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盛铎和黄远生均为清末民初时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黄远生留学归国后，与李盛铎曾有密切交往。本文以辛亥前后的报刊报道和黄、李二人往来书札为基础，辅以其他材料，梳理从黄留学归国到遇刺这段时间两人的交往情形，诸如交往的缘起、加入远东通讯社、共同参与宪政活动等情况，借窥在由清末到民国的过渡时期，作为“葭莩”、同乡和士人同道的黄、李二人之间互相借重，以因应时局变化的情形。
【关键词】黄远生;李盛铎;交往
交往的缘起
黄远生①和李盛铎的交往究竟始于何时，据李盛铎在黄远生遇刺后撰写的《黄君远庸小传》记载，黄远生留学归国后，适值李盛铎卸驻比大使任而归国，“同僦居于海岱门内”。[1]李于1905年9月25日被任命为出使比国大臣，至1909年10月18日卸任归国，[2]而黄远生在1909年11月11日之前已参加了进士馆游学毕业考试，②两人归国日期相差不远，交往或始于此时。
但李盛铎还提到，“余以葭莩，交君三世”，[1]作为远亲，两人很可能在1909年前就有过谋面。③
加入远东通讯社
远东通讯社系李盛铎、王慕陶等人创办。李盛铎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比国大臣后，王慕陶充任其使馆随员。王于1907年2月赴比，此时王即有意创办通讯社，盖因其时“外患方亟，交涉著著失败，私心愤懑，颇思于言论上有所补救，抵抗强暴，拥护国权”。[3]经筹备，于“戊申己酉之交”，亦即1909年1月(光宣之交)，王慕陶、李盛铎等创办远东通讯社。WWW.11665.Com④黄远生归国后，也参与了该通讯社的活动。这在王慕陶致汪康年、熊希龄的书函中有所提及。
1909年12月30日，王慕陶致汪康年称：“每月须有电十余次，分外邮两处发与木老……如此报不行则用《神州报》，请兄自斟酌，请兄主之，余则托远庸也。”[4]130函中“木老”即李盛铎，而“远庸”即黄远生。据此可知，黄远生参与该社的活动，应不迟于1909年12月30日。
翌年5月11日，王致函熊希龄，声明“上海通信为继兴、景韩担任，北京通信为穰卿、远庸担任，而李木斋先生实综理之。”[4]136据此可知，这时黄远生已正式参与通讯社的活动。稍后，王又介绍黄加入万国记者大会。该年7月24日，王慕陶向汪康年通报该社在欧活动情况，云：“各国记者皆有一团体附于公会中，故其总会长属弟组织一中国记者团体，弟乃以兄名介绍，并为朱季贞、陈景韩、黄远庸诸人介绍，余则皆远东社记者及法文杂志之记者，共约十余人，惟兄等数人不能到会，余则皆到，亦颇盛事。”[4]150汪之胞弟汪饴年撰写的《汪穰卿先生传记》亦有类似记载：“陶即以通讯社各友及《法文杂志》各主笔组成，而以兄及朱季贞、黄远庸、陈冷血四人介绍入会。此会成立后，可以与万国记者接洽。”[5]王之所以介绍黄等四人加入，乃“因此四人皆与通信社略有关系也”。[4]153
李盛铎是该社创办者之一，部分办社资金也源自其捐助。1909年9月8日(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在致枢垣函电中这样说：“铎本年三月捐廉创办远东通讯社。”⑤该社在国外由王慕陶负责，国内事务则由李盛铎主理，即前文所述“而木斋先生实综理之”。[4]136黄远生能够参与该社工作，或即出于李、王之推介。李盛铎在致汪康年一函中有云，“台从晚间如有暇，乞过敝寓便饭，远庸亦在家也。卿得侃叔函，附览。”[4]565这里的“侃叔”即王慕陶，从中可窥当时王、李、汪、黄等人交往情形之一二。
后来，李盛铎回忆说：“君方肆力于文学，又有志于朝章国故，余语君以‘西人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君从事新闻记者之业，实基于此。”
参与宪政运动
黄以进士出身在日习法政科六年，很难说没有一点政治抱负，当其归国之时，宪政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故除从事新闻撰述活动外，他也参加了宪政运动。据《时报》报道，1910年6月，国会请愿团第二次讨论会推举七人修改呈稿，他是其中之一。[6]但清政府不允在1911年召开国会，并迫令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该团遂决定组织政党。[7]在这种情况下，黄、李共同参与发起成立法政同志会，地点在宣武门外八角琉璃井，宗旨是“讲习法政主要课目”，为期六个月，1911年3月1日开讲，每日午后6时至9时;每星期开讲演会一次，敦请中外法政专家讲演各国政治。⑥据郑孝胥记载，1911年3月7日“夜，赴李木斋之约于其寓中，座有肃邸及孟庸生、雷继兴、黄远庸”。[8]两天后的3月9日，郑又写道：“晨，过孟庸生谈借债造路之策，雷继兴、黄远庸皆在座。”[8]虽只言片语，仍不难窥黄、李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稍后，黄远生又参与发起成立宪友会。[9]在宪友会成立大会上，黄担任两临时书记之一，[10]是大会推举的四位章程起草员之一[11]、江西省支部六位发起人之一。[12]李盛铎与宪友会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楚，但并非毫无关系。黄在致李的一函中这样说：“宪友得伯苦心资助，会中人皆叹息而谢受之。……伯先信来，云欲兴实业为助，可感。”又云：“继兴自□□后，佩服我公雅量，五体投地，后生小子若吾党者，终不足有为耳。”[13]从中可知，李盛铎曾给宪友会以经济资助，这无疑有助于提高宪友会的声音，增强其政治分量。⑦
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黄向李通报对徐世昌游说之事，其函云：“如伯唐及木某皆中外属望之人，奈何久置荒远?且引道消道长为喻，渠极以为然。”这里的“伯唐”即汪大燮，“木某”即李盛铎。该函也谈及自己经济困窘，甚至“日坐针毡”，求李设法：“便中可否为之致一信，言基公私债累甚多，自□不敢出口，求一济急了事，年内能得千金，即短差亦可，以家戚日以债务相逼故也。”[13]
另据罗惇曧记载，黄远生不但是南北和谈的目击者之一，还参与了汪精卫、杨度等发起的国事共济会。1911年12月15日，罗致函梁启超说：“汪兆铭同时南行有黄为基者，与其发起共济会，则谓汪宗旨极和平，而沪中各报已攻击之。”[14]南北和谈结束，宪友会分裂，黄又参与发起国民协进会，并当选为常务干事员之一，[15]之后成为民社在京社员之一。[16]迨共和党组建，他参加了共和党。[17]这一时期，他参与政党活动，至少在表面上是比较积极的。
李盛铎在政治上的进取姿态更为明显。武昌起义发生时，李正在山西提法使任上，1911年10月29日，民军函邀其理事，他还声称“汝等如此行为，余决不愿与闻”。但这一立场并未坚持多久，一个多月后的12月3日，军政府“推举李为民政长，李遂亦直受之”。[18]翌年3月16日，他又被袁世凯政府任命为山西民政长。[19]
不过，到民国4月，黄的政治举动开始与李盛铎拉开了距离。临时政府北迁后，黄虽是被交通部留用的极少数清政府邮传部人员之一，[20]但他却坚决辞官，用李盛铎的话来说，就是“壬子以后，部长留君任事，而君绝意进取，谢不往”。翌年5月29日，进步党成立，黄被举为交际科正主任，李盛铎是274名参议之一，[21]但到10月19日，黄宣布了“不党之言”。[22]从形式上看，黄开始对政治采取“旁观”态度，即使后来有传闻说他将要从政，[23]徐世昌对他也一再罗致，[24]但直至被迫流亡，他没有再入政界。
李盛铎则不但继续周旋于官场，且显得游刃有余。1913年11月，国民党被勒令解散而引发的政治地震，似乎对李并无干碍，[25]翌年3月13日还被确认为约法会议的“合格”议员。[26]议员职务结束，[27]他又开始担任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参政职务。[28]
1914年7月3日是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的第一日，黄远生作为记者前赴参观旁听，见到了李盛铎，据其记载：“观其相聚面语情形，亦自有派，李盛铎君则与马其昶君语，又时将而与吾曹语，则先辈中之文学及新学派也。”他认为，参政被赋予神圣地位，对于国计民生应有所作为：“今日国家在何种地位，诸公当自知之，参政院之职权亦非无可为者。若使诸公肯于今日吏治之凋敝、民生之疾苦、教育之衰颓、财政之竭泽而渔之非计，乃至其他种种，诸公之旁皇于私室之中而心忧之者，一一建言之□院，请大总统采择施行，则元老院政治亦未尝不足为国利民福。若今日或绝口不言，或所言又不外于零星琐碎之条文，则吾昔日之所以深病于国会者，又安能至今日为参政院恕之耶?”[29]其中未必不含有对李盛铎的期望。
黄远生身后
1915年12月25日，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遇刺。[30]李盛铎既是黄之远亲，又是旧友，故不能无动于衷。1916年2月17日，李盛铎莅北京顺治门外大街之江西会馆，参加悼念活动。[30]同月27日，与李国珍等再次赴会追悼;[31]再者，李与张元济、李国珍、陈敬第等黄生前之老友、同乡征集诗文联语，并代为醵金赙赠，以尽交谊。[32]此外，还为黄作传，撰墓志铭，以传其仁。[33]1916年2月20日，《申报》刊出李盛铎撰写的《黄君远庸小传》。
结 语
黄远生从留学归国到在美遇刺，不过6年余。与李一样，黄中过进士，同受日本文化熏陶，也是宪政的拥护者，在由“以极可爱之青年光阴，而潦倒于京曹”转向“立意不作官、不作议员，而遁入于报馆”时，[34]他从李盛铎那里听取过建议。正因如此，他在致李盛铎每函的开头，皆以“木斋老伯吾师”称之。这并不全是客套之语。李游走官场多年，不乏官场阅历，堪称黄的人生导师。对黄的经济困境，他也的确提供过帮助。
当然，李盛铎也从同黄远生的交往中受益。如前所述，黄远生曾参与国会请愿团、宪友会、国民协进会、民社、共和党、进步党等组织的活动。即使“绝意进取”而“遁入报馆”，仍有很多便利条件了解政界消息，有机会对李“投桃报李”。对李这样于仕途不无兴趣的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回报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黄以新闻撰述为职志，固然声名显赫，但也因此有了麻烦，“以故名益盛，而仇者忌者日益滋”，最终为帝制分子所逼迫而出洋，为反袁势力所刺杀而殒命，大概两人均始料未及。
注 释：
①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远生、思农皆笔名，本文除引文外，皆以黄远生称之。
②《会奏带领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引见折》(并单)(宣统元年)，《学部官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10年1月2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g]·第1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409-410.
③李道刚认为，黄、李交往一定更早，1904年黄中进士后、赴日留学期间，李出洋考察宪政途经日本时，两人即可能有过交往。参见李道刚.批判的理性与理性的批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2-63.
④王慕陶在写给汪康年的函中亦提及此事，《汪穰卿先生传记》云：“宣统元年□月□日来书(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到)：‘远东通讯社现已重新组织，刻已就绪，局势较前略为扩张，交通亦更为灵活。”但李盛铎在1909年9月8日(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四日)致电枢垣称：“查欧洲各大国皆有通讯社为外交机关，铎本年三月在比京捐廉创办远东通信社”，则该社成立应在1909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之间。两说孰是，待考。参见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81.
⑤清宣统朝外交史料[g](卷7第31)，第3657页。李盛铎先曾“捐廉”，后来又得到了偿还。参见[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663.
⑥法政同志会讲演简章广告[n].国民公报，1911年3月1日～16日。1912年6月，法政研究会筹备开始，由李发起，黄亦参加。参见法政研究会开会详志[n].民视报.1912-06-09.
⑦其时与宪友会并存之政团组织有帝国统一党、宪政实进会、政学会、辛亥俱乐部等。参见都中同志会议组织政党[n].申报，191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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