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典型的“女性成长小说”，杨沫的《青春之歌》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
　　关键词：成长小说；女性意识；女性主义；女性写作
　　
　　根据美国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的定义，“成长小说”来源于德语词“bildungsroman”，又可以归为“教育小说”（erziehungsroman）：“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1}德国作家莫里茨的《安东·赖绥》、歌德的《维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是这类小说的原始模式，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法国小说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和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等也大致可以归为此类。成长小说一个重要的分支是“艺术家成长小说”，即“表现小说家或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艺术使命，并把握住他的艺术技巧的经历”{2}。与此相关的小说类型还有“半自传体小说”，大部分有关艺术家的成长小说往往也是作家的半自传体小说，如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英国小说家毛姆的《人性的枷锁》、多萝西·理查森的《朝圣》和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的《托尼奥·克略格尔》等。西方成长小说的发达与浪漫主义以来的个人主义思潮有密切的关系。
　　显而易见，20世纪

　二、“漂泊”与“启蒙”：女性身份的发现
　　离开家庭与熟悉的环境，主人公就开始了漫长的漂泊之旅。www.11665.Com比起男主人公来，女主人公的成长更加艰辛坎坷，其间最大的困难是在社会上的立足与自己的生存。如果遇到了不可预知的危险与突如其来的灾难，谁来救助一个举目无亲、孤独的女子？如果遇到了男性的骚扰与爱情的困惑，谁来给予她情感上的抚慰与满足？在成长小说中，必然出现各种各样的良师益友、启蒙者（人生启蒙者与爱情启蒙者）来帮助主人公渡过难关，使之在自信、坚强中走向未来旅途。
　　道静在得知继母即将把她嫁给一位长相难看、行为卑劣的警察局长之后，毅然离家出走。小说一开头叙述的就是她独自一人坐火车的情形。她试图到北戴河投奔表哥，却扑了个空。在表哥所在的学校居住下来之后，却陷入了小学校长所设置的陷阱。正当她到海边自杀时，遇到了救美人的英雄、白马王子余永泽。在两人浪漫地、诗情画意地相爱之后，道静跟着余永泽来到北京大学，同居一处。这使她既有机会进一步学习，又解决了毫无着落的生活问题，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与更进步的文化，在思想意识上发生重大的转折。最后道静在卢嘉川、江华等革命者的启蒙下，获得了未来人生的理想与终身的追求目标。相比之下，多米最初的出走机会因为一次“抄袭事件”而夭折了，但这一次出版诗作、被电影导演看中的事件所引起的“心灵创伤”反而确定了她的文学自信心和认同感；多米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在大学毕业之后成为n市图书馆管理员；最后还是凭借自己的文学天赋，进入n市的电影厂作编导，实现了最初的写作梦想。多米对理想以及人生意义的确定源于自己的探索、努力而非外在力量的赋予；相比之下，道静的救助与启蒙却是来自于外在的（尤其是男性的）帮助力量，其作为女性经验的独特一面被掩盖了、抹杀了。我们很少看出一个女子从家庭走向革命道路时内心的困惑，在爱情与事业、性别与责任之间的矛盾挣扎，更无法感受到女性在确立自己身份与生命意义时所承受的不同于男性的痛苦。
从女主人公的外貌与性格而言，道静更加符合时代的、大众的、男性的标准：美貌单纯、冰清玉洁、温顺柔弱等；而多米与简·爱似乎更为接近：矮小瘦弱、孤僻古怪、叛逆固执、喜欢独处、热爱白日梦与读书等。这些女性外表及性情的差异却是关键的，也是女性作家们及其笔下的女主人公们是否具有女性意识的分界线。杨沫是按照男性的审美标准塑造林道静“天使般”的纯洁形象，这意味着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道静将有机会获得大多数男性的青睐与帮助，她对自我内心的关注非常少，她的性别意识很淡薄，精神的痛苦隐而不见；而多米、简·爱之类“幽灵般”的其貌不扬者在社会上将会遇到许多的障碍与危险，她们必须依赖自身的力量克服各种困难与挫折，常常在自卑与自尊、自欺与自信中痛苦挣扎；这使得她们对自我性别的认同（女性意识）和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更为彻底、猛烈与尖锐。
　　对于女主人公们而言，爱情的种种遭遇、挫折与危机是必不可少的人生考验，这体现了她们对待男性以及男性为主导的现实社会的认识，从而决定了她们不同的人生道路和生活理想。在道静经历的三次情感中，第一个出现的余永泽是一位“骑士英雄”，是道静的爱情启蒙者与生活帮助者；虽然他拯救了道静的肉体生命，启发了她追求美与爱的个体意识，但最终却成为她的阻拦者与敌人。《青春之歌》提到有了家庭之后的道静：“她的生活整天是涮锅、洗碗、买菜、做饭、洗衣、缝补等琐细的家务，读书的时间少了；海阔天空遥想将来的梦想也渐渐衰退下去。”{1}不同于《伤逝》和《沙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性反叛者，道静从封建专制的家庭逃离出来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可靠的丈夫和温馨的爱情家庭，而是要实现人格自由和自我的独立与宏大理想：“要独立生活，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自由的人。”{2}这是道静在离开父母之后女性意识觉醒的进一步体现。第二个出现在道静情感生活中的卢嘉川是一位“精神英雄”，是道静的思想启蒙者与走出家庭的鼓励者，使之从个人主义者转变为集体主义者；不过两人之间的感情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第三个出现的江华是“革命英雄”，他是道静走向革命运动的导航者与共同战斗的革命伴侣，介绍她入党，使之从卢嘉川的朦胧爱意中解脱出来，投入其真实可行的爱情中。在某种程度上，投进江华的怀抱也意味着女主人公投进党的怀抱，她在离开血缘的“家”与“父”后，终于找到了另一个意义上的“家”与“父”③。显然，没有这三位男性英雄的拯救、启蒙和鼓励，道静“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杨沫语）的英雄道路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
　　相比之下，多米的爱情经历令人震惊。在多米经历的五次情感中，几乎每一次都是失败和挫折，留给女主人公无尽的创伤和绝望。多米第一次感情遭遇是一次意外的“强暴”。她大学期间在山上独自散步时遇到了一位“红唇男孩”的未遂“强奸”，结果他竟成为她名义上的“男朋友”。多米第二次感情经历是她与南丹的同性爱，这只是一种“精神之爱”。南丹与其说是她的同性恋人，不如说是她的女性启蒙者与崇拜者。尽管大多数男性们欣赏多米的才情，但却无法进入其内心世界，更不能驱逐其最为深处的内心障碍——对自己容貌和能力的自卑情结。而南丹则使她找回了一个女人的自我感觉与美的潜质：“南丹总是使我返回我的原来面目，这是她对我的意义。她辟开了一条路，使我走回过去，重新沐浴。”{1}多米第三次情感遭遇是大学毕业不久在长江旅行途中遇到的一位船员，她经历了第一次致命的、自欺欺人的性体验。这次情感冒险以船员的感情欺骗、多米的名誉扫地为终结。第四次情感是三十岁的多米全心投入的一次“傻瓜爱情”，她一见钟情地爱上了n市电影厂的导演、“白马王子”n，在多米为爱情献身、因流产而无助的时候，虚伪的n却无情地利用和抛弃了她。第五次情感是多米为了逃离令之伤心的n市而远嫁给一位老头，躲避到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去。《一个人的战争》以悲伤、无奈的结尾解构了《青春之歌》皆大欢喜式的革命爱情，展现了女性惨痛的、残酷的现实命运：“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打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嫁给自己。”{2}
　　多米的绝望、失败、破碎爱情与道静的甜蜜、浪漫、完美爱情在现实中构成了一个绝妙的反讽，简直令人无法相信20世纪

三、“考验”与“皈依”：女性理想的实现
　　缺失的家意味着需要寻找另一个“家”，缺场的父母意味着寻找另一个“父母”。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漂泊与启蒙之后，主人公们获得了为理想而奋斗的勇气和自信，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或神圣使命。例如，在道静成为一位真正的革命者，被党组织（集体大家庭）接纳之前，她经受了一系列的严峻考验：开始是发传单、游行、被派到农村去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最后是坐监狱。其理想的最终皈依是从一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一名党的好女儿、“乖女儿”。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杨沫在塑造她的影子主人公林道静时，不是按照十七年的写作模式以及主导意识形态的要求，而是更加符合自己的真实成长经验，让林道静最终成为一个像她自己一样的女革命作家，岂不是更能够反映女性成长经验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据杨沫后来写下的自传《我的生平》以及回忆录等资料，我们知道杨沫出生在一个破落的旧家族，父亲是一个前清举人，靠办教育显赫起来，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杨沫的母亲开始还和丈夫吵架，打跑了一个个姨太太。后来，她自己也就成天和一些阔太太们打麻将、看戏，过起吃喝玩乐的寄生生活。杨沫17岁那年家中破产，其父逃之夭夭，为了抗婚她辍学离家，逃到了北戴河，在河北省香河县县立小学找到教书的职位，认识了一个北大国文系的学生，由相爱发展到同居。由于想独立和经济拮据等原因，1931年到1936年间，她尝试过几种职业，但都失败了，直到后来走向革命道路。然而，《青春之歌》与作者生平之间却存在很大的裂缝：现实中的杨沫有自己完整的家庭，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在香河县教书时，她曾回北京守着病危的母亲直到她病逝。但在小说中，为了给予女主人公一个“正统”身份，其亲生母亲变成了一个被父强占、悲惨死去的乡下姑娘。在杨沫去世后，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曾著文指出，这个人物与当时的生活有很大出入，带有扭曲、丑化和过多虚构的成份。此外，1960年《青春之歌》再版添加了道静参加农村革命的七章和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三章，事实上杨沫既没有直接参与学生运动，也没去过农村。再版的修改使得《青春之歌》的主题更加处于分裂与扭曲之中，使得这部小说的可信度和艺术价值大打折扣。像许多十七年时期的女性作家一样，杨沫并未遵循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而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主流的意识形态（男性）话语写作。这种在政治压力下女性作家的不断屈服与个性的丧失，体现了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男性话语霸权对妇女文学的规范和扭曲。
对多米而言，那些无数次失败情感的考验和锤炼，无数毫无目的漂泊与漫游，其真正的价值将是有助于她对生活的复杂感知和内在把握，在锤炼她坚毅、独立、傲慢性格的同时，也为她的思考、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灵感。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多米最终成为一个从小梦寐以求的作家，以其文坛的名气为当年的“抄袭事件”提供了最好的辩解。多米并没有彻底堕落为一个碌碌无为的女子，在逃离了现实世界并寻求家庭庇护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生命皈依，那就是成为一个作家，以书写自我的方式来诉说女性成长经验的特殊性，披露女性成长的艰辛痛苦历程。这一点恰恰是《一个人的战争》最意味深长、最真实坦率的地方。对于像多米这样的女性来说，写作是一种宿命，是逃离现实寻求庇护的一种方式，是解构父权制社会结构最有效的出路。为此，作家甚至安排多米以婚姻为代价，出卖自己的爱情，从而获得逃避现实困境、通过写作扬名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林白比杨沫似乎更有勇气正视、袒露自己的真实经验，并把它转化为艺术形式。在林白与其影子主人公林多米之间的高度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林白甚至毫不隐讳许多细节上的自传经历。
　　正如前面所言，是否成为一个女作家或女艺术家决定了《青春之歌》与《一个人的战争》这两部成长小说的本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的战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