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最重大的主题统御着现代批评，尤其建国后的文学批评几乎就是以政治的‘工具’确立自身价值的。”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这一主调落下了它最后一个尾音，之后的文学批评摆脱政治功利观几十年的束缚，走进文艺真正自足、百花真正齐放的新时期，显示出新的气象因而走向新的批评时代，因此他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为下限；周海波则把现代文学批评延续至当前，他声明是“从这一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性质与特征着眼的”，即“现代性”角度，而“所谓文学批评文体的现代性，是指以现代艺术和思维与科学理性为主导，在语言、手段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现代特征。”故而把一般意义上的“当代”也包容在现代文学批评范畴内。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分期问题，王永生编本与传统现代文学“三个十年”的划分法，1917—1927年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1927—1937年是革命文学时期，1937—1949年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温儒敏著本以批评家专论设置章节，没有分期问题；许道明本前三十年的划分法基本与王永生本一致，后三十年则为第四时期，分别冠之以“理性时期”、“综合时期”、“重塑时期”和“一体化时期”；周海波著本把许道明编本前两个时期界定为“创建时期”、“发展时期”，后两个时期则综合为“程式化时期”，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批评史界定为“多元化时代”。各个版本对批评史上下限的界定有长有短但分期基本是重合的，每一时期所选批评家有多有少但重要选家是一致的，可见目前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编著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时期划分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各版本对各时期的名称界定，王永生编本鲜明地以现代文学划分法来命名，许道明著本和周海波著本则从文学批评的发展来定义，然而各个名称并不具有对所统率章节内容强烈的凝聚力，编者不象是从具体内容中提炼出分期及名称，更象先搭建一个构架，再往其中放置内容，因而分期更显主观性，当然这种主观在编著者那里是自觉不自觉地沿袭于传统与文学史一致的划分方法。
　　
　　三、以史带论、以论代史还是以论带史?
　　
　　原生态的现代文学批评本身史实浩繁，如何进入批评史编写系统，反映出作者一定著述目的、批评史观，也决定了著作的存在意义。从写作目标上看，有三种情况：
　　一是偏重历史记录目的，王永生编本是典型范例，每一个十年以一本三四十万字篇幅的书来编写，享誉一时的批评家及其理论穿插在文化史、思潮史、体裁批评史之中来展开，并不设批评家专论；许道明著本同样有史录的特点，注重史实本身的完备，不同的是所选材料更集中于重大批评活动和重要批评家的论述上，设置批评家专论并对其批评历程进行详尽描述。
　　同是以史带论，王永生编本以体裁为构架对重要批评家分类论述，许道明著本则是把批评家放在一定流派之下阐述，譬如朱光潜，王本是列举在第二个十年“本时期的诗歌理论批评”章目之下的，而许本则是作为京派批评家之一来阐释。前一种标准简单，不易发生争议，便于从文本体裁角度考察一时期理论的发展史，如在上册“五四时期的小说理论批评”一章，同列了五四时期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小说理论发展史，相互对照、清晰明了，这种标准的缺点是相近文学观念的不同体裁理论散见于各章节，不能集中见出一个中心、一种色彩。后一种标准难度较大，流派之下罗举批评家，各种批评理论的特征表现的更鲜明，然而容易走向武断牵强，比如许本把曾任《新月》杂志编辑的闻一多作为“新人文主义批评家”与梁实秋并列而论，虽说闻一多主张新诗格律与新人文主义节制精神有相似之处，却全然不是新人文主义的借形式纪律来呼唤伦理精神，他的目的不是新人文主义的“善”而恰是被新人文主义所不重视的“美”，故而把闻一多作为新人文主义者来看是惑于他曾参加新月社的现象，可见以流派归类并不是完全稳妥的。尽管如此，从简单地以体裁来统率各种批评观点到以流派归类，这其中的变化反映出编著者在分析、归纳史实能力上的进步，这也正是现代文学批评研究深入发展的反映。
　　二是侧重研究探索目的，温儒敏著本是典型，编者《自序》明确地说：“本书并不企求对现代批评史完备的叙述，而重在对主要批评派系作系统的彼此有联系的专论，其中力图贯穿对现代批评传统的了解与重估，其研究探索的意义大于历史记录的意义。”对所选录的十四位批评家，编者重心在挖掘他们理论主张的特殊价值，无论是理论观念本身还是其产生的渊源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
　　以上两种范型，前者以史带论，后者则是以论代史，第三种情况则力图把史实记录与研究探索两者结合起来，以周海波本为代表，他的研究视角是批评文体：“对批评文本进行文体分析研究，并进而研究批评家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与批评的关系，研究批评方法论、批评文体论及其批评文体的建构和发展”。这种方式可以称作“以论带史”，作者的意图正是“既从史的角度看批评家的批评活动，又从批评家的个体批评活动研究批评史的发展，研究文学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衍变的关系，从而建立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学”，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切入现代文学批评，究其实是重在“论”。
　　无论是以史带论、以论代史还是以论带史，都各有其他范型不能取代的优长；无论是史料的客观呈现还是编著者的独特论断，都是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所不可缺少的，因而它们都具有其存在的价值。从文学批评史研究自身的发展来说，以史带论是初期研究的重要工作，其意义在于对史料梳理的完备，在此基础上，就会出现也应该出现各种以“论”为主的批评史著作，各种“论”著所选择的视角差异愈大，它们显现的意义也就愈鲜明。目前现代文学批评史在史料积累方面较为充分和完备，更需要的是从不同角度对史料的挖掘和整理，“论”史的涌现是自然而必要的。
　　总体来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著作的编撰，对文学批评边界的认识从广义走向狭义，批评逐步获得区别于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独立价值，批评内在质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断代问题上，上下限的不断延伸，这是对文学批评自身现代性追索的结果；在分期问题上，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时期观念，但对各时期的不同定义方式则反映出认识角度的差别；史料的整合从简单走向复杂，研究视角从单一走向丰富，越来越显示出“论”史的特征。体例的变化，正反映了现代文学批评学科和批评史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