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压抑 欲望 传奇性 写实性 地域意识 时间意识
　　摘 要：《金锁记》与《怨女》是张爱玲在不同时期对同一故事的两次写作，这两次写作中可透视出张爱玲对于传统文化与现实生存，地域及时代的显明变化，彰显了不同情绪背景下写作的不同诉求。
　　
　　张爱玲的这两篇小说，在主题内容，人物形象，家族故事上有着明显的承接性，或者明确而言，是对同一故事的不同年代的重新写作。前篇写于1943年，后篇以英文写就于1967年。何以张爱玲重写自己20多年前的小说，已有论者从其家族故乡意识，个性写作习惯，实利的需要等等角度分析过，本文并不打算就此问题展开，只是就两篇小说文本中的细节，人物形象的处理，写作技巧的选取等方面进行比较，试图阐释两篇小说不同的表现内涵及艺术倾向性。
　　一、《金锁记》对女主人公命运悲剧性的暗示，与《怨女》对主人公悲剧性的展示，显然也有差异。前者强调女性无主体性历史的生存悲剧，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性欲望的悲剧，显然前者的文化内省性超越于后者的个人悲剧性。曹七巧的悲剧是女性无主体性的普遍悲剧，银娣的悲剧在文本中呈现出人性欲望选择的悲剧。银娣对婚姻的选择并非完全是兄嫂强加于她的，她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这桩金钱婚姻，而她的兄嫂甚至也是这桩婚姻的不知情者，都是媒婆歪曲事实介绍的不知情者。直到回门时，他们才知道妹妹嫁的丈夫原来是个瘫子。
　　《金锁记》中对压抑的强调，对人物压抑的欲望进行的隐性书写；而《怨女》则集中于对欲望的呈现，对主人公欲望的显性书写，表明了作者不同的处理态度。wwW.11665.cOM前者对七巧被压抑欲望的隐性书写，如七巧与姜季泽之间的欲望追逐，只是隐喻式的书写，他们之间欲迎还拒的暧昧，仅仅是心理层面的暗示，语言层面的挑逗。张爱玲并未以显性的语言明白地描写现实中发生的情爱行为，甚至这些欲望也只是现实中未曾发生的事件。《金锁记》只是通过对人物潜意识心理的暗示，传递出丰富的多层面的心理内涵，隐性的语言暗示拓展了表现的无限空间。
　　张爱玲在《怨女》中，对人性的欲望进行了显豁的刻意的渲染，从心理到行为的描写将欲望本能格外强化，对欲望本能从潜引到爆发的过程给予的细致的描述显然指向了欲望的直接书写。原始的情欲本能，对金钱的占有欲望，不仅仅是主人公被压抑的欲望的畸形释放途径，张爱玲给予了欲望原初性的定位。与《金锁记》中七巧的变态畸形心理是由于正常生活愿望的长久压抑的畸形发展相比较，《怨女》中银娣的变态心理并未强烈突出其压抑性，而是突出了其欲望的原始性。以下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比较：
　　她试着在季泽身边坐下，只搭着他的椅子的一角，她将手贴在他腿上，道：“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季泽脸上也变了色，然而他仍旧轻佻地笑了一声，俯下腰，伸手去捏她的脚道：“倒要瞧瞧你的脚现在麻不麻！”七巧道：“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
　　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
　　这是《金锁记》中对七巧与季泽第一次调情的描写，显然，在这里七巧是主动的，而季泽尽管轻佻，但在实际考虑上则是逃避的。《金锁记》中表现的不过是七巧的一场内心的欲望想象，而七巧试探的失败则更深地强化了压抑的强烈程度。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
　　这是分家后七巧与季泽再次见面时的心理描写。显然，这些文字的心理暗示性，对情绪性心理的描写，均不涉及现实实现。而此段文字将七巧对爱情的唯情想象与现实的利益考量纠缠在一起，表明这同样是一场与发生无关的心理事件。
　　她眯缝着眼望着他，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
　　七巧的后半生，所有的情欲想象都倾注在儿子长白身上，她的被压抑多年的欲望更是走向变态。
　　而作为后者，《怨女》则非常显明地对这三个主要情爱细节场面的片断进行了丰富的书写，欲望不再是潜在的心理事件，而是现实的发生事件。文本中细致地描写和叙述了男女主人公的两次欲望行为发生的过程。
　　第一次，在浴佛寺给老爷过60岁阴寿的仪式之日，一家人在偏殿的麻将桌上与从内地“跑反”到上海的亲戚娱乐。银娣与三爷之间的相互诱引的情欲事件。
　　……他不让她去抱他，一只手臂勒得她透不过气来，手插在太紧的衣服里，匆忙得像是心不在焉。她这时候倒又不情愿起来，完全给他错会了意思。衬衫与束胸的小背心都是一排极小而薄的罗钿钮子，排得太密，非常难解开，暗中摸索更解不开。也只有他，对女人衣服实在内行。但是只顾努力，一面吻着她都有点心神不属。她心里乱得厉害，都不知道剖开胸膛里面有什么，直到他一把握在手里，抚摩着，揣捏出个式样来，她才开始感觉到那小鸟柔软的鸟喙拱着他的手心，它恐惧地缩成一团，圆圆的，有个心在跳，浑身酸胀，是中了药箭，也不知是麻药。
　　第二次，银娣分家后，与三爷的情欲事件同样也是《怨女》中细致描写的片断：
　　他们挣扎着，像缝在一起一样，他的手臂插在她袖子里。你疯了。我们有笔账要算。年数太多了。你欠我的太多，我也欠你太多。

　　二、传奇性与写实性。《金锁记》强调其传奇性，强化了传统与现代过渡时期现代人对传统旧式家庭的陌生与距离，旧式的生活方式及精神心理均沉淀着古老的文化内蕴。这种古典的旧式家庭对于现代人产生的传奇般的奇特感，是《金锁记》的表现核心，张爱玲从女性生存的角度，对传统历史与文化氛围下的人际关系、人性的多层面进行了深刻的透视。古典的题材与传统的文化生存状态，最后落笔于现代主义人性剖析的视角，传奇性与现代性不露痕迹的组接，使传奇凸显传奇，现代主义的人性剖析更强化了古典传统的生活内容遥远的历史感。而相比较于后来晚了24年的《怨女》，张爱玲不再关注于其传奇性，旧式家庭的氛围显然不是作者关注的重点，文本中舍传奇而就现实，时时处处点明明了当下的历史现实。当下的空间意识，时间意识，当下的重要事件，当下不再是情节发生衬托的背景，甚至家族故事中同样表明了时代的影响及变化。《金锁记》书写的是现代背景之下的传统，内中的传统是封闭的完整的，当下的现实是写意的笔法。而《怨女》书写的传统已经是分裂的，当下的现实不断地撕裂着传统，这个旧式家族的崩溃与其说因落伍而被时代遗忘，毋宁说它是被现代生活所改造的。写实的笔法呈现的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不断纠缠的现实生存世界，张爱玲尤其突出了特定时代下的地域意识，这种当下的地域意识，时间意识都与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密切关联，当张爱玲并非关注宏观的大时代，她关注的依然是大时代变动中古典式家庭的变迁。
　　如地域意识的突出，《怨女》在开篇就写道：
　　上海那时候睡得早，尤其是城里，还没有装电灯。夏夜八点钟左右，黄昏刚澄淀下来，天上反而亮了，碧蓝的天，下面房子墨黑，是沉淀物，人声嗡嗡也跟着低了下去。
　　《金锁记》开篇则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及地点：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通过对比，显然可以得出《金锁记》对地域及时间的写意笔法，她有意地拉远了故事与当下地域及时间的距离。遥远的叙述感的营造追求的是传奇的定位。对时间意识的突出：
　　今天他们包下了浴佛寺，不放闲人进来。偏殿里摆下许多桌麻将。今天他们亲戚特别多，许多人从内地“跑反”到上海来……
　　《怨女》文本中分明突出了历史感与现实感，从“跑反”到“孤岛”，再到抗战结束汉奸的被惩罚，时间意识是非常明确突出的。沦陷的上海，崩溃的旧式家族，行将没落的旧式的生活方式。都是描写的重点。这里显然有着明确的时间定位，它是抗战时期特有的事件，这些事件标志着特定的时间，它不再是久远的旧式家庭传奇，而是特定时间意识下的家族故事。旧式家族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与特定的时间意识及地域意识甚至有着独立的意味，在作者精细地描写的背后，分明透露着明晰的关注。
　　《怨女》的情节发展中，不断出现明确点明时间背景的说明，地域特色的描写，如：
　　“老洋房的屋顶高，房间里只有一只铜火盆，架在朱漆描金三脚架上，照样冷。那边窗子关上，风转了向了。”
　　“每年重阳节那天预先派人通知，请他避出去，让女眷们到三层楼上登高，可以一直望到张园，跑马厅，风景非常好。”
　　“马路边洋梧桐叶子一大阵一大阵落下来，沿路望过去，路既长而又直，听着那萧萧的声音，就像是从天上下来的。她微笑着几乎叫出声来，那么许多黄色的手飘下来摸她，永远差一点没碰到。黄包车、马车、车缝里过街的人，都拖着长长的影子，横在街心交错着，分外显得仓皇，就像是避雨，在下金色的大雨。”
　　“她也是老式洋房，不过是个弄堂，光线欠佳，星洞洞的大房间。里外墙壁都是灰白色水泥壳子，户外的墙比较灰，里面比较白。没有浴室，但是楼下的白漆拉门是从前有一个时期最时行的，外国人在东方的热带式建筑。”
　　以上的引文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张爱玲在《怨女》中关注着抗战前后上海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内容，从日常的家居饮食、穿着打扮、地域风光、生活消遣等、人们生存手段的选择，都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都无不明确地突出着“社会写实”的定位。家族变迁中体现出历史的沧桑巨变，逝去的不仅仅是旧式的文化与传统，逝去的更有那个时代，那包裹着丰盈的风俗与特定时代的地域标记，都是作者心中熟悉的风景。如此鲜明的时代意识及地域意识，显然寄托着张爱玲对时间上及空间上都走向遥远的上海的怀念。
　　就小说技巧而言，两者也是有着明显差异的，《金锁记》的现代意识与《怨女》的通俗意识，《金锁记》中的大量意象的运用，无疑对文本表现的空间进行了拓展，对人物心理层面的深化起着巨大的作用，艺术探索的先锋意识与语言的传统意识同样突出，对人情世故等的精细把握，对话与行动描写的传神，无不透出作者深厚的古典修养。而《怨女》显然不再强调这种写作追求，它突出了通俗意识，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情爱意识的变化与迁移，旧式家庭的生活习惯与传统氛围，女主人公怨愤的情绪积累与战时沦陷区上海的城市印象。后者摒弃了意象的暗示手法，通俗语言的选择，传统小说技法的纯熟操作，或许在某种层面上透露出这个时期张爱玲对传统通俗小说的艺术偏爱的影响。也可说是对化繁为简的小说技巧的别种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