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探源

现代文学的起点始于何时？是钱理群先生的1917年，还是陈平原先生的1898年，还是张毕来先生的1918年？众说纷纭，但无论向前移还是向后移，我们都必须承认：中国文学从古代走向现代，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经历了一个萌芽、发展、转型、定型的阶段，而“现代文学的起点”也正是这个“转型”到“定型”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正像婴儿呱呱坠地时的那一声啼哭，宣告了这个新生命的诞生。而之前的那些阶段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十月怀胎期”，这个时期是婴儿在母体内不断地汲取营养，从幼小的胚胎发展为四肢健全的个体的过程，我把它定位于1840年到1916年，历经70多年的历史；而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中白话“正宗”地位的确立，正是那“一朝分娩”之诞生时刻，正是现代文学的起点。
　　一、吸纳精华的十月怀胎期
　　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我们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人的文学”和“白话文学”，前者是从文学的内涵出发，后者是从文学的语言来说。这两方面都是文学最基本的要素。但是，文学生产的过程中必然会牵涉到创作主体、传播媒介、文学运动等的参与，而这些因素也是构成“现代文学”必不可少的内容。wwW.11665.CoM因而，全方位的探讨这些因素的变化，对于认识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十分必要的。
　　（一）创作主体的变化：士——知识分子
　　“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人的通称，是“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在唐、宋、明、清时期，特指获有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等功名的人。”然而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他们读书做官之路。他们不得不离开乡村，进入都市，接受心学，寻求新的职业。或者投身于报刊，或者从事于写作，成为“第四阶级”的一员。在社会组织结构变化的条件下，传统士人开始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
　　创作主体的变化也带来文学的变化。文学不再局限于“载道”的层面上，也不仅仅是吟花弄月、饮酒狎妓的反映，文学成了一种谋生的方式。晚清许多作家都以卖稿或办报为生，文学作品逐渐商品化。像李伯元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到上海创办小报的。韩邦庆、周瘦鹃、周桂笙、包天笑等等莫不如此，他们由无名氏到有名氏再到职业作家，由兼职作者到专职作者，从而完成了自己社会角色的转化，这也是通俗文学创作主体的重要变化。文人以创办报刊或者译写小说为职业，标志着报人与作家的职业化。
　　（二）传播媒介的变化：手工传播----大众传播
　　鸦片战争以前，文学作品的传播借助于印刷媒体，不过这时的印刷媒体基本处于手工阶段，如以手工抄写，以雕版、木活字或铜活字排版而以手工印刷。其主要形式是手抄本和线装本。红楼梦首次是在1791年以木活字印行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现代印刷机传入中国，铅字排版和机器印刷取代了过去的手工抄写和雕版印刷而居于主导地位。这导致现代报纸、杂志和图书出版业的迅速发展，为文学提供了崭新的强有力的大众传播方式，从而使文学传播从手工传播演变为大众传播。与传统的刻书相比，文学期刊在传播上有很大的优越性。数量大，传播快，覆盖面广，影响自然也大。“中国的期刊文学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由于各种原因，期刊出版比书籍出版更加繁荣。许多重要的作品在出单性本以前，是在杂志上问世的，而且，一些作品只有在杂志上才能找到。”曹聚仁说：“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倡导小说界革命，可谓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许多知识分子也纷纷创办小说杂志。此时，小说与报刊之间的关系真正达到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三）文学类型的变化：诗文为宗-------小说为魂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不断延续，诗文一直是文学的正宗，“诗言志”“文以载道”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小说则是稗史野史，是残丛小语，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许多通俗戏曲往往被看成败坏社会风气的“淫曲”。然而，近现代以来，随着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兴起，小说被提升到文学的“最上乘”，戏剧也乘上小说的“便车”，地位一跃而起。相反，诗文的地位显著下降，传统的文类结构彻底改变。
　　“小说界革命”是“四界革命”中声势最为浩大、影响最为广泛、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的革命。倡导者们最初想利用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所具有的功能和魅力，通过对传统就小说的思想改造和新思想的输入，以达到服务于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之目的。但小说界革命兴起后实际所带来的影响及其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巨大推动，已远远超出初期倡导者们的想象，小说界革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创作上，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表现方式上，对中国小说发展起了整体性的推动作用。自此，中国小说不仅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而且逐步发展为20世纪中国文学各种艺术门类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最为发达的一种艺术形式。

　（四）文学内涵的变化：道—人
　　中国传统文学以儒家诗学为中心，讲“思无邪”，讲“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以礼教为核心内容的道德教化和以“三纲五常”维系统治秩序的等级制度。所谓“思无邪”，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说白了，就是要束缚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安于做奴隶。而现代文学的本质是“人”，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呼唤个性意识。
　　晚清文学、民初文学已经出现了“人”的觉醒，尤其是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如苏曼殊小说《断鸿零雁记》中浓郁的悲剧意味、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浪漫的个性色彩，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徐枕亚《玉梨魂》中直接挑战传统的婚姻模式，暴露封建家族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罪恶性、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解放思想；周瘦鹃《秋海棠》中关于人的尊严、人的命运的叙述，李涵秋《广陵潮》中对当时社会世相百态、人情世故的描绘，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具有个性解放思想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文学内部还是文学外部，晚清民初都已具备了现代文学的雏形。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白话“正宗”地位的确立才最终促使这个新生事物的诞生。
　　二、振聋发聩的分娩时刻
　　白话文运动在晚清已掀起了一次高潮，那是精英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而发起的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白话报刊雨后春笋出现，各地白话书籍也大量的发行，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甚至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但这些都没有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原因在于“晚清倡导者只把白话作为启蒙运动的工具，没有上升到文化建设的高度”，在于“没有一种有意的主张，在于白话文倡导者仍然采取一种二元的态度”。
　　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白话倡导者则从语言变革入手，旨在破坏与语言相联系的文化价值系统和情感系统，造成传统文学格局的解体。尤其是胡适大张旗鼓地宣称：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更是彻底摧毁了以文言为代表的旧文化。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每一民族、每一时代的语言，都凝聚积淀着民族的、历史的文化、反映出特定的民族的、历史的心理结构、思维定势。因此，任何社会的价值系统都不能不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来重新构建。“语言表达的方式可以影响到人们的思路、思考和行为。白话文的成功推展，可能已促使中国文字变色和变质了。”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家园是文言文，所以取消了文言文就直接摧毁了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家园。当我们回首那些操守古典传统的文人诗人们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地被一律驱赶到文学舞台的边缘，当我们看到刘师培、苏曼殊、王先谦等名人先后死去，我们就会知道一种语言的失落是如何弥漫到整个文化的消亡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知道了1917年的重要性：它结束了一种文学又真正开始了另一种文学；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识了了胡适的不朽功绩：找到了文学革命的最佳突破口；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了周纵策的评价：从“五四”时代起，白话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文化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都有绝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无疑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刘东方.“五四”时期胡适的文体理论.[m]齐鲁书社.2007年
　　[2] 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3] 付建舟.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论稿.[m]凤凰出版社.2011年
　　作者简介：贺美锋（1981——）女，山西朔州人，聊城大学文学院2011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