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现代性　社会组织　道德冷漠 
　　论文摘要：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的理论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鲍曼指出,纳粹大屠杀揭示了现代性、现代文明的另一面:正是现代文明而非原始野蛮参与了大屠杀的暴虐。 
　　 
　　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实行种族大屠杀，时至今日，已然过去大半个世纪，而犹太人、德国人、欧洲人，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一事件。显然，他们仍把大屠杀视为一种难以清除的罪恶和耻辱。而其中关于大屠杀的作品数不胜数，但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专著恐怕只能是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了。 
　　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的理论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来源于他对大屠杀的解读。鲍曼指出,纳粹大屠杀揭示了现代性、现代文明的另一面:正是现代文明而非原始野蛮参与了大屠杀的暴虐。鲍曼通过对卡夫卡、弗洛伊德和齐美尔这些犹太精英的作品的解读，分析了犹太人对现代性的矛盾性特征的敏锐感触、深刻体会及其不可抑制的焦虑。 
　　关于大屠杀的现代性，鲍曼主要从理性原则、社会组织和科学技术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他在书中第五章《诱使受害者合作》中，仔细剖析了德国人如何动用受害者的理性误导他们的策略。“牺牲一些，拯救多数”，这是犹太委员领袖在辩词中反复重现的语句；而更多的犹太人，则追逐着“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在每次“行动”之后仍然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于是，诸如“避免损失”、“活下来的代价”、“更少的罪恶”等计算也就随之产生。WWw.11665.coM在这里，受害者的理性，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计划的一部分。鲍曼指出，在纳粹大屠杀整个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从来未曾与理性原则发生过冲突。这是可怕的。其次，是关于理性化的制度，也即官僚机构的形成与完善。无论大独裁者希特勒的杀人的想象力如何大胆，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理性的官僚机器以常规程序付诸实践，终将一事无成。 
　　在鲍曼那里,现代性并未被赋予一个精确的界定,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窥视他对现代性的理解。其一,知识与权力共生是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鲍曼追溯了知识与权力共生现象的社会起源:在前现代生活的人类通过公开透明的“高密度社会交往”克服危险、保护自身安全,但这种建立在“高密度社会交往”上的稳定性无法移植到一个扩大了的或流动的社会中。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流浪者人数、饥荒、瘟疫、贫穷的增加颠覆了作为社会秩序基本单位的共同体,动摇了建立于其上的稳定性和安全感,恐惧与失序逐渐弥漫在社会之中。其二,现代科层组织与制度是大屠杀得以设计、实施和实现的重要机制。作为使工具理性精神制度化的现代科层体系使得大屠杀的方案成为可能,并增加了这一方案贯彻实施的可能性。科层制将社会视为被控制、掌握、改进与重塑的对象,以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运作原则使得大屠杀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屠杀事件,就好比现代工厂超过了手工工匠的村舍作坊,现代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杀虫剂超过了农庄的马匹、锄镐和手工除草技术一样。 

　　鲍曼指出，这一整个计划本身就是现代科学精神扭曲的反映。大屠杀配备着只有最先进的科学可以提供的武器，走的路线也是由科学管理有序的组织所设计。鲍曼得出的结论是令人震撼的:“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当然，鲍曼也并不认为现代性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即现代性必然导致大屠杀;但他认为现代性是大屠杀的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性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从而在现在这样一个现代性梦想并没有完全被抛弃的时代，类似的大屠杀是完全可能的，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屠杀，发生在非洲大陆的种族大屠杀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现代性因素之外,纳粹德国的社会结构因素则更为直接。极权主义恐吓下的社会自主性与自组织能力已经消失殆尽,以至于任何民间正义的反抗与呼声都微不足道,而“辛德勒的名单”毕竟只是地下一支微弱的力量。正如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一样:无所不在的极权主义监控无孔不入,以至于人们言谈举止上的任何微小偏差和疏忽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这样,大屠杀所折射的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问题,一个道德社会学而非道德伦理学和道德哲学问题。 
　　总的来说,大屠杀并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而是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酝酿和执行的。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是必要条件,二者的关系是一种“选择性亲和”关系。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秩序涣散,而是源自未受挑战的秩序统治。典型的现代秩序设计和工程野心与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的联合,构成了现代文明悲剧的重要促发因素。 
　　 
　　参考文献： 
　　[1]郑莉.理解鲍曼[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