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纪录片话语研究是媒介话语研究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是运用话语理论和话语分析的方法来揭示纪录片发展背后的权力与控制问题。现阶段相关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纪录片的研究，另一个是关于话语与话语分析的研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相互融合和渗透的趋势。
　　关键词　纪录片话语　纪录片研究　话语研究
　　
　　纪录片话语研究是媒介话语研究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是运用话语理论和话语分析的方法来揭示纪录片发展背后的权力与控制问题。在纪录片研究中，话语和话语分析理论的引入，是对纪录片理论的一种创新。传统纪录片理论偏重于经验和技巧，不能满足理论创新的需求，话语和话语分析理论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的微观视角，突破了创作技巧的圈子，关注于纪录片背后的意识形态推动和纪录片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关注于纪录片的外在控制、内在控制和自我控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方法，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纪录片文本。不过，纪录片话语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从事的学者还很少，因此，笔者把近年来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整合和梳理，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一资料基础。
　　对学界相关当前研究状况的考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关于纪录片的研究，另一个是关于话语与话语分析的研究。我们注意到，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虽然各有各的路径，却并非南辕北辙。相反，近年来出现了相互融合和渗透的趋势。
　　
　　一、关于中国纪录片方面的研究
　　
　　关于中国纪录片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从事学者较少，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大型纪录片的热播，对纪录片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WwW.11665.coM
　　
　　1　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
　　《中国纪录片发展史》(方方，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阐述和总结我国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的形成历史、发展过程，获得成就、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何苏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5)把中国电视纪录片从诞生的1958年到2004年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即政治化纪录片时期，人文化纪录片时期，平民化纪录片时期和社会化纪录片时期。并就每一个时期最富特征的一些点进行剖析，使四个时期前后连贯，形成脉络。博士论文《纪录片下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李灵革，浙江大学2004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在历史学与纪录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博士论文《影像中的20世纪中国——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唐晨光，南开大学2001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毕业论文)以近百年的社会发展为背景，论述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以及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此外。《在触摸历史与实录变迁间转换——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简述》(肖平，《中国电视》。2005年9期)探讨了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和创作问题。《中国文献纪录片的演变》(单万里，《电影艺术》，2005。6期)论述了中国文献纪录片近80年的历史演变。《对中国纪录片的回顾与展望》(黄慰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8期)、《关于中国当下纪录片》(鱼爱源，《电影文学》，2003，2期)、《90年代电视纪录片发展概览》(刘树勋，《电视研究》，2000，8期)等论文对中国当下的纪录片发展进行了论述和探讨。这些关于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有的是对中国纪录片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述，有的只是对某个纪录片很短发展时期的论述，探讨了纪录片发展与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社会因素的关系，大多以年代和作品创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倾向为断代依据，对中国纪录片形成、变化和发展勾勒了一条明晰的脉络。
　　
　　2　纪录片理论和创作的研究
　　纪录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占了纪录片研究中大部分，《中外纪录片比较》(张雅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j999)通过对于中外纪录片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经典作品的纵向回顾与横向比较，概述了纪录片创作的四种基本结构方式，探讨了纪录片之于现实、纪录片之于真实、纪录片之于历史的关系、纪录片应反映怎样的文化内涵等问题。《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吕新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对十多年来在中国掀起的“新纪录运动”进行了实践上的展示与理论上的分析。此外，《纪录片创作论纲》(钟大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电视纪录片制作》(吴保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生存之镜》(姜依文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2000)等书都对纪录片特别是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和理论发展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些纪录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可以对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有利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目前纪录片创作的理论以及美学状况，对于研究近三十年纪录片的创作理论与美学特征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现阶段对纪录片的研究中，关注点比较分散，大多着眼于表层分析，鲜见深入、系统对纪录片进行考察的文章，而对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中，大多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考察纪录片的发展，对纪录片发展史进行剖析的就更为少见。但是，以上学者对纪录片方面的研究，为纪录片话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史实基础，为问题的阐述提供了更多视角和切入点。

　　二、关于话语与话语分析
　　
　　1　话语理论和话语在国内的运用
　　在西方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涛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表现在：其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即认识论的话语观；其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一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日话语权。突破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一系列话语的研究中，福柯通过《疯狂与文明》(1961)、《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等著作，不仅对话语做出一般性理论描述，而且对特定领域(如启蒙运动及其制度化的成就)的话语活动作了“考古学”或“谱系学”的历史分析。福柯的分析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话语是权力的关系”。在话语的权力结构或权力关系中，一些话语处在优先的、显著的、合法的或自然的位置上，另一些话语则从边缘的、被压制的地位努力抗争以便获得社会的承认，从而表现出不同话语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这里意识形态一词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制度化意义。某些话语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最终制度化为社会的共识，并以中立、自然、理性、科学等名义确立为普遍接受的知识系统，某些话语则被忽略乃至否定为谬误、疯癫或愚昧。
　　国内对“话语”(discourse)的运用，主要在四个领域：一是语言学领域，有一种话语语言学，其中的“话语”一词，指的是：句子，语句。言语，或者篇章。一是文艺研究中的叙述学领域，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对叙述学中的“话语”与“故事”、叙述学中的“话语”与文体学中的“文体”分别进行了区分。刘安军认为，叙事行为即为话语生产行为，“用名”被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市场所决定，并由这个市场权力消费的特性决定其文化身份。第三个领域主要是哲学和思想史等领域。陈晓明于199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便以《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主体》为题，陈晓明认为话语恰恰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严锋在《现代话语》一书中使用的话语资源也来自于福柯，他认为福柯没有提出一般的话语理论，强调的是话语实践。第四个领域，也是现在话语研究中最为关注的，便是媒介话语的研究。郭路的《对传播话语权的一点思考》(《东南传播》，2005年，10期)中认为现阶段媒介具有权力，这种控制人们思想意识的权力体现在它拥有传播话语权。并探讨了在市场经济社会，媒体如何把握手中的传播话语权，承担媒体还公众以知情权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吴晓明的《媒介传播中的话语权倾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3期)中探讨了当代的信息传播中，信息的发布存在着的话语霸权现象和话语歧视现象。李敬波的《浅谈大众传媒之双刃剑——话语权》(《写作》，2003年，21期)一文中探讨了大众传媒及其话语权的影响力和弊端问题。刘晓伟的《媒体的话语统治与传播效益》(《当代传播》，2003年，6期)一文中指出大众传播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社会政治的需求和公众舆论的要求，使它在被赋予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的使命的同时，也被赋予了“统治话语”的地位。
　　
　　2　语话分析和媒介话语分析的研究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首先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提出，他在195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话语分析”的文章，通过分析一篇关于生发水(hairtonic)的广告，探讨了解释句子与句子之间关系的规则，以及语言与文化、文本与社会情景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可以看成是当代话语分析的发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英美等国家，许多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到话语分析的行列，从而促成了这门学科的快速发展，并形成了众多研究方法和学派。20世纪70年代，在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下，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or cdai异军突起，其中代表是福勒(fowler，r.)、克雷斯(kress，o.)、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114.)和梵·迪克(van dijk)等。他们把现代社会批评理论引入语言学，不把话语当作反映社会关系的纯洁工具，而是接受福柯(foucault，m.)的定义“话语是有系统组织起来的、反映某一社会集团的意义和价值观的话语。……这些社会集团限定、描述、并控制关于它自身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不管是边缘的还是中心的。”(福柯，1971)。通过分析话语结构，寻找其突出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以此揭示话语是如何建构和再现权力(powcr)关系的。从不同角度，借助不同方法，以上四位学者都曾经或正在以新闻报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独具魅力的一个分支，称为“批评性新闻分析”(criticalnews analysis)或“媒体话语分析”(media discourseanalysis)。其中梵，迪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尝试将其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媒体文本，发表了一系列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例分析的著作，如《通讯种族主义：思想和言谈中的种族主义偏见》(1987)、《作为话语的新闻》(1988)、《新闻分析》(j988)、《种族主义和报纸新闻》(1991)、《精英话语和种族主义》(1993)、《意识形态》(1998)等等。把话语和话语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和媒介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把基于媒介运作和传播过程的研究转变为媒介文本研究。费尔克拉夫(1995)在《媒介话语》一书中，把媒介话语分析的方法归纳为：语言和社会语言分析，对话分析，符号分析，批判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社会一认知”模式，文化一类型分析等等。菲斯克(1987，《媒介文化》)在讨论电视文化时，开篇就“电视、话题和术语”作了准备性的阐述。他说，为了理解节目的生产以及由此而来的意义的生产，需要理解话语的运作。在媒介研究中，话语一词最简单的含义是语言的组织，语言的扩展使用。当语言扩展到非语词文字的表达时，我们可以说摄影的话语、照明的话语、镜头剪接的话语等等。然而话语的形式层面不能取代它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层面。在后一个层面上媒介研究对话语一词的使用涉及到媒介产品的意义表征。媒介产品作为一种“话语的实践”，总会在某个重要的话题范围内涉及到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并表现出不同社会群体和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对话语或话语实践的任何思考必须包括三点：它的话题范围、它的社会来源和它对意识形态的作为。
　　媒介话语分析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充分关注，丁和根的《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1卷1期)主要从理论背景、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宏观上阐述了将话语分析应用于大众传媒话语研究的相关问题。潘章仙《多学科、多视角的语言研究——话语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6期)对主要的几种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评述，徐赳赳介绍了vandiik的话语观，马博森评述了schiffrin&hamilton关于话语的看法，等等。国内学者不仅对媒介话语分析进行了大量的介绍，而且更多的学者开始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具体的媒介话语分析实践。王华的硕士论文《英语报刊杂志经济新闻语篇的批评性语篇分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5)以福勒等人在1979年提出的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为理论框架，结合新闻事件发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摘自中外出名报刊杂志的一些对于同一经济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刘文英的硕士论文《从批评性语篇分析角度浅析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朱镕基政府记者招待会个案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7)采用“批评性语篇分析”中的“三维”方法论对于朱镕基的五次记者招待会分别从文本层面，话语层面和社会文化背景层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邱春安《电视新闻访谈节目话语分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年9期)通过对借用美国会话分析理论对英美国家电视新闻访谈节目语料进行分析，发现在新闻访谈节目中，采访者和受访者在新闻访谈特殊的话轮转换规则的制约下构建了特殊的互动模式。孙倚娜运用伯明翰话语分析模式对美国电视谈话节目(talk show)的话语语料进行了分析。慈祥《电视娱乐节目结构的话语能力初探——兼论<非常6+1>的话语生成机制》(《红河学院学报》，2007年4期)将电视娱乐节目视为依照特定程序对语言符号进行编码的文本，依据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方法，从娱乐节目的本体特征进行文本要素一结构性分析，阐释了潜隐在娱乐节目文本之中的形色话语的生产、运作机制和流通、控制过程，等等。
　　以上国内外学者对于话语和话语分析理论的研究，为纪录片话语研究提供了理论的支撑，而学者话语分析特别是媒介话语分析的实践更为纪录片话语的研究提供了视角参考和方法借鉴，对纪录片话语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帮助。
　　
　　三、纪录片话语的研究
　　
　　可喜的是，近年来散见于一些学术刊物上的零星论文。已经开始正面涉及纪录片话语领域。《作为类型的政治运动——十七年电影中的象征与意识形态关联》(柏佑铭，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4期)、《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到多元文化的复兴——我国军事纪录片发展模式初探》(黄莉莉，现代传播，2004年，4期)、《亲民倾向——主旋律纪录片的一个选择》(杜军，《中国电视》，2005年，7期)、《警惕dv影像的国家形象误读》(张昌旭，《青年记者》2004年，10期)等论文探讨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纪录片中的表现，以及纪录片如何更好的构建意识形象问题。《历史影像与现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特征》(印少云，《中国电视》，2006年，5期)、《自任以天下之重——论当代中国纪录片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品格》(严芳，《艺苑》，2007年，1期)、《视角更加多元创作更趋自由——浅析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李薇，《山东视听》，2005年，10期)、《边缘纪录——人文思想的影像诠释》(韩燕君，《中国电视》，2005年，10期)等论文论述了纪录片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关系，并探论了精英知识分子怎样更好地融入纪录片的创作中去的问题。《大众文化语境下纪录片的生存对策——加强对话性》(梁颐，《新闻知识》，2006，2期)、《电视纪录片大众化走向思考》(王秋馥、任慧、许冰，《新闻传播》，2007年，1期)等论文对大众文化在纪录片中的话语表达进行了探析。因为纪录片的文化特性，一些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纪录片的话语和话语方式从宏观上进行了探讨，张红军的《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三种形态及其发展态势》(《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1期)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纪录片--之所以有翻天覆地的这化，与当代中国的三种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及学界精英文化这三种文化决定了中国纪录片的三种主要形态：主旋律纪录片、大众式纪录片及精英纪录片。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这三种主要形态在当今文化的影响下，经历相互间的冲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并日益明显地呈现出各自的发展态势。张同道的《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9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文化形态与美学特质》(《电影艺术》，2000年，3期)认为，90年代的纪录片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形态、边缘文化形态。这四种文化形态的纪录片共同构筑中国纪录片的文化格局，品质各异，风格多样，矛盾而又丰富，汇成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
　　以上学者们的研究不仅为我们进行纪录片话语研究提供了资料和史料基础，而且一些学者在媒介话语与纪录片话语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更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视角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