闻通稿，这些通稿具有权威、真实的特征，不容记者质疑。但在社会利益分化日趋严重，公关之风兴盛的今天，新闻通稿发布日趋频繁，其权威与真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些新闻通稿成了发布方单方观点的陈述，有些则是发布方为试探民意故意释放的气球，有些甚至成为掩盖事实真相的遮羞布。记者与编辑若不抛弃新闻通稿的刻板印象，掉进发布方精心设计的“通稿陷阱”的几率必将倍增。

　　近年来的“通稿陷阱”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扭曲新闻事实间的逻辑关系，推卸发布方的责任。如去年6月份的郑州南刘庄村3死16伤的拆迁血案。当地政府的新闻通稿将真正肇事者偷换成被迫自卫。这类新闻通稿常常出现当地党政相关部门在因拆迁、凶杀、强奸等诱因导致的群体突发性事件的善后处理过程中。因事故原因与当地党政部门的相关成员利益密切相关，或关涉到党政部门相关领导的政绩，或影响其升迁，逐使其利用政府威信，炮制新闻通稿，企图以侥幸心理掩盖事实真相。二是使用修辞性语言粉饰关键性的新闻事实，使关键性新闻信息处于半真半假状态，并以此来搪塞记者的追问。如2009年的邓玉娇事件中，巴东县有关部门的新闻通稿就三番五次修改关键性信息，如将原来的“特殊服务”变成了“异性洗浴服务”，将原来的“按倒”变成了“推坐”，将原来的“修脚刀”变成了“水果刀”等。www.11665.Com这类通稿陷阱属于玩弄文字游戏型，它常常借助于同一语词的不同内涵的方式偷换概念，企图以词语的陌生化方式重新阐释事实真相，并以专业术语为借口掩盖语词的原有内涵，以此让公众产生相关部门已尽职的错觉。三是仅仅为了让媒体突出报道，扩大新闻事件的社会影响力而提供错误的关键性信息。如北京150件圆明园的文物从去年11月16日开启全国巡展之旅，其在南京新闻发布会，将150件部分文物首次走出北京，说成“150件来自圆明园的文物将首次走出北京”。这类通稿中常常利用 “最”字或“第一次”做文章，通稿中常在关键性信息前面使用“首次”、“第一次”、“最多”、“最大”、“最强”等词语，以利用记者或编辑历史知识的不足而企图侥幸蒙混过关，达到宣传效果。

　　这三种通稿陷阱，对社会、对媒体的危害程度也不同。记者若无深入调查，毫无质疑地刊发第一类通稿，不仅损害自身的媒介信誉度，甚至还会激起受害者再次情绪化的集体反抗，恶化事态。若不加质疑地刊发第二类通稿，也许能蒙蔽部分不明真相的公众，为既得利益者为虎作伥，使社会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却使该及时解决的矛盾潜伏化，成为更大社会矛盾的一个因子。第三类通稿似乎没有前面两类通稿陷阱危害大，但它对公众知识无疑产生了深远的误导作用。因此，不管什么形态、什么目的的假新闻，始终是社会的公害，应尽可能地铲除之。

　　记者之所以会陷入发布方的“通稿陷阱”，根本原因不在于记者不具有核实精神，而在于记者把通稿视为真实、权威的信息来源，又懒于深入实际调查所致。但通稿原有属性的悄然改变及“通稿陷阱”的危害，必须让记者及时转变传统观念，将通稿，尤其是通稿中的核心信息纳入核实、质疑的视野。也只有以高度的质疑精神，核实、核实、再核实的理念去求真去假，才能摆脱发布方为记者设下的通稿圈套，发掘出有价值、爆炸性的新闻。事实上，只要记者具有质疑、核实的精神，是能够发觉“通稿陷阱”的。如，郑州南刘庄村的拆迁血案、邓玉娇事件等，都是记者不信任通稿，深入调查后才还原了事实真相，维护了社会正义。再如，“150件圆明园文物首次走出北京”这条新闻，略有常识的记者就会怀疑，新中国60年都过去了，圆明园的文物才首次走出北京吗？即使一时无法核实通稿中的关键性信息，只要具有的质疑、核实的精神，也会让记者保持清醒头脑，在新闻报道中予以恰当处理。如记者在写作中明显表露怀疑倾向，在文中使用“传”或列举与此信息相反的意见、事实。编辑也可利用标题、编者按、短评等方式做文章，表达编辑的质疑声音，迫使发布方继续提供相关新闻信息，消除公众对此事的疑虑。

　　新闻通稿本是辅助记者发稿的一种公关材料，新闻采访本应是记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去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调查研究过程。因此，记者拿起质疑和核实的职业工具，是完全能够避免“通稿陷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