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路遥小说中的道德意识以其独特的方式出现在其作品中，他是在首肯传统美德的前提下向读者展示现代道德观念的。他赞扬具有传统美德的人物，也热烈地歌颂那些既具有传统美德又能够追求个性自由和纯真爱情的人物。对于传统道德观念中存在一些糟粕问题的人，路遥没有完全给予否定，而是让他们在传统美德的感召下自责、自罚，让他们在自责中回归到善良的本质。总之，在作品中，路遥始终是以道德是否完善作为评判人物的标准的。
关键词：路遥小说 道德意识 传统美德 现代观念 交叉
一位优秀的作家的意识世界应该有着广泛的内容，世界观、人生观以致对万事万物的看法和感受等等，无不包含在其中。这些多多少少都能在作家的作品中找到足踪。
路遥是一位对文学艺术、社会、人生有他的独特看法的作家，他的小说是乡土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因为他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较深，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以他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政治意识、苦难意识和道德意识深深地震撼了每一位读者。本文试图对其小说中所体现的道德意识加以论述。
一
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决定了路遥始终“是一个血统农民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1]他一生的大半时间都在农村度过，他从黄土地和家乡的父老乡亲那儿得到的不仅仅是创作素材，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营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传统道德意识。作者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自觉地流露出对传统美德的欣赏和眷恋，即使后来他受到现代道德观念的影响，也没有改变他对传统美德的崇敬之情。WWw.11665.COM在面对传统道德观念和现代道德观念冲突时，作者进行的是冷静客观的分析，力图使两者达到最完美的协调。
纵观路遥的所有作品可以看出，他对传统道德的理解可以分为两层：一层是传统美德，例如勤劳善良，尊老爱幼等等；一层是传统道德中落后保守的思想，例如对个性的扼杀，对婚姻爱情的门第观念等。而路遥对现代道德意识观念的理解则是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纯真的爱情生活。在他的很多作品中，作者体现出的是在首肯传统美德的前提下，向读者展示现代道德观念。
二
农村传统的文化和苦难的生活经历使路遥一生都对传统美德富于特殊的感情，在他的创作中总是表现出对这种感情的向往和追求。路遥曾经在评价刘巧珍、德顺爷爷时说过：“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亲、兄弟、姐妹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2]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路遥对传统美德的热衷追求，他试图使他笔下的人物在传统美德的滋补下，显得更加成熟完善。正因为如此，“在路遥的情感世界中，是非判断的标准往往是以传统的道德观念为依据。”[3]这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的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
孙少安可谓是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者，他是作者笔下普普通通的、最真实的农民。他善良、能干、头脑又好，本来读书很好，很有发展前途，但是为了帮助父母，供养弟妹，他十三岁毅然辍学种田。即使后来生活富裕了，分家的时候他仍然痛苦不堪，“他已经习惯于自己在家庭中扮演保护人的角色：一旦没有他，其他人怎么办。”这是传统的长子长兄的道德观念，路遥对此持赞扬的态度。孙少安善良地对待村民，为了维护乡亲的利益，他冒着极大的危险“扩大自留地”，为此，他招来了处分，但毫无怨言。富裕后，他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村民，“作为同村邻舍，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静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他自觉地承担起领导全村脱贫致富的神圣职责。他让没有人管的傻子憨牛在他的瓦厂干体力活，并帮助村民化解矛盾。作者在此塑造的是一位乐于关心帮助他人的纯朴的农民形象。小说的最后，孙少安出钱重修学校，从这一点来说，孙少安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寄托了作家崇高而完美的儒家“仁爱”道德理想。而孙少安最后也成为双水村居民真正的精神领袖。在爱情方面，孙少安深深地爱着润叶，但是他没有勇气冲破彼此身份的不同，“一个满身臭汉的泥腿子，你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他非常理智地牺牲了自己的爱情，选择了一位能够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农村姑娘——秀莲，这又是一种传统的农民门第观念的心理。
为了让孙少安成为令人同情、令人赞扬的形象，作者让孙少安在自我牺牲中展现传统美德。但是，像孙少安这样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只读完小学的农民，很容易受到传统道德中腐朽思想的影响，路遥出于对这个人物的喜爱，试图使少安的形象有所保留，因此，作者自然而然地淡化了少安思想中消极的一面，展现给读者的不仅是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农民，而且是一个积极进取，具有拼搏精神的农村创业者的形象。
路遥同样在传统美德理念下塑造了一大批农村妇女形象。他笔下的女性往往成为传统美德的化身。美丽、聪明、善良、贤淑、孝顺等等，所有传统女性的美德都能出现在路遥的主人公身上。像《人生》中的刘巧珍，她美丽得“不像个农村姑娘”，而且能干、贤淑。她用最朴实的方式向高加林表达自己的爱情，“咱们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盛着，我给咱家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当她被高加林抛弃后，她痛苦但不怨他，不但阻止姐姐对高加林的“报复”，而且想帮助高加林再回到学校教书。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在《平凡的世界》中，兰花、秀莲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们长期接受传统思想的熏陶，对生活从来没有过分的要求。兰花婚前是孙玉厚的好女儿，吃苦耐劳、毫无怨言；婚后她是一位标标准准的贤妻良母，对丈夫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够多陪陪她，即使不劳动也可以。秀莲大老远从山西跑来，不怕苦、不怕累，尊敬老人，与少安一起支撑起这个贫穷的家庭。这些妇女都是可敬可爱的形象。
路遥正是通过塑造这一系列纯朴的人物，表达他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敬仰和对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传统美德的肯定。故土情结一直支配着路遥对传统美德的追求。
三
路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这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4]事实上，在他的很多作品中，“交叉地带”的人物被塑造得确实成功。作者在塑造“交叉人物”，处理“交叉关系”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就是怎样协调来自城市的和来自农村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润叶、兰香等等都生长在农村，而后来都经受了城市的洗礼，在他们身上既有传统的道德品质，又受到现代道德观念的影响。路遥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采用了巧妙的方法——在首肯传统美德的同时，企图使人物突破传统而具有现代道德意识。路遥在做这一尝试时，是以传统美德为基石的，他笔下的人物（例如少平、润叶、晓霞）都是在具有传统美德这个前提下，追求个性自由和纯真的爱情生活的。
高加林也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农民的儿子，当他的民办教师的工作被挤掉后，他能够很快地面对现实，融入农村劳动，特别是和巧珍相恋之后，“他主动上自留地给父亲帮忙；回家给母亲拉风箱，他并且养了很多兔子，想搞点副业，他忙忙碌碌，俨然像一个过光景的庄稼人了。”但是作者之所以让高加林以悲剧收场，是因为他进城后完全抛弃了作为传统美德象征的刘巧珍。《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相比较，作者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作为一个完美的人不管经过怎样的变化是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美德的。
孙少平也像他哥哥一样出生在农村，长期受到传统道德的影响，“他严格地把自己放在‘孙玉厚的二小子’的位置上。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中……他主要按照人情世故，滴水不漏。”在他身上同样表现了美好的传统美德。他和高加林有着许多共同的外在特征：一样地忍受饥饿和贫穷，一样地怀着苦闷和躁动，一样地“爱看报纸”，一样地对父辈的活法表示否定，并向往外面的大世界。但是孙少平不像高加林那样虚飘浮躁，那样轻率地割弃传统美德的滋养。作者塑造孙少平这一形象重点是为了突出他的现代道德意识。主要通过两方面来表现：一是孙少平那种不安于现状，追求个性的闯荡精神；一是和田晓霞的爱情故事。早在他毕业时就说过，“……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北极的冰天雪地里……”而后来当他结束教师生涯回家种田后，这种表现更为激烈。“他内心为此炽热地燃烧。有时激动得象打摆子似的颤抖，……哪怕……头破血流，也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聊以自慰了……”路遥在他身上重点塑造的正是这种强烈追求个性生活的性格。他的父亲和哥哥怎么也想不通：在家里有吃有喝，还有亲人的关怀照顾，为什么想出去受苦呢？这正是孙少平不同于传统，不同于父兄之处，作者把这个归结于“知道的太多，思考的太多”。路遥曾经通过孙少安不敢冲破门第观念的行为，展现了传统思想所造成的爱情悲剧。而孙少平则大胆地接受了田晓霞的爱，虽然这经历了很长的、痛苦的斗争。“如此悬殊的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怎么可能仅凭相爱就能结合呢？”“命运是否也要我重蹈我哥哥的覆辙……我也决不会像哥哥。”这种内心世界的斗争也正是传统道德观念和现代道德观念的斗争，最后少平终于冲破阻碍，踏上追求个性的征途。
但是在路遥创作的整个指导思想中传统美德仍占着主要地位，而现代道德观念只作为社会发展趋势的点拨，在当时不占主流。因此，作者在《人生》中让高加林以悲剧收场；在《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让刘丽英又回到了高广厚的身边；在《平凡的世界》中又造就了惠英的守寡，少平出于传统的责任和义务感选择了惠英，当然这与晓霞的死有关，但是笔者认为即使晓霞不死，少平选择的也是前者，作者正是为了避开这个矛盾，才让晓霞壮烈地死去。
作者以传统美德为基石，然后展现现代道德意识的创作风格在《平凡的世界》中的另一个体现者是润叶。为了自己的爱情，润叶勇敢地放下少女的羞涩向地位悬殊的少安求爱。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婚姻爱情观念的反叛。作者对这种处于时代前沿的观念的描写是很强烈的，“她顶住各种压力追求自己幸福的爱情”。但是这种追求现代爱情的结果是失败的，是痛苦的，它伤害了一大批人。当向前失去双腿时，润叶突然得到人生的感悟，“人性，人情和人的善良，一起在她的身上复苏。”善良的天性和强烈的同情心使润叶顽强地挑起照顾向前的重任，并鼓励他顽强地生活下去。这对传统道德的受害者和受益者终于得到了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受害不是路遥造成的，是时代造成的，因为现代道德观念在当时并不占主流，它还没有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虽然它是先进的，正确的；他们的受益，同样是时代造成的，是传统美德促成了他们的幸福。
路遥正是深深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所以把思想的天平更倾向传统道德。同时路遥也深深地知道，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现代道德意识必然成为主流，这在他的一些小说中也有小小的暗示。《平凡的世界》中润生冲破重重阻力和成份不好、又守寡带孩子的郝红梅结合；卫红不顾两家“世仇”，毅然选择了“身世困境”的金强。卫红是一个农民的子女，从来没有上过学，更没有经历城市的洗礼，但她选择了纯真的爱情。作者用“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而盘缠在一起”来预示现代道德意识观念发展的必然性。
四
纵观路遥的小说不难看出，路遥似乎执意要挖掘他笔下人物潜在的传统美德，而对深藏在平凡人身上的民族劣根性，他也是以一种同情的姿态表现出来的。高玉德面对自己心爱的儿子被人挤掉了工作的情形，他在痛苦的同时却对儿子说：“……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见了高明楼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哩！脸不要沉，要笑！”在老汉的心里，“人家通天着哩！公社，县上都踩得地皮响。”这种官官相护的思想在老一辈的农民心里扎下了根，让我们感觉到他的可悲的同时也同情着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对传统道德中糟粕的问题路遥也说得很少。作者在几位理想人物身上追求的是人格和道德的真善美，像少安、少平、润叶，他们基本上都是善良、纯朴、有责任心的好青年。他们在思想上难道说就没有缺陷吗？当然不是。路遥出于喜爱和创作人物的需要，把他们的缺陷淡化了，而理想化了他们的人格和传统美德。这一点不难理解，但是像作为“恶人”来塑造的人物，作者似乎也不乐意给予完全的否定，而是让他们在传统美德的感召下自责、自罚。孙少安、孙少平、巧珍、德顺爷爷等无疑是完善人格和品行的代表，而田福堂、孙玉亭、王满银、高明楼等有明显缺点的人，哪一个又是极恶的坏人呢？他们身上有着传统农民的淳朴善良，他们的本性并未泯灭，只是一时的私心支配他们做出了一些不太善良的事而已。
对这些人路遥没有从正面描写，而是从侧面进行反映。作者通过高加林的悲喜剧来批判高明楼利用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通过润叶与向前的爱情悲剧来遣责田福堂、小霞妈、老徐等一大批人的保守思想；通过乡邻的笑话来批判孙玉亭那种盲目追求政治生活的思想。通过乔伯年书记反衬出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固守陈规的保守落后的观念。对这些腐朽的思想作者没有进行强烈的批判，而只是进行必要的反映，因为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这是社会历史造成的。
崇尚道德完善的倾向一直支配着路遥的整个创作过程，他判断人物以道德是否完善作为标准。那些触犯、背逆这种道德的人，心灵一定是负罪的，但他们的本质是好的。乡土政治家田福堂在双水村一手遮天，但是当他告密查猪饲料后，心里是自责的，“……这种做法不太美气，这无论如何是件亏心事，等于给自己心里放了一条虫子，骚得灵魂不能安宁。”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孙玉亭在把田二推上批判台后，他心中也是苦涩的，“一种对别人……的怜悯使得孙玉亭心中泛起一股苦涩的味道。他迟疑了一下，走过去对这父子俩说：‘快走吧！’”无论是田福堂，还是孙玉亭，作者都试图说明他们原本是善良的，只是在道德上具有某种缺陷而已。作者在描写他们时不是带着批判、憎恨的态度，而是出于理解，让他们在自责中良心发现，回归到善良的本质。路遥以一颗善良的心坚信世上没有纯粹的坏人，人性总是善良的，从而塑造出一个个令人叹息而又让人同情的人物形象，使小说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五
路遥的这种以道德是否完善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的创作方法，对其作品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他总是歌颂勤劳善良的美德、自尊自爱的人格和努力奋斗的精神。他写的人生虽然是各种不同形态，处于各种不同环境之中，有着不同的艰难曲折，但都是对积极人生的肯定，对消极人生的否定；然而他作品中所体现的这种人生追求过于理想化了，使他的作品少了些曲折，使其作品中的人物显得太单一而没有更深的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在《你怎么也想不到》中薛峰身上看到高加林的影子，在《在困难的日子里》高建强的身上看到孙少平的影子。而《姐姐》中那个始终没露面的高立民又是另一版本的高加林。
和路遥一样同是乡土作家的陈忠实在其代表作《白鹿原》中也塑造了一种坚守中国传统自仁规范的人物形象，即白嘉轩。他勤劳克俭，严于律己，他做事持正，把名声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但是为了个人利益，却巧施妙计，换了鹿家的“风水宝地”。他率先在原上种植鸦片，大发横财，但对儿子染上鸦片烟却深恶痛绝。他用传统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同时也用它来要求别人，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家族和家族的名声。当他所忠爱的长子和幼女违背他的意愿后，他终生对他们不予原谅，但对打断他腰杆儿的黑娃却宽宏大量，毫不记仇。这种矛盾使得他的形象比路遥笔下同样具有传统道德观念的人物更显丰满深沉。
同样，这种判断人物的标准也影响了路遥的作品思想。作者对传统观念过于执着地追求，对许多道德观念给予了否定。黄亚萍，一位现代女性，却被置于“第三者”的位置。她的穿戴、谈吐和爱好，也往往被赋予了否定性的描写，甚至有明显的嘲笑和讽刺，从这里可以看出路遥对于女性的认识仍是传统的，没有超出伦理道德范围。另一方面，像刘巧珍、田润叶这类贤妻良母型的代表，她们只求给予不求回报的行为分明是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泯灭，是对自我人格、自我尊严的主动放弃，这一点体现出路遥在爱情观念上的陈旧与保守。
纵观路遥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是那些具有传统美德的人物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让读者在高建强、孙少平等人物身上得到奋进的力量。
注释：
[1][4]路遥：《路遥文集（1）（2）合卷本》中《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40页。
[2]路遥：《路遥文集（1）（2）合卷本》中《路遥与王愚关于〈人生〉的对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46页。
[3]周承华：《在现代理性和传统情感之间》，小说评论，199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安本实著，刘静译.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j].小说评论，1991，（1）.
[2]丁红梅，王圣.男权思想统照下的女性世界[j].淄博学院学报，2002，（1）.
[3]马容.论路遥小说中的儒家思想[j].昆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2）.
[4]李星.深沉宏大的艺术世界——论路遥的审美追求[j].当代作家评论，198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