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07年的新闻，有两个事件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厦门海沧px事件，一个是山西黑砖窑事件，这两个新闻事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新闻的发现到传播，都不单纯是媒体在起作用，在其中起作用的有很多普通公民。厦门海沧px化工项目在百余名政协委员“两会”期间上书无果，当地政府对民众呼声不予理睬，新闻媒体保持沉默或充当传声筒的背景下，各种版本的短信在民间流传，并引起媒体关注，惊动高层，厦门市政府第二天宣布px化工项目缓建。山西黑砖窑事件也是由400位河南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转载在网站上，惊动全国和中央高层才揭开黑幕。奥运会火矩传递到巴黎遭抢劫，留学生杨振东抢拍了藏独分子抢夺火炬、金晶拼命保护火炬的镜头，成为第一时间的摄像加记者。在这些新闻事件中，公民用手机、dv、网络充当了记者的角色，并以自己的方式传播新闻，这些事件证明，新闻传播的公民运动时代到来了。
　　新闻传播公民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新闻的反叛和颠覆，这种反叛和颠覆对新闻学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的意义。
　　
　　一、重新定位新闻观念和新闻作用
　　
　　传统新闻观念和新闻实践一贯坚持新闻是党的喉舌、是传播有社会价值和有意义信息的工具，起到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这个理论和观念长期统治和影响着中国的新闻走向和价值判断，也紧密结合着政府部门与新闻媒体的关系。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哈林认为：“今天的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有着远比19世纪更为密切和经常的联系。wWW.11665.CoM”①另一些学者也认为：“虽然美国媒体仍然将客观性作为职业意识形态，但在实际工作中，新闻界的人员与政府成员之间越来越熟稔。记者变得更加依赖于政府官员和机构，后者变成了他们的简要信息来源。”②而网络时代，中国的新闻公民运动，却以没有理论先导的集体行动，悄悄颠覆了新闻观念和新闻体系。新闻公民运动具有人员来源不确定、跟政府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信息来源广泛、信息发布隐秘等特点，公民参与新闻活动的理由和动机是揭开生活真实的一面，还事件一个真相；或者是亲身参与新闻过程，获得真实的材料和体验。公民这种自主性的新闻参与活动完全不受媒体的控制和主导，也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甚至不会考虑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因此，新闻公民运动改写了新闻主旋律报道和引导的作用，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新闻。比如在2007年周老虎事件中，开始是政府和媒体力主周正龙发现了华南虎，并上报中央要求建立华南虎保护基地，网络发布周正龙拍摄的照片后，植物学家、动物学家、摄影家、律师一起加入到辨别照片真伪的活动中，全国媒体打了一场双方对峙的口水战，愈演愈烈，直至政协委员将提案提交“两会”。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网络上的拿脑袋、拿命来赌的激烈论战，假如沿袭政府倚仗媒体发布单一的声音，那么现在的周老虎恐怕就成了真老虎，中国众多的老百姓将蜂拥到陕西听华南虎啸去了。而在这一事件中，陕西省政府的公信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这是十年前中国人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新闻公民运动标志着思想的自由和解放，也标志着政治民主时代的开始。
　　
　　二、新闻传播渠道和发布人员的重新定位
　　
　　长期以来，新闻工作者是指有资质的、受过专业训练和培养的新闻从业人员。中国庞大的新闻队伍是进行新闻报道、实施舆论监督、引导公众意识的主力军，传统纸质、电视、电台等媒体传播渠道，限制了新闻发布人员和发布渠道，形成新闻圈内人士操纵新闻话语权的格局，而新闻公民运动则改变成了人人都是新闻发现者和撰稿人，人人都是新闻评论员，发布新闻的渠道——网络、手机更彰显出新兴传播手段的强大力量，这种对传统媒体的颠覆和变革，使新闻发布人员要重新定位为参与和发布新闻的所有公民；传播渠道要重新定义为传统与现代信息交叉形成的立体的渠道；新闻活动和传播更多的是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联合和互动产生的结果，这样的重新定位让新闻更具贴近性，更靠近老百姓的诉求，更能引起公众的共鸣。“媒体对社会最底层的需求（尤其是生存的需求）是敏感的，由此产生的报道将会形成压力，从而通过其他中介手段促使社会资源的重新分布，以达到对公民的最起码需求（生存需求）的满足。可以说，越是接触到民众最底层的需求，越容易引起媒体的敏感度和关注度”。③
　　
　　三、舆论形成模式的颠覆
　　
　　目前，全球新闻信息的传播模式是单向的，即从强者流向弱者。就国家而言，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往往掌握更多的话语权，美国占据着话语霸主的地位，控制着重大新闻事件的解释权和阐述权，并用这些新闻传播方式影响世界各国人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在中国，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同样比较习惯和认同这样的舆论形成和信息传播模式，那就是自上而下的瀑布式模式，处于顶端的是政府信息发布和各行各业的精英言论，处于下端的是普通老百姓，公民是被动的接受体，大部分人对信息的来源、对信息的态度、对事物性质的判断，保持着统一的声音和克隆的语言，主流媒体主宰着舆论的导向，新闻话语权操控在少数精英的手中。新闻传播公民运动的兴起彻底颠覆了这一状况，分布在各个角落的平民百姓可能会改变处在最末端的地位，首先发现和报道新闻，使自己置于新闻舆论的顶端，而众多媒体精英在发现和甄别了公民新闻信息的价值后才跟进。传统媒体作为党政监督延续的特征，决定了它们对于一些社会重要议题的关注和报道具有滞后性，因为它们的报道与政府的决策紧密相关。而网络媒体则有反应迅速的特征，能够对各种事件进行及时的关注。而且更容易形成“人民的舆论”，而不仅仅是和政府决策相关的宣传式的“舆论”。④同时，新闻传播公民运动还可能引领着舆论的导向，因为这些新闻舆论从萌动到写作立场，都来自民间，都从民生需要的角度来诉求，它们的声音更真实、更有力度。当然，这样的舆论形成模式对中国人来说实为不易，除了技术手段革新提供的支持外，还需要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和自由开放的新闻氛围。
　　
　　四、新闻管理部门和领导者对群众声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中国现行的新闻管理体制在改革开放30年有了很大的改善，新闻出版业虽然改制为事业加企业性质的单位，各媒体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新闻出版管理的总体框架依然是“婆婆管着小媳妇”，政府宣传部门和党委对新闻有绝对的管理权。而公民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新闻管理体制的反叛，多渠道的传达和申述使民意得到充分的表达，各种不同的立场、各方不同的意见汇集成言论自由的变奏曲，新闻管理部门和领导者对群众声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加贴近民众，倾听民众的声音，尊重民意，并对偏激的观点进行积极的引导和疏通，领导和民众利用网络这一平台公开对话，新闻管理部门和政府领导者也充分地征求意见、收集意见，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双赢。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中，媒体开始的“一边倒”舆论导向和情绪性报道，对当事人和民众情绪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但在双方僵持过程中，政府和拆迁户利用网络和媒体充分表达意见，各部门做了大量的配合工作，“主流、权威媒体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既控制了数量，又把握了质量，对事件的分析非常理性、科学、客观”。⑤政府部门通过媒体对民众情绪进行疏导，对事件的妥善解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实现了拆迁户、开发商、政府各部门的多赢。“两会”期间，各大门户网站专门开辟“两会”互动专区，充分了解公民的意见，同时也让民意实现了畅通的表达。

　　五、改变了中国的媒体生态
　　
　　新闻传播公民运动改变了舆论监督权由新闻媒体承担和完成的状况，变成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央视《新闻调查》主持人柴静在自己的博客上以“你是公民，也是记者”作为宣传语，鼓励网民自己寻找线索，曝光当地超标的楼堂馆所。据统计，截至2007年4月，类似于“中国舆论监督网”的网站多达81个，很多网民不再满足于新闻报料的角色，而是更愿意充当“公民报道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发布渠道——网络，来关注身边的新闻事实，来行使自己的监督权，来挑战主流媒体。这些“公民报道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新闻变成了人人可以参与的群众运动，使新闻报道更贴近民众、更具亲民的色彩；另一方面，新闻的公正、客观、理性很难控制和掌握，尤其在民间情绪泛滥，言论自由失控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现在从法律、舆论环境以及社会认可度来看，中国的新闻环境正在逐步跟国际接轨，逐步走向宽松和民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国际上著名的沙利文案说起：1960年3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呼吁支持黑人民权运动的宣传广告，广告中部分事件失实，蒙哥马利市政专员沙利文代表警察控告《纽约时报》，大法官布伦南提出“实际恶意”原则，即对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报道中的错误，控告者必须“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媒体明知故犯或严重失职，否则不能算诽谤，布伦南大法官的著名论断一直影响到今天：“错误的陈述也有‘呼吸的空间’，故也需要保护。”这个案件是传媒史上的里程碑，它给了新闻媒体在细节上出错的机会保护，也给了新闻媒体宽松的舆论监督环境。沙利文案48年后，中央电视台因报道河北一家棉纺织厂生产“毒毛巾”被企业告上法庭，法院以“企业有获得客观社会评价的权利，但法律亦保护媒体的正当舆论监督权利”和“针对媒体与公众对其产品质量及安全的苛责，应予以必要的容忍”为由驳回了企业的起诉，法院的判决与沙利文案是惊人的相似，时间虽然过去了48年，但法律和法理精神依然闪烁并发扬光大。对待新闻媒体有了进一步宽松的环境，中国“公民新闻报道者”也拥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尺度，从前几年的虐猫事件到去年的艺海艺校辱师事件，网友自发地利用互联网，在论坛、qq群、贴吧、博客中联合起来，互发信息，查找当事人，报道事态的发展，可以说，公民的一系列活动没有受到阻碍。

　    六、挑战新闻法律法规，也挑战公民的道德底线和社会良知
　　
　　由于新闻传播公民运动尚处于无序状态，网络管理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民间舆论监督网制度存在缺陷和利益诱惑监督变味等因素，使“公民新闻报道者”的行动既蓬勃展开又无度制约，“作为一种现实存在，这个群体的出现，对媒体的传统形式提出了不可回避的挑战。他们传播消息少有制约，也缺乏媒体应有的严谨的操作流程。可他们却不断有‘猛料’爆出，在互联网时代，不时吸引着公众乃至传统媒体从业者的视线。事实上，‘公民新闻报道者’的确冲击着我们既有的新闻观。但遗憾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这把双刃剑还都没有寻找到很好的制度安排”。⑥由此看来，新闻传播公民运动将挑战新闻法律法规，法律要不断完善去跟上形势的变化，在法律约束力还不能规范公民行为时，只能依赖于公民自身素质和道德修养，因此，每个公民在发布新闻时，要承担社会道德责任，要有社会良知，要反复思考这个新闻报道出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和会产生什么社会影响。“谣言借助各种先进的传播手段进行快速广泛的传播，已成为今天新闻传播领域的一大公害”。⑦不良信息和假新闻泛滥成灾，公民隐私不受保护，新闻的公正性受到影响，情绪性新闻和评论破坏安定团结等弊端也暴露出来了，我们来看看最近发生的几个新闻案例，能很好地看出不受限制的公民报道带来的社会影响，一个是“死亡博客引发的‘网络暴力案’，31岁的姜岩在网络上声讨了丈夫王菲和第三者后自杀，她公开的博客成了引发公共事件的导火索，网友在网络上公布了王菲和第三者的通讯方式、家庭住址，甚至其父母的电话、地址，网友从网络的攻击谩骂升级为现实生活的人身攻击和群体围堵，最后王菲愤而将“北飞的候鸟”、“大旗网”、“天涯”三家网站告上法庭。第二个事件是胶济铁路“4·28”惨案中，一位山东网友因为转发不实消息，夸大死亡人数而被当地警方拘留。这些事件暴露出新闻传播公民运动在没有完全受法律法规规范行为时的无序泛滥的问题，因此，新闻传播公民运动提出了严峻的社会问题，加强对新闻传播公民运动的引导和规范，是新闻管理部门迫在眉睫要研究的课题。
　　新闻传播公民运动，还新闻一个正确原始的轨道，那就是新闻是真实的，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改变着新闻的话语权和知情权，也实现了新闻监督的广泛性和客观性。新闻的两大任务，一是报道，二是引导，客观地说，新闻传播公民运动实现了第一个任务，对第二个任务，还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去完成。
　　
　　注释：
　　①张巨：《权利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②丁刚：《谁的声音——全球传媒的话语权之争》，《新闻与传播》，2008（3）。
　　③④陈力丹、易正林：《论信息机会主义——以山西黑砖窑事件为例》，《新闻与传播》，2008（2）。
　　⑤⑥⑦孙正一、柳婷婷：《2007：中国新闻业回望》，《新闻与传播》，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