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闻学 研究进展 年度报告 文献综述 中国
[摘要]：2007—2008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在宏观维度上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新闻—传播”双核结构的学科内部整合研究、交叉研究成果丰硕；二是围绕典型重大新闻事件所进行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边缘研究成为热点；三是批判性研究与感悟式发现继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潮。微观维度上，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民生新闻、政府新闻和舆论监督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的深入。因为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8年度新闻学界发表了一批总结反思式的学术文章，体现出一种历史纵深感和现实厚重感。
abstract: from perspectives of macro level,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in china 2007-2008 can be generally summa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major features: (a)intra-disciplinary integrated researches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es in the bi-core-structured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made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b)inter-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and marginal researches concentrated on some typical news events have become the hot spot; (c)critical study and reflective discovery continue to be the major forms of journalism research. from perspectives of micro level, researches about media coverage of public events and news concerning people’s livelihood, governmental affairs and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s, etc., have made progress greatly. thanks to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journalism circle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conclusive and reflective academic articles, represen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depth and realistic substantiality.
key words: journalism；research development；annual report；literature review；china
（接上）
三、批判性研究与感悟式发现继续成为2007—2008年新闻学研究的主潮，并且产生了较有理论深度的成果
李良荣等（李良荣、李彩霞：《2007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回顾》，1/2008/3）撰文对2007年中国新闻学的研究做了回顾，指出2007年新闻学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进展，领域在不断开拓，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对现实的关注也更为迅速。wWW.11665.COM但是，跟风式研究、简单图解式研究等现象依然需要警惕，低水平重复现象大量存在。并建议在研究方法上应力避停留于“有感而发”的层次。应该说，2008年的新闻学研究在这方面尚未见有明显的改观。
纵观2007—2008年的新闻学研究论文，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的范例并不多。
在上文提及的拉萨事件的西方媒体报道研究方面，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了集中的定量研究，但是研究成果多未发表。在发表的文献中，仅见杨晓丽（《透视西方新闻观的新样本——西方媒体对拉萨“3.14”事件的报道》，传媒观察/2008/6）一文，该文根据千龙网记者4月21日所做的数据对比，对西方主流媒体采用新闻和图片时的偏向进行了粗略的分析批判，是量化研究与批判研究结合的例子。
在网络新闻研究方面，“华闻在线”（《2008年3月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12/2008/5)做了初步探索。据“华闻在线”的统计，受政府对此事件的严正态度所影响，国内关于拉萨“3.14”事件的新闻绝大多数为官方报道和少数中央级媒体刊发的评论性质文章。所持视角大致为以下三方面：谴责达赖集团幕后主使（46%），批评境外媒体及反华势力（29%），描述西藏解放前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25%）。网络上对于拉萨“3.14”事件的讨论很激烈，与传统媒体相应和，但有的也脱离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大多数网民对事件表示出愤慨（72%），愤慨情绪主要针对境外媒体和反华势力（70%）。在网络上，网民们一致痛斥境外媒体（54%）和反华势力（26%），一些人（11%）认为拉萨事件是反华势力为了在奥运年抹黑中国所精心策划的阴谋。但也有极少数网民（8%）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境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无可厚非，而国内新闻报道的开放度不够，让他们无法辨别真相。另有网民（6%）认为社会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对于澄清事实有重要帮助，因为揭穿境外媒体歪曲报道首先是在网络上，相比而言官方媒体的反应则显得过于缓慢。
2007—2008年新闻学领域的批判性研究和感悟式发现除了围绕太湖蓝藻事件、河南淹井事件、凤凰塌桥事件、雪灾、地震、奥运等重大热点问题展开外，对2007年发生的“华南虎照事件”、2008年初发生的“艳照门事件”和2008年发生的“瓮安群体事件”以及“三鹿奶粉事件”等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在舆论监督，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与新闻改革等领域成果比较多。
由于2007年相继发生重庆“钉子户”事件和杨丽娟事件，新闻媒介的越位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有关媒介批评的研究也较集中。对于重庆“钉子户”事件，有研究者（赵中颉：《“杨家坪拆迁事件”的传媒反思》，2/2007/5）认为，传媒机构通过议程设置对现实环境中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选择、加工、重构而成的“拟态环境”，同客观事实已经全然不同。这种不同的重要原因在于新闻报道的“事实”中已经自觉不自觉、或明或隐地渗入了记者、编辑或传媒机构的主观意念和思想倾向。在对重庆“钉子户”事件和杨丽娟事件中传媒越位进行批评的过程中，研究者对于传媒消费主义以及商业化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在媒介批评的诸多研究中，“社会责任”成为热门话语。同媒介的社会责任密切相关的则是媒介公信力。研究者指出，中国公众认为电视新闻最可信，传统媒介的新闻比网络新闻更可信。而要真正维护媒体公信力，须对目前的媒介体制进行变革，让媒体对自己的公信力真正负起责任（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解析中国媒介新闻可信度》，1/2007/4；刘有才：《新闻媒体公信力的流失与对策》，传媒观察/2007/8）。
在日渐成形的“媒介化社会”氛围中，一个事件往往会因为新闻媒介（包括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介入而迅速成为新闻事件、公众事件乃至文化事件、社会事件、政治事件；其影响也不限于一时一地、某个个别领域，而是长远的、全方位的。2007年发生的华南虎照事件就是这样的事件，围绕这样一个新闻事件，来自各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多侧面的研究，其启示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黄旦等（黄旦、郭丽华:《媒体先锋：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中国食品安全报道——以2006年“多宝鱼”事件为例》，1/2008/4）以2006年“多宝鱼”事件为例，对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中国食品安全报道进行了回溯式研究，认为人们将食品安全事件本身带来的公众恐慌和行业损失归罪于媒体是不公平的；同时，媒体在进行食品安全事件报道时也应转变观念，从自以为是的监督者成为客观公正的“雷达”。
罗以澄等（罗以澄、陈刚：《论新闻媒体对争议性事件的报道框架——以“华南虎照片”事件为研究对象》，9/2008/4）以“华南虎照片”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几家媒体的报道进行量化分析，运用框架理论，探讨媒体是如何设置新闻框架、再现这场争议，进而影响或引导公众对争议性事件认知的。认为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是考察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个最佳场域。争议性新闻事件由于其自身的争议性，势必引发多元化的社会舆论。因此，新闻媒体采用什么样的信息组合方式或曰框架来磨合信息，进而以何种新闻图景呈现事实便显得尤为重要。
周笑（《从华南虎事件考察中国新闻传播的价值》，1/2008/3）则认为，华南虎事件作为2007年度中国新闻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所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多元延伸的新闻事实，更展现出中国新闻传播过程中社会价值的结构性变化。这一价值重构正在对中国社会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围绕华南虎照事件的感悟式发现最集中的话题是“舆论监督”（孟航宇：《“全民打虎”与公权参与——从华南虎事件看网络媒体监督效力及发展前景》，新闻窗/2008/4；林晓：《知识在传播中的表达——探析“华南虎照片事件”中科学知识的舆论监督作用》，声屏世界/2008/2；张国民：《“华南虎”事件中的公民知情权和媒体公信力》，传媒观察/2008/3）。张明海等认为，2007年冬到2008年春，两起“老虎事件”在民众中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质疑之声，这在中国新闻史上和舆论监督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对两起“老虎事件”进行审视，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对民众自身而言，这是一次深刻的媒介意识启蒙教育，网络媒体为广大民众参与舆论监督提供了平台，铸就了民众敢于质疑的精神，且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民众的舆论力量非常巨大，既考验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也度量了政府的公信力。（两起“老虎事件”指湖南平江以及陕西安康“野生华南虎”事件，前者从曝光到真相大白，仅用了5天时间，而后者却让民众等待了许久。见张明海、肖健、夏雄：《敢于质疑：民众监督的理性回归——“全民打虎”事件折射的社会舆情》，长沙大学学报/2008/4）。
舆论监督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2008年新闻舆论监督在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上都是值得关注的一年。网络等新媒体在华南虎照事件中的表现可以说算得差强人意，而在年初发生的“艳照门事件”中，却又大失水准（李新文：《从“艳照门”事件看新闻把关人角色缺失》，14/2008/4；杨晓文：《社会新闻呼唤新闻专业主义——以“艳照门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杨丽娟事件”为例》，4/2008/6）；在山西煤矿矿难事故中，一些媒体工作人员为了得到封口费而实际上做了黑矿主的帮凶，在三鹿毒奶粉和结石婴儿事件中，部分媒体的表现让人失望，部分媒体的表现又为新闻界多少挽回了点面子（赵金、简光洲、阚敬侠、王志安：《媒体的“三鹿”之失》，13/2008/8上；唐远清：《由“奶粉事件”论无良网络公关的危害》，2/2008/11；路胜贞：《三鹿事件：网络在十字路口艰难抉择》，传媒/2008/10；朱佳贤：《对“三鹿奶粉事件”中舆论监督及媒介角色的思考》，14/2008/11；王卫明、曾绯：《记者为什么敢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称？》，12/2008/11；简光洲：《我为什么要率先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字——从“三聚氰胺”事件看市场化大潮中媒体的责任与操守》，2/2008/10；吕凌靖：《“三鹿事件”看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策略》，对外传播/2008/11）。这样的反复一方面说明中国社会的情况是复杂的，中国媒体还在成长之中，另一方面也说明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研究仍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2008年新闻舆论监督的理论研究可谓成果丰硕。童兵关于“推进舆论监督的意义及举措”的研究文章（《从人民民主的高度推进舆论监督的意义及举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通过梳理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权力制约的历史论证，强调现代政治的铁律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提出要从人民民主的高度推进舆论监督，重视和开展舆论监督是实现权力分持和权力制约的有力手段，认为目前存在一些有害于舆论监督的不健康走势。文章指出，在体制改革与机制改革的关键阶段，由改革而导致的各种利益的重新配置也空前严峻地提到每个阶层、每个部门、每个人的面前，坚持舆论监督和抵制、抗拒舆论监督的交锋也空前尖锐和复杂。中央关于舆论监督的坚定决心和明确态度，同部分地区、个别部门对舆论监督的步步设防之间的冲突，成为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奇怪的现象。这种走势，应该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应该提高认识，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加以彻底扭转。
有学者（田晓：《浅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与被监督》，法制与社会/2008/1）指出，这些年新闻舆论监督“缺位”现象严重，一些以新闻监督之名所写的所谓批评报道却又往往失真，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每况愈下。作者认为，新闻监督本身也应纳入规范的法制轨道，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也应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文章援引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一项关于“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和满意度”的抽样调查结果指出：81%的受众认为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太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74.8%的受众认为媒体“对本地政府监督不够”。从实际情况和效果看，当前我国的传媒舆论监督确实存在很大的“缺位”。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司法机构社会组织的单位和个人无视传媒在实施舆论监督方面的职能和权利对正常和正当的舆论监督任意进行干扰。他们或是拒绝接受采访，或是拒绝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或是干脆下“禁令”，禁止采访报道等等致使在需要舆论监督的时候，常常出现媒体“缺位”和“失语”的现象，使群众看不到媒体的作为，听不到媒体的声音。其次是“畏难”报道导致话语权失去平衡。近些年来，新闻监督类采访报道是遭受暴力抗拒和打击报复比率最高的。一些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对新闻舆论监督报道采取暴力手段阻拦和抗拒。实际上，不论是新闻媒体单位，还是新闻工作者个人，常常出于“畏难”而主动放弃一些必要的舆论监督采访报道，导致传媒舆论监督极少，新闻媒体本该属于大众的公平、公正话语权失去平衡，把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演化为一种“畸形”的话语霸权。而从制度层面看，则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缺失“被监督”。要真正扭转这种局面，就要建立传媒舆论监督与“被监督”体系，确保新闻媒体依法进行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客观、公正的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所报道的“新闻事实”进行监督。
其他有深度或较有新意的研究还有，丁柏铨关于“新闻舆论监督与扩大人民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新闻舆论监督与扩大人民民主》，2/2008/9）、李缨和庹继光的“权力让度下的新闻舆论监督风险分析”（《权力让度下的新闻舆论监督风险分析》，14/2008/5）、孙晓钟关于“舆论监督该不该点名”的研究（《“某新闻”不得不防——关于舆论监督该不该点名的新探索》，16/2008/3）、赵文辉关于“新闻舆论监督与警察形象建设”的研究（《论新闻舆论监督在警察形象建设中的作用》，政法学刊/2008/8）等。
四、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新闻学发展历程，一批学术成果体现出一种鉴往知今的历史纵深感和批判反思的现实厚重感
2007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往年引人注目，不少学人对过去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与批判，构成本年度的研究重心。同时，个案史、专题史、新闻界人物和具体的史实考订工作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一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了新闻史专家笔谈，将他们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的思考刊发于《新闻大学》上，在新闻史学界掀起了一阵热潮，同时也构成了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热点，表达了学者们对新闻史研究的自省和期待。
首先是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缺失。有学者（方汉奇：《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1/2007/3）指出，造成本体意识难以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新闻史本身与政治思想斗争史关系密切，结果是新闻史成了政治思想史，具体表现为：只讲宣传内容，忽略报刊是在怎样的宣传方针指导下运用宣传技术和策略的，而后者恰恰是新闻史应涉及的主要内容。学者们认为，强调本体意识就是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各样的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具体到报刊史而言，就是要分清“历史的报刊”与“报刊的历史”。“历史的报刊”，就是通过研究报刊去研究某一方面的历史；“报刊的历史”，则是研究报刊本身的发展规律，新闻史的任务就是研究报刊的历史。新闻史研究的中心应是媒介自身。
在新闻史研究中实现范式突破，框架调整，视角转换是学者们的共识。有学者（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1/2007/1）根据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理论，提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两范式”观点。另有学者（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1/2007/3）进一步将其细化，认为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代表了流行于20世纪20—40年代的一种范式，可称之为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这种范式以“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1956年大纲草稿和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代表又一种范式，盛行于20世纪50—70年代，称为政治与媒介功能模式，20世纪50年代受到苏共报刊史的影响而形成，影响至今，50年代以后大陆的新闻通史著作都可归于此范式之列。还有学者（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1/2007/1）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当借鉴“新史学”路径，探求一种“新新闻史”的写法，以社会史的范式及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将新闻与社会、理论与历史融合，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增强新闻史中的叙事成分，突出新闻史中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也有学者（张昆：《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1/2007/2）建议将新闻传播史解构为三个子系统，即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并建立三者彼此交融统一的三维历史空间。
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学者们不约而同地站在新的起点上回顾新闻学30年的发展历程，检讨新闻传思想理论的碰撞交锋，反思新闻出版改革的得失成败，产出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一些名家的观点，对我国新闻学未来的发展颇有启发作用，很值得回味。
童兵以“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纪念中国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30周年》，1/2008/2）、“思想解放对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呼唤”（《思想解放对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的呼唤——兼议高校30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成就》，13/2008/9）和“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纪念中国新闻改革30年》，2/2008/6）为题，从多个角度纪念改革开放30年，热情讴歌改革开放为新闻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所创造的历史机遇，对30年来新闻学的发展做了总体评价，指出新闻传播业经过改革开放30年发展，在以下五个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第一，新闻传播业实力增强，有力地保证了整个中国文化生产力的壮大。第二，努力创新体制，正在营造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第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国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第四，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研究结出硕果，新闻学基础理论趋向繁荣。第五，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学术团队的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第一，中国的新闻改革受三个改革和三个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和改革力度不相同的影响。第二，新闻改革遇到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攻坚瓶颈；目前对新闻传媒没有实行分类定性和分类指导的方针，对传媒业的性质、功能、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不加区分，又增加了攻克这些瓶颈的难度。第三，推进新闻改革缺少强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主要是新闻传媒求新求变、做大做强的压力与动力。但中国目前相当一部分传媒缺少这种压力和动力。第四，目前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互补，融合共进，缺少动力又无规划；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业内与业外、传媒与学校、国内与国外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热情和劲头少了许多。第五，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新闻学术研究科学规范的缺失，严重阻碍着传媒公信力和新闻科学权威性的重塑、维护和张扬。
李良荣和戴苏苏撰文（《新闻改革30年：三次学术讨论引发三次思想解放》，1/2008/4）指出，在新闻改革30年过程中，中国新闻界有过三次学术讨论，带来了观念的革新与实践的积极探索，对新闻媒体功能的多元化、双重属性的确认以及新闻业社会责任的加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化。
作者认为，三次大讨论，引发了学界业界对新闻媒体功能、性质和社会责任的深刻思考，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带来了观念的转变与思想的解放。中国新闻改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在曲曲折折中探索着前进的方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三次大讨论的深刻思考与激烈碰撞。
陈力丹撰文（《改革开放三十年，新闻学发展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改革开放30年来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回归》，8/2008/11）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新闻学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有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被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作者结合今天的实际变化说，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发表的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发布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新闻学话语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外表形式，而与实际事物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反映了30年来我国社会，特别是新闻传播业结构和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能我们以前有过争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了，在那个问题上我对了，可能我们都有过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认识问题。然而，学科发展到今天，是我们共同努力和推动的结果。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需要团结一心，奔向新闻学科发展的未来。
雷跃捷、李滨撰文（《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进展与不足》，8/2008/8）分析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进展与不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稳步建设和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设和发展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呈现出同步发展的态势；经过我国新闻学研究者们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渐趋完整和成熟。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憾。一是“新闻无学论”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二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某些理论不能阐释现实，更不用说指导现实。三是对新闻学研究方法重视不够。面对新闻学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以及加速变换的世界格局、社会格局和新闻传播格局，我国新闻学界必须以大力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新闻学。
丁柏铨和彭婙撰文（《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综述》，南京社会科学/2008/8）对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顺着如下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和发展者列宁的新闻思想加以研究；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新闻思想加以研究。研究进路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新的起点上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第二阶段，研究中体现出较前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第三阶段，在多个方向上推进研究的深化。
蔡雯撰文（《创新、拓展与重构——新闻编辑业务改革三十年》，10/2008/10）对新闻编辑业务改革30年历程进行了回顾研究，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变迁与媒体发展，推动新闻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新闻编辑作为新闻传播的一项核心业务，在这场变革中一直处于前沿。从总体上看，30年的编辑业务改革迈出了微观业务创新、宏观业务拓展、业务融合与组织重构三大步，为中国新闻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郑保卫和祁涛撰文（《30年报业改革与发展——以新闻工作改革和制度、市场与技术的变革为视角》，中国报业/2008/12）认为，纵观30年来我国报业改革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报业改革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坚持与时俱进；坚守政治原则；实行稳步推进；优化市场环境。30年报业改革发展的历程和它所呈现出的特点，为今后进一步推动报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总结起来，这些经验和启示主要有：坚持正确导向；不断革新理念；推进制度创新。
申启武撰文（《改革开放30年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3/2008/2），在阐释广播节目形态本质内涵的基础上，梳理改革开放30年来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并通过深入的考察分析概括出广播新闻节目形态演变与发展的“碎片化、互动化、多元化”等基本特征，进而得出结论：坚持“受众本位”和广播的媒介特性与传播规律是广播新闻节目革新与发展的未来方向。
2008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是不平凡的一年，发生在这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和正在对人类的历史发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透过这次全球危机，人们对正如火如荼的全球化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随的种种全球化，包括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全球化也许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烦恼和困扰。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中，新闻媒介和传播技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全球化的工具。面临这样的危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应该深刻反思，身为媒介中人或新闻传播的研究者，也应该对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有高度的警觉。
根据笔者的观察，有关金融危机的报道初期过于乐观；现正处于胶着状态，寄希望于奇迹发生的侥幸心理占据重要地位。有关金融危机的报道，事关重大，一些新闻学者已经发表了有见地的观点（肖重斌：《历史视角下的美国金融危机与新闻报道》，13/2008/12；李翔《“我们无法隔岸观火”——谈央视经济频道直面金融海啸的全方位报道》，7/2008/12），还有一些学者正在做比较深入的思考，其研究成果有望在近期发表，我们寄希望于这些成果能带给我们启示，促我们警醒，赋予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参考文献]
[1]新闻大学.[journalistic university.]（文中1/2008/2指《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下同）.[journalistic university.“1/2008/2”，means the first journal listed is referred as journalistic university，published in 2008，no.2.]
[2]新闻记者.[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3]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4]东南传播.[southeast communication.]
[5]中国广播电视学刊.[china radio & tv academic journal.]
[6]中国记者.[chinese journalist.]
[7]新闻实践.[practical journalism.]
[8]新闻与写作.[news and writing.]
[9]当代传播.[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10]国际新闻界.[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1]新闻界.[press circles.]
[12]今传媒.[today’s mass media.]
[13]青年记者.[youth journalist.]
[14]新闻知识.[news.]
[15]新闻爱好者.[journalism lover.]
[16]新闻战线.[news fro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