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述无“信度”：再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笔者从大学毕业至今十多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常陪我左右如良师益友，但良师益友亦非完美，我渐渐发现它在作品复述和史料运用上存在瑕疵或“信度”不足的问题，有的已经被人提及，不再重复，而暂未被人言说的部分便成为本文的内容（本文指出25条瑕疵）。本欲藏而掩之，但鉴于目前大学生的积累欠缺，大学教师也未必能发现这些错讹，而该书作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作为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本科生指定教材，印量甚大，影响甚巨，因此便在此献丑，希望贤者不吝赐教。
　　一、作品复述信度不足
　　1 在该书的第三章《小说（一）》第62页，著者提及许地山的小说《命命鸟》：“女主人公加陵初时企图逃婚对抗，而男主人公敏明在一次离奇的佛教式的冥想中……厌却红尘，并以虔诚的祈祷感化了加陵，双双携手平静地走入绿绮湖。”
　　这里弄错了人物的性别，查小说原文，男主人公应该是“加陵”，女主人公应该是“敏明”。
　　2 在这本书的第十三章《沈从文》的第217页，著者论及沈从文的《八骏图》，指出“作家达士先生在青岛的大学生活期间，发现周围的七教授个个都患了性压抑、性变态的病症，便在给未婚妻写的信中一一刻画了他们的虚伪处。wwW.11665.com”
　　但这番叙述与原文有异。从原文可知同事中“六个心灵皆不健全”，但第七个教授庚“精神方面极健康”，而且有着热烈的爱情，更不需要性压抑或性变态了。那么是什么导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把他算在“病人”行列的这种错误呢？很可能是没有读懂原文，以及根据题目来断章取义（思维预设），其实题目“八骏图”并非指八个教授都是“病马”，而是援用青岛的那位大学校长的称谓，“他似庄似谐把远道来此讲学的称为‘千里马’；一则是人人皆赫赫大名，二则是不怕路远。”故此，“八骏”指的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而非精神。
　　3 在该书的第三章《小说（一）》第53页，著者介绍彭家煌的小说《活鬼》：“同样喜剧味道十足的，还有《活鬼》，将财主家庭内部为了人丁兴旺而纵容媳妇偷汉、给小孩子提早娶媳，以致家中不断‘闹鬼’的现象，大加嘲弄。”
　　其实，此处的情节结果和主题都被说错了。实际上，小学生荷生家里“闹鬼”是在他的祖父（勤俭起家的老农）去世荷生执掌家政后，他母亲、姐姐不偷汉了，家中却不断“闹鬼”，弄得她们先后不幸惨死。而且，“财主家庭内部为了人丁兴旺而纵容媳妇偷汉、给小孩子提早娶媳”只占小说大约五分之一篇幅，说不上是该小说的“大加嘲弄”的重点。其实，小说《活鬼》讽刺的是经常给荷生讲鬼故事的学校厨子邹咸亲，他和荷生交情颇深堪称“挚友”，但他却在荷生的祖父死后，装神弄鬼地玩弄荷生家中的女性，最后当他在荷生屋外扮鬼时，被醒来的荷生一枪击中，之后销声匿迹。小说嘲讽的就是这位“一向做事稳健，博得教职员的信仰”和学生的信任的道貌岸然，但却心怀鬼胎的“活鬼”邹咸亲，同时也透露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信息。
　　4 在该书的第十一章《老舍》第193页，著者复述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如下：“经过三年的艰辛，祥子终于买下一辆新车，不料才半年就被匪兵抢去。他虎口逃生，路上捡到三匹骆驼，卖了三十元钱，准备积攒着买第二部车，不久又被孙侦探抢去。”
　　这里发生了动机错误和数量错误。事实上，那三匹骆驼并非祥子在“路上”无意之中“捡到”的，而是在乱军撤退时专门等待时机有意牵走以补偿他那辆车的损失。另外，三匹骆驼卖了不止著者所说的“三十元钱”，而是三十五元钱。
　　5 另外，在该书第十一章《老舍》的第191页提及“老舍早期作品中的理想市民——无论是《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景纯，还是《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里的丁二爷，都是侠客兼实干家”，其中《赵子曰》里的“赵景纯”应该从原文改正为“李景纯”。

　6 在该书的第十二章《巴金》第206-207页，著者谈到巴金的《憩园》：“旧主人杨老三在嫖赌饮吹中荡尽了祖传的遗产，沦落为乞丐，长期寄生虫式的生活，使他丧失了最起码的谋生能力”。
　　事实上，杨老三并非“荡尽了祖传的遗产”，就马上“沦落为乞丐”，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时间上也有出入，他是被已经工作而且收入还不错的大儿子赶出家门后才慢慢沦为乞丐。鉴于此，小说的主题并不单纯是如该书所言“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寄生生活对人的腐蚀，批判福荫后代、长宜子孙的封建思想”，更有着一种“带刺的伦理”的味道：小说具有带刺的父子关系（杨老三的大儿子仇父，姚小虎骗父）；也有着带刺的亲戚关系：弟弟杨老四明知其车撞倒的是兄长，不仅驱车扬长而去，还吐痰在兄长身上，足见兄弟关系冷漠。姚小虎的外婆听说姚太太比她的已死的女儿贤惠，心存妒忌，而有意无意以金钱、后母不良等观念教育小虎，把开始还不算坏的小虎教育为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以一种妒忌的、放纵的方式表现出家长观念的腐蚀和控制，使得小虎成为杨老三的影子。
　　7 在该书的第二十三章《小说（三）》第396页提到张爱玲《金锁记》中这样的情节：“七巧因出身低贱，嫁给性无能的残废丈夫”。但是笔者阅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的由钱谷融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上卷（第三版），以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的由金宏达、于青编的《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其中的《金锁记》并没提到七巧丈夫的性无能，他的病是“软骨症”“骨痨”，而且如果他是性无能的话，他不可能和七巧生了一男一女（“也生男育女的——倒没闹出什么话柄儿”，因此也排除了七巧偷情生育的可能性）。
　　二、史料运用信度不足
　　8 此书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第7页说钱玄同“他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态度甚为激烈。”其实应把这封信的题目或发表刊期写出来，因为钱玄同致《新青年》的信不止一封（例如二卷六号也有），这封信的题目是《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钱玄同敬白》，原载《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通信”栏目第14页，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改题为《寄胡适之》。

　9 该书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第7页写道：“1918年冬天，陈独秀、李大钊又办了《每周评论》杂志，同时，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换言之，《新潮》月刊应该也是1918年冬天。但是第25页的本章年表中却赫然写着“1919年1月，《新潮》月刊创刊”。到底哪一个表述才正确？
　　经查《新潮》月刊，其创刊号出版时间是1919年1月。
　　10 该书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第14页记载“前期新月派（指1928年徐志摩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之前）提倡格律诗”。但是第99页却说“前期新月派，是1927年以前，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为基本阵地的诗人群。”那么，到底哪一个时间正确呢？
　　经查《新月》月刊，可知其由徐志摩、罗隆基等编辑，1928年3月10日创刊于上海，1933年6月1日出至四卷七期停刊，共出43期，从此可知前期新月派活动时间应该是在1928年以前而非1927年之前。
　　11 该书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第15页写道：浅草社“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但是第28页的本章年表在1925年条下却记载着“10月，陈翔鹤、陈炜谟、杨晦、冯至等在北京组成沉钟社”。
　　根据《沉钟》周刊创刊号（1925年10月10日），沉钟社成立于1925年10月，并非1929年秋。
　　12 该书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第17页说：周作人在1918年发表的《人的文学》，“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
　　事实上，周作人《人的文学》的“非人的生活”创作观念中的“非人”并不专指“底层人们”，因为他声明“人的文学”的第二项“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此处“非人的生活”既然与“平常生活”对应，那么从逻辑上说是指“非平常生活”，并不必然指“底层人们”的生活，鉴于此，周作人才举例说明俄国库普林的小说《坑》是写妓女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提倡女人殉葬殉节的文学是非人的文学。妓女与殉葬女人的生活都是“非人的生活”，但未必是底层人们的生活，后者就不是，殉葬的女人甚至更多是大户人家。所以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生活的“非人”与否，却在于创作态度的“严肃”与否。正如他的《平民文学》中的“平民”也并非指底层人们，而是指“世间普通男女”。
　　13 该书第十六章《新诗（二）》第273页写道：“而当殷夫与他出身的阶级‘告别’（《别了，我的哥哥》），投身于革命洪流，‘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时，他就感到了‘个人’融合在无产阶级‘集体’中的喜悦与幸福。”
　　根据发表该诗的1930年5月10日《拓荒者》第4、5期合刊，该诗作于1929年4月12日，其主标题是《别了，哥哥》，副标题是“（作算是向一个class的告别词吧！）”。
　　14 该书第14页表明：“语丝社，成立于1924年11月，办有《语丝》周刊”。而据第27页本章年表的1924年条下记载“10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第124页本章年表的1924年11月条下记载“同月，《语丝》周刊创刊”。究竟孰对孰错？
　　经查《语丝》周刊创刊号，其创刊时间皆为1924年11月17日，并非同年10月。
　　15 该书第六章《新诗（一）》第98页说“1923年，同时出版了冰心的《繁星》与《春水》，以及宗白华的《流云小诗》”。而在第111页本章年表的1923年12月条下记载“同月，宗白华《流云》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查192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宗白华的诗集应该是《流云小诗》而非《流云》。

　16 该书第七章《散文（一）》第115页写着：鲁迅1919年“此期间写下的《自言自语》《古城》等篇什，意境深远而美丽，是现代散文诗最早出现的精品。”
　　其实《自言自语》与《古城》并非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因为据《鲁迅全集》，《自言自语》是鲁迅1919年8月19至9月9日连载于《国民日报》“新文艺”栏的系列散文的总称，包括《古城》等七篇。
　　17 此书第161页提到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出现了一大批表现个人走向社会历程的作品”，例如“丁玲的《一九三六年春在上海》等作品”。第232页却提及丁玲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与《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展开的是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
　　查刊载该作品的《小说月报》，作品题目应该改为《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该作之一发表在该刊1930年9月，之二刊载在该刊1930年11-12月。
　　18 此书第十三章《沈从文》第212页说沈从文“接触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憧憬，1923年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不成，决心学习写作。”但据第223页本章年表的1922年条下记载“夏，只身抵北京”。
　　究竟沈从文抵达北京的时间是哪一年？本文认为是1923年。虽然沈从文1980年的《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说“我是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到达北京的。”但是时隔将近60年的记忆可信度值得怀疑，因为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模糊淡化，时间相隔越短遗忘相对较少。根据他到北京几年后的1931年写成（1934年出版）的《从文自传》，当时他被调进保靖报馆，看新出的《创造周报》和冰心的《超人》集，不久他被调回军队，很快他主动申请到北京念书，经过19天到达北京。因为《创造周报》创刊于1923年5月，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冰心的《超人》集1923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此可知沈从文应是1923年抵京。
　　19 此书第十八章《散文（二）》第309页提到何其芳的“《画梦录》就因其对现代艺术散文体裁的独特的制作，1936年被授予《大公报》文艺奖金”。但是在317页本章年表1937年条下则有“5月何其芳《画梦录》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经查《大公报》1937年5月15日星期六第二版《本报文艺奖金揭晓》和第三版《本报文艺奖金的获得人》就可以破解谜团，即何其芳获《大公报》文艺奖金是在该年。
　　20 根据该书第327页《曹禺》一章的年表的1940年条下：“秋冬作《北京人》（五幕剧）。1941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而在该书的498页的第二十八章《戏剧（三）》的年表1940年条下却赫然记着：“12月曹禺作《北京人》（三幕剧），次年12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经查1941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曹禺的话剧《北京人》，以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曹禺文集》，双重印证，确实其为三幕剧，而非五幕剧。
　　21 该书第二十三章《小说（三）》第380页赫然写着：“丘东平的报告文学《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也有人当作小说来看待。”第二十七章《散文（三）》第464页认为“丘东平，他的纪实小说和文学性通讯很难分得清。《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都很有影响。”
　　经查1947年上海希望社出版的丘东平的《第七连》，198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丘东平的《沉郁的梅冷城》，以及高远东先生编选的华夏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丘东平代表作·第七连》等等书籍，多重印证题目应为《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
　　22 在该书的第二十三章《小说（三）》第398页提到徐訏“1943年发表长篇小说《风萧萧》，一纸风行，当年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该年被称为‘徐訏年’”。但是该书第411页本章年表的1946年条下记载“10月徐訏《风萧萧》（长篇）由怀正文化社出版”。
　　那么，《风萧萧》到底哪年成书出版？经查该书1946年10月上海怀正文化社的初版本，孔范今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六》（明天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风萧萧》，尤其是作者1946年9月13日在上海写的《后记》，多重印证可知该书1943年3月1日开始动笔，1944年3月10日脱稿；1943年3月起在重庆《扫荡报》副刊连载。鉴于“一纸风行”既可理解为作品在报刊上刊载大受欢迎，也可理解为作品成书出版甚为畅销，总之是指杰出作品风行一时。根据以上材料，“一纸风行”指的是前者，“发表”也最好改为“连载”。
　　23 在该书第二十章《戏剧（二）》第335页谈到夏衍，说他1936年“写了历史剧《秋瑾》（原名《自由魂》），这是以清末女革命家秋瑾为主角”，“夏衍在回顾他的创作道路时曾经说到，他早期创作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多幕剧《赛金花》与《秋瑾传》”，“写《秋瑾传》‘也不过是所谓忧时愤世’”。而在第340页本章年表的1936年条下则写道：“12月夏衍《自由魂》（《秋瑾传》）发表于《光明》第2卷第1号。”
　　这里有两个错误：一是时间错误，经查《光明》杂志，《自由魂》发表的时间是在《光明》的第2卷第1号和第2号，而非仅仅在第1号。二是题目错误：《自由魂》发表时只叫《自由魂》，如果要表示它和《秋瑾传》是同一个作品的话，那么最好改为“12月夏衍《自由魂》（后来改名为《秋瑾传》）发表”；另外，教材的同一页出现一次《秋瑾》，两次《秋瑾传》，到底怎么回事？根据有关资料：《自由魂》1937年当年正式演出时已改名《秋瑾》，1937年1月，四十年代剧社为与《赛金花》同时赴南京演出，排演夏衍新作时，演出委员会“决将‘自由魂’改名为‘秋瑾’”。此举除了“以便更加通俗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亦颇有使此两位巾帼英雄能同时与首都人仕[士]相见也”的考虑。故1944年夏衍刊行《边鼓集》时，即有《（秋瑾）再版代序》一篇。1950年上海开明书店重印此剧本时，亦即以《秋瑾传》名篇。鉴于此，再根据教材中引用夏衍的提法是《秋瑾传》，教材中的题目宜统一为《秋瑾传》。
　　24 该书第九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二）》的正文第157页指出“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1934年9月主持出版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次年9月又有《宇宙风》问世，依托三个刊物为阵地，形成了一个标榜‘性灵文学’的文学流派。”但是这却与该章年表的第169页内容不同，根据年表中记载，《论语》创办时间相同；1934年4月林语堂主持的《人间世》创刊；1935年7月，林语堂、陶亢德主编《宇宙风》半月刊创刊。另外，在第十八章《散文（二）》的第304页正文赫然写道：“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2年和1934年，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与《宇宙风》两刊。”但是这却与该章年表的第316页内容有异，据年表记载，《论语》创办时间相同；“1934年4月林语堂等主办《人间世》半月刊在上海创刊。1939年12月终刊，共出42期。”“1935年9月，林语堂主编《宇宙风》半月刊在上海创刊，1947年8月出至152期终刊。”
　　经查《人间世》和《宇宙风》原刊，确定《人间世》半月刊1934年4月5日在上海创刊，1935年12月终刊，共出42期。而《宇宙风》半月刊1935年9月16日创刊于上海，1947年8月出至152期终刊。
　　25 该书第十六章《新诗（二）》提到殷夫的同一首诗，在272页题目写作《1929年的5月1日》，在273和274页均写作《1929年5月1日》，到底孰对孰错？
　　经查，该诗原载1930年5月1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五月各节纪念号》，原题应为《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1929年5月5日作。
　　毋庸置疑，《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是同类教材中的佼佼者，虽然存在一些瑕疵，但是瑕不掩瑜。本文之所以指出其错漏，是希望这本优秀的教材日臻完善，不致于继续给大学师生以负面的影响。本文启发意义大概有四：一是学术研究须有认真的精神与科学的态度；二是反思史料的“多”与“真”问题，“多”未必等于“真”；三是让研究回到文本自身，要读文本，也要读懂文本；四是提倡反权威精神，要敢于怀疑敢于说真话，真理面前没有禁区。
　　（责任编辑 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