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激荡下，女性解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女性的命运逐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值得女性骄傲的。然而与旧式女子相同的是，觉醒的新式女性在解放的过程当中依然难以摆脱自身的悲剧命运。对于新女性的现实处境，现代女作家们纷纷著书立说，以时代反思者的身份，揭露女性解放潮流下女性所遭遇的真实处境。
　　关键词：新女性 女性解放 反思
　　
　　如果社会、历史、时代没有为女性提供解放的环境、条件，女性依旧固守着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为其“量身定做”的角色地位，恪守着各色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做着旧家庭中婉顺的女儿、妻子、母亲，诚然可悲；然而现实是，与旧式女子相同，觉醒的新式女性在解放的过程当中依然难以避免其悲剧命运的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激荡下，女性问题广受关注，女性的女奴似的命运在人的解放、女性解放推动之下获得了巨大改观，这是值得女性骄傲的。但实际上，经过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反封建反传统思想革命的冲击，“包括封建女教在内的封建纲常礼法并没有根除”[1]，因袭重负下的女性悲剧还在不断地上演，大部分女性的命运仍旧掌控在父与夫的权柄下，三从四德、贞节守礼的贞操观念等社会思维与行为模式依然野蛮地践踏着女性的人格、尊严。在女性解放的现代意识外套下，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物、玩意儿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新女性被社会上的男子以“自由爱情”的名义玩弄、亵渎、轻薄的现象屡见不鲜。
　　“五四”女作家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女性解放过程中女性的真实的生存处境，无论是凌淑华、石评梅、庐隐、白薇还是袁昌英，她们通过自己的文学写作，真实地展现了女性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处境。wWw.11665.Com以对女性在爱情、婚姻生活当中的真实处境的还原，这些敏锐的女作家在用文学创作呼应女性解放运动的同时，也及时地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女性解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1924年身为学生的凌淑华以白话执笔为文，在《晨报》副刊上，以瑞唐为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此时距离“五四运动”刚刚五年，各种新变革、运动包括女性解放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凌淑华却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新旧女性在解放过程中悲剧命运的不可逆转。借助三个新旧女性的爱情、婚姻现实，凌淑华对当时的女性解放发出了警示并进行了反思。小说中的婉兰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父母为其择定了丈夫，虽然自己不甚满意，身边“讲平等自由”的新女性——“表姐”也极力劝其趁早摆脱这种不自由的、将会“失掉自己一生的快乐”的包办婚姻，然而婉兰最终顺从了父母。正是“父母之命不可违”的传统观念以及“人生死活都是刹那间事，何苦认真”的悲观意识让这个新时代的女性，正如她的三姨娘一样，陷入了一夫多妻制的旧式婚姻生活而不能自拔，葬送了一生的幸福，只能自嗟自叹身为女人的不幸与凄苦。而那位曾经“讲平等自由”的新女性——表姐，她的命运更是悲惨：因为追求男女平等，其交际不顾忌男女范围，无意间成为男子竞相交际的对象，与不同男子的交际最终引起男子相互间的嫉妒，招致外界的流言蜚语，自己一气成病，丧失了生命。细究一下我们便可明白作者的意思，那就是新女性往往成了“平等自由”“自由恋爱”招牌底下男子的追逐物，她们只是男性捕猎的目标。而就新女性自身的思想意识来说，其自由交际的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对女性解放的片面理解。
　　以“自由恋爱”为招牌，男子猎艳似地追求、捕捉着刚刚挣脱家庭牢笼的五四青春女性。而很多男子早已经是“使君已有妇”，他们有的隐瞒了已婚的事实，以自由恋爱的名义欺骗、玩弄女性，满足自己兽性的欲望；有的则以人的解放、反包办婚姻为由，与新式的女子发生了恋爱而要抛弃家中旧式的妻子。面对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悲惨遭遇，石评梅在其小说《弃妇》中就针对“五四”时期铺天盖地的“自由爱情”对男子进行了讨伐，表同情于可怜的女子：“旧式婚姻的遗毒，几乎我们都是身受的。多少男子都弃了自己家里的妻子，向外边饿鸦似的，猎捉女性。自由恋爱的招牌底，有多少可怜的怨女弃妇践踏着！同时受骗当妾的女士也增加了不少……”[2]
　　庐隐也曾在其小说中不时叹息 有子的事实，同新女性佩贞恋爱结合，最后因为经济拮据，将佩贞和孩子送回家乡与不曾离家的前妻同住。[

。[6] 20世纪50年代，已经定居海外的张爱玲也曾针对20年代的女性解放特别是“自由爱情”进行了反思，创作了短篇小说《五四遗事》，用极具讽刺意味的笔调再现了当时男女青年的爱情结局：罗文涛几经恋爱、结婚、离婚，最终落得个“三美团圆”，和罗因自由恋爱而结婚的新女性密斯范在现实的压力面前也只好妥协，同意丈夫将其两位前任夫人接回家。所谓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结局还是复归到“一夫多妻”式的封建婚姻当中。[7]
对于“五四”时期的大批“娜拉的出走”，始终关注女性解放的鲁迅较早地觉察到了女性将要面临的现实，他告诫人们，尤其是当时“新式的女子”：“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8]正如鲁迅所言，满怀激情出走的五四女儿们一出封建的樊笼，便经受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侵扰，遇到了“鹰”“猫”之类的追逐和猎捕，一旦辨识不清，一些女性便走着“花瓶时代的红运”[9]，成为新式男子、公子哥们的玩意；一部分女性误入了所谓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牢笼，甚至是旧式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将自身解放终结于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失却了出走时的斗志和激情……对于女性的凄凉命运，鲁迅更是一针见血地说道：“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变了，其实还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人。”[10]无论是“五四”女作家还是当时的男作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女性在过渡时代的遭遇，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展现女性解放过程中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试图借助文学舆论引起民众的关注和警觉；然而作为过渡时代的牺牲者，作家和其笔下的主人公们都无法改变历史，也无力改变女性的生存境遇，不禁让人感叹：女儿身世太凄凉。
　　
　　注释：
　　[1]《鲁迅与易卜生》，见李春林主编：《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3页。
　　[2]石评梅：《弃妇》，《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3][4]庐隐：《蓝田的忏悔录》，《庐隐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页，第306页。
　　[5]转引自阎纯德主编：《二十世纪现代女作家传·袁昌英》，北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