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今的文学作品，对爱情的描写日益世俗化、物质化、粗鄙化、情欲化和商品化，在当代小说中很难读到爱情的感人力量。爱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需，当代作家理应思考爱的本质，慰藉这个时代里失爱的心灵。
关键词： 爱 当代文学 爱情本质
莎士比亚说：“如果人类的感情能区分等级，那么爱情是属于最高的一级。”是的，爱情曾被看成是一种最令人心颤神动的情感，是人类生命旅途中一道最美丽的景致，是平凡的日子里一个最欢乐的节日，也是支撑着人们向往诗意生活的一个基本信念，于是有了世界文学宝库中那些动人的爱情篇章，有了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说。但我们却很难再从当代小说中读到爱情的感人的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金布老虎”悬赏百万征集可歌可泣的浪漫爱情却一直不得；青年评论家谢有顺本来是为“找一些真正有力量的爱情故事”而选编了一套《爱情档案》丛书，但没想到情况正好相反，入编的四位作家所揭示出来的都是病态的、尴尬的、荒唐的当代爱情，《爱情档案》实际上成了“爱情病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呈现出日益世俗化、物质化、粗鄙化、情欲化和商业化的潮流，许多作家竞相淡化了浪漫主义情怀，摒弃了爱情的诗性想象本质，甚至认为爱情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觉、一个漂浮空洞的能指、“一个美丽而有害的谎言”。读者读到的多是“不谈爱情”、“懒得离婚”、“爱又如何”、“欲望的旗帜”等，已很难从当代小说中读到爱情的感人力量。
然而，失去了爱情的人类，还能在哪里互相取暖呢？人毕竟是需要爱和被爱的特殊生物，无论你多么反叛，在失意和受挫时，第一需要的肯定是爱的慰藉。Www.11665.cOm可是，从什么时候起，作家们丧失了追求爱情的勇气？
人，只要活着，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放弃对意义的追寻，放弃对家园的冥想与渴望，作为人学的文学，没有从根本上对意义的追寻，便没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吸引读者。在普遍疲乏的时代里，人们需要心灵的震撼，需要感人的力量，需要文学来为人们出示生活表像背后那终极的精神向度。
就连存在主义小说家加缪也说：“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1］一个缺乏爱情的时代是没有指望的，令人不安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在爱情的意义得到确立以前，人存在的意义不可能提前实现。是爱，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希望；是爱，为今天的人类挽回了尊严，使之不至于像动物那样活着。
同样是对爱情本质的探查和追问，史铁生和王安忆、北村、格非等人的结论却不一样，《务虚笔记》虽然也为悖论笼罩，也有着无尽诘疑，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走向爱的否定和虚无，而依然“眺望乐园”，保持一种积极追寻的姿态。他在后来的《病隙碎笔》中写道：“爱情本来就是一种心愿，不能到街上看看就说没有。”他依然相信在看得见的现实之外，还有着另外一种看不见的真实——爱情便在这里存在，爱的愿望便在这里存在。他始终认为爱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人之为人的基本要素，“一个没有了爱的权利的人还会有什么权利呢？他应该怎样呢？一个丧失了爱的领空、领海、领土的人他应该到哪儿去（安居）呢？”［2］他发现爱的真正形而上的本质就在于对爱的追寻，“那永恒的爱的疑问便是爱的答案，那永恒的爱的追寻便是爱的归宿，那永恒的爱的欲望正均匀地在这宇宙中漫展，无处不在……人的处境是隔离，人的愿望是沟通”。［3］不能因为处境的隔离就放弃沟通的愿望，或者说惟有隔离才更要沟通，正是因为人的孤独和隔离，沟通和爱才是每一个人最根本最真切的需要，尽管有时这需要被掩饰得晦暗不明。
是啊，当人从母体脱蒂诞生以后，一方面不断成长，增强自身实力，日趋自由和“个人化”，另一方面，个人成长的客观必然又使人因不断切断与周围环境缔结的原始纽带而逐渐失去安全感、相互感，滋生了无法摆脱的孤独感。所以人又必然要去寻求对孤独的超越、寻求与世界新的关联。人这种对超越的追求，正是爱、宗教及艺术产生的源泉之一。而所谓对“关联”的需求，指的是人渴望与他人建立一种联系，即同他人结合起来的需求。弗罗姆认为人与人的结合有三条途径：一是臣服于比自己强大的某人或某物，从而与世界成为一体；二是通过主宰世界，使他人成为自己的附庸，而使自己与世界成为一体。选择这两种途径的人都丢掉了自身的完整性和自由。只有第三种途径既能满足人与世界成为一体的需要，同时又不失去个人的完整与独立意识，这就是爱。爱作为一种共享与参与的体验，使人的内心活动充分展现出来，在爱的行动中，我与万物合一，但我仍然是一个不可取代的独立的人。
神话中说人之初本是男女同体，自从天神把两性对半分开以后，他和她时刻都在寻求着自己的另一半，盼望相遇相拥，重新成为一体，由此便产生了人间的爱情。
“爱，是人类一切生存问题唯一满意的答案”。埃·弗罗姆认为爱情是人对分离的克服，对融合愿望的实现，“祈求与他人融为一体，这是人身上最有力的冲动，最沉重的激情”；爱意味着给予而非获取，“给予意味着他人又成为给予者，双方均分享着他们所唤起的东西所给予他们的欢乐；给予既为予者也为受者造就了新的人生，双方均蒙受新生的福祉”。［4］爱是一种能产生爱的力量，爱是克服孤独、解除隔离，了解他人、了解世界的唯一办法，也正是在爱的行为中，在我把我自己的一切给予他人的行为中，在深入了解对方的行为中，我找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发现了我们俩并从而发现了人类，并且正是在相爱和结合中生命才得以再生和延续。孤独拒斥的态度不但使他人成为地狱，而且使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地狱。所以我们必须有爱，惟有爱的态度才能使我们从地狱中得到拯救，没有爱人类就不能生存。
正如悲剧容易传世，喜剧则容易流于肤浅一样，要写出爱的力量肯定也要比写出恶和绝望的力量困难得多。我们在卷帙浩繁的当代小说中寻找这种爱的力量，总是难以如愿。其实自卡夫卡以降，几乎整个世界的20世纪文学都像感染了一场精神疾患，人类的爱、善好像就从作家笔下悄悄地退场了，到处弥漫着冷漠、晦暗、绝望的精神图景，恶——不是法律意义上所理解的恶，而是哲学意义上所理解的——阴冷、无力、黑暗的绝望状态——反而成了作家们关注的基本现实。甚至可以说，恶是20世纪文学最重要的精神母题。而与恶的母题相伴而生的，是罪、阴冷、恐惧、变异、绝望、死亡……是它们最终勾销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希望。我们所看到的是文字所传达出来的彻骨寒冷。这种绝望主义的写作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文学中得到热烈的响应，生命被无数作家描述成荒凉、阴暗、没有希望的存在，活着似乎只是为绝望作证，这证明作品没有给出爱。失爱是现代人（包括作家）普遍的精神困境，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所说：“恶是人生在世的基本问题。”“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寻找一种力量来对抗恶，但他最后也没有找到。人类真的面临末世，人根本没有力量把恶赶出这个世界？其实弗罗姆说得好：“爱，是人类一切生存问题唯一满意的答案。”卡夫卡的绝望正源于他对人完全失去了信心，对爱的力量的怀疑、忽略和轻视，而这种失信来源于他无法抑制的内心不断增长的恐惧与不安，他也无法规避自己落在一种社会与权力机器的制约之中。他不但无法在写作中肯定一种被照亮的生存，而且无法判断自己的写作究竟到达了哪一个领域（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会在死后获得如此崇高的声誉），甚至就个人生活而言，他在奔赴与爱人的约会时都是犹疑不定的。
人类在20世纪遭受了一系列的耻辱和幻灭之后，人的神话早已破产。特别是人类经历了哥白尼、马克思、达尔文、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解释后，似乎在文学、哲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经济学、物理学等方面都遭遇到了根本性的瓦解，先是宣布神死了，继而人也被消解成了零。人已经死了，为什么还活着？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什么才是人活着最坚实的依据？爱如何才可能得以诞生和再生？这是困扰着许多哲人、作家的难题，当代作家亦需要作出认真的思考和回答。是的，我们生活在有泥污甚至有丑恶的地上，但我们的头顶上也必得有一个日月朗照、群星闪烁的高远天空。只有相信有一个更高的世界在另一维存在着，并努力去达到，人类的存在才不会陷入虚无。
爱情不只是被爱的问题，而首先是是否愿意去爱人，以及自己有无爱人的能力的问题；爱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情感，不如说是一种信心、能力和态度。人的激情来自人的自信，爱的激情源于对爱的信心，当代小说在质疑和否定爱情时恰恰忘记了这关键的一点。
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小说的爱情描写要么是乐于与卑微的油盐酱醋结盟，爱情的意义被过度的日常性蛀空，写作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要么是把写作当成了性爱经验和肉身感受的单一展示和庸俗宣泄，导致了写作经验彻底的私秘化和性爱化，迷失在身体的乌托邦，丧失了写作基本的尊严和理想，也丧失了对生命的基本信念，由此出现了众多滥情的身体故事、闺房秘史，文学应有的对现实的关怀让位于个人肉体经验的过度书写。更有甚者是对爱情本质的质疑和否定，认为爱情本来就是一个幻觉，爱情不可能被包含于生活之中。是的，相对于生离死别这样的风云突变，也许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对爱情的磨损和伤害远为严重和酷烈。我们可以思考爱情在进入物化阶段以后，如何经受柴米油盐的折磨与考验，却不该放弃对爱的信心和盼望。不知是幸与不幸，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为爱情准备的早已不是被冰山撞沉的泰坦尼克号，不是麦迪逊镇披满夕晖的廊桥，不是逼迫梁祝双双化为彩蝶的封建专制，而是摆满电器的套间、修剪整齐的公园、琳琅满目的超市、招惹是非的手机和互联网……社会发展了，我们的生活空前便利，我们的爱情却四面楚歌。对此，我想要呼吁：让我们的小说重塑爱情理想，重新寻觅爱情。
客观地说，这现实世间也并非处处是爱情的坟墓，在渴望温暖的人们心中仍有爱情的长春藤勃生。文学何以不能用自己的触角去探寻这样的天地?退一步说，即便现实生活中真正完美的爱情珍稀得很，文学除了忙着发掘不那么美好的现存世界，忙着发现现实中的爱情大多是怎样的庸常，是不是也不应忽视“这世界究竟应该怎样，美好的爱情可能怎样”的问题。文学毕竟有着诗性想像和精神超越性的特质。不是都说商品社会人情淡漠吗？就让爱情为淡漠了的人间增添一份真挚、一份温柔、一份炽热、一份和谐吧。文学倘若对爱情理想的失落没有觉察、警醒，文学便要真正与亘古的爱情主题失恋了。
古希腊人以“日神冲动”美化了痛苦人生，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爱情故事缓释了人类多少苦痛与绝望。人是不能没有爱的动物，为了使现代人不致成为灵魂无家可归的“孤魂”，我希望当代作家们在创作中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爱？如何将爱进行下去？爱情的障碍在哪里？是哪一些黑暗的力量在粉碎爱情？重新扬起古今中外诸多文学家曾高扬过的神圣的爱情之旗，让爱情恢复到它应有的空间里被抒写，重新找回它的神圣光芒，进而慰藉这个时代里失爱的心灵。
参考文献：
［1］［法］阿尔贝·加缪.鼠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史铁生.务虚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572.
［3］史铁生.病中碎笔.花城，1999，4.
［4］［美］弗罗姆著.李建鸣译.爱的艺术.商务印书馆，199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