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爱 宽容 悲悯 叙事伦理 语调
　　摘 要：在当代文坛，当更多的人在寻找爱的途中陷入复杂纷乱并最终走向肉欲化与私密化，当更多的人将现实的关怀给予了暴露存在的限度及荒凉的时候，蒋韵《心爱的树》却展示了一份久违的朴素之爱，一种纯净的宽容、原宥与悲悯，并在叙事话语层面对这些温暖品质进行了呵护，从而显示出独特的叙事伦理内涵。
　　
　　书写永恒的超越之爱本是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然而，在当代文坛，以残缺取代圆融，以情爱取代爱情，甚至对情爱本身进行解构与去魅化书写，已日渐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书写模式并进而影响着我们的阅读习性，说不清从何时开始，我们已悄然将诗意、古典、浪漫、精神抛置脑后，而习惯于在作品复杂纷乱的情感网络中寻找欲望、身体、物质，并以为这样就是在寻找爱，却不知爱早已弃我们而去。正因如此，蒋韵《心爱的树》（《北京文学》，2006年第5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朴素之爱。虽然这里没有欲望交织的压抑与身体歇斯底里的呼喊，也没有复杂跌宕的情节和强化戏剧效果的悲情渲染，但依然给人带去了心灵的震颤与感动，因为它展示了真正的爱的诗意与精神，展示了人性的宽容、原宥与悲悯，并通过叙事对这些人性善良纯粹的品质进行了守护。在当代，当更多的作家努力在作品中暴露或批判人性的限度与展示生存的荒凉的时候，蒋韵对于人性这些温暖品质的呵护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孤独，却带给作品和人心以亮色，而这种向善的写作伦理也使她的作品具有了纯净的叙事品格与高贵的精神质量。我想也许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体现，使得《心爱的树》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评选中以全票当选。wWW.11665.cOm
　　《心爱的树》开篇是一个19世纪的异域故事。在19世纪末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欧洲人高更找到了他的塔希提新娘，可是两年后他离开了她。于是这个忧伤的新娘一遍遍唱着忧伤的歌，寻找那个坐在他心爱的树下乘凉的男人。这是一个关于失去、寻找和等待爱情的故事，可看作《心爱的树》的序言，这种设置在蒋韵的小说中是常有的，但这个遥远的故事并不是为了告诉那位塔希堤新娘的忧伤，也不是要以这种忧伤为整个小说设定叙事基调，与其说作者是要让我们在这故事的忧伤中体会姑娘柔韧持久的爱，不如说是要让我们体会她的宽容，她之所以可以抗拒时间对人心的磨蚀痴心寻找与等待她的爱人，是因为在心里早已原谅了他对她的离弃，如果没有这份宽容，只怕在她的等待中将藏有恨的种子，而当爱转向了恨，爱还是纯粹的爱本身吗？一份真爱、一份宽容，小说中的故事就在这种调子中展开了。
　　故事的开篇很简单甚至有些俗套，20世纪30年代，16岁的女学生梅巧，为了能够继续读书而不惜给长她20岁的教书先生“大先生”填房，虽然婚后育有四子，但梅巧热爱的依然是“外面的世界”，终于，在遇到“大先生”的弟子席方平后与之相爱，并几经思虑抛夫别子与心爱之人私奔。这样的开始很有些二三十年代女性小说的味道：一个拥有梦想的女学生，一桩不般配、不平等也不幸福的婚姻，于是有了婚外之恋、逃婚私奔，和心爱的人——完全是那个时代的故事，甚至连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也无不具有那个时代的气质：“梳着齐耳的短发，白衣，青裙，站在葡萄架下。”①然而随着叙述的展开，就不再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小说模式化了的套路了：深受爱妻与爱徒双重背叛的重创与耻辱的“大先生”被从乡下来的，和“从前的那女人，反着来”②，并“把这个家，这个宅院，用悉心悉意的日子，填成了实心”③的大萍感动并与之结合；八年以后，梅巧的女儿凌香千里寻母发现了母亲窘迫的生活现状：“两个心高万丈生死相随的有为青年最终落在了生活艰辛的窘境之中”④，并不是所有的浪漫出逃都会有浪漫结局，更多时候，不过是在这世上又多了一对贫贱夫妻，“这就是他们的故事，以传奇开始，却没有一个传奇的结局”⑤。女儿最终原谅了母亲。而在饥荒年代，梅席二人因有了“大先生”和大萍的帮助才渡过了难关。而在“大先生”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终于和梅巧相见一面，原来“大先生”还是爱着梅巧，而梅巧也感知着“大先生”的挂念。岁月沧桑，人事变迁，恩怨、遗憾都消散在风里，唯有爱的温暖依旧在心中。
　　于是《心爱的树》终究不是那个年代的女性小说，作者并没有给予梅巧以子君式的毁灭以此来展示女性的柔情与感伤，也没有让她陷入“娜拉出走”后的绝境以此表现女性在追求人生价值与自我理想时的迷失与代价，而只不过是让她归于了平凡，虽然她当初因为爱这外面的世界也曾抗拒过这平凡，但当她不得不因时代囿限而落入平凡时，她是没有抱怨的，这倒不是因为认命，而是因为梅巧的人生还是完整的，甚至，还是幸福的，因为在席方平的枕边，放着梅巧亲手绣的“风生水起、惊心动魄、针针见血”⑥的牙荷包，那是对心爱的人“白头偕老”的郑重承诺。因此在颠沛流离蜗居陋室后，在她所热爱的外面的世界破碎成片之后，梅巧依然还拥有完整的爱情，这是“一个义无反顾的爱情，是梅巧自己选择的爱情”⑦，是一个如果有来生梅巧依然会如此选择的爱情。因此，梅巧的故事虽然没有传奇的结尾，却还是让人感到了苦难平淡中弥足珍贵的温存。小说也因此拒绝了那个年代的小说所惯有的悲凉的调子。
　　而与此相比，《心爱的树》在价值意义取向上的转向则更显重要，小说不再只是认同背叛者所追求的自由、浪漫、心心相印的爱情观与人生价值的选择，而是对“大先生”与大萍之间那种基于相互宽容基础之上的隐忍朴实、有些土气、有些笨拙的传统婚恋观给予肯定甚至赞美，“爱一个人就是要满心满意地过日子，天地鸿蒙荒凉，只希望以彼此的火烬把属于两个人一世的时间填满”⑧，虽然这种爱情既不轰轰烈烈，也没有传奇色彩，在爱情至上者眼中甚至有些远离纯粹的爱情，但它依然最踏实最持久也最美丽，美丽原本就有很多种，如果说梅巧与席方平的由传奇归于平淡，并在困顿中坚守爱的承诺是一种苦涩哀婉的美，那么大萍与“大先生”之间的朴素之爱就是一种温暖的美。“大先生”认可并接纳大萍，不是无奈，而是因为大萍身上的质朴、善良、厚道、隐忍，与聪明早慧美丽的梅巧相比，来自乡野民间大萍并不逊色，她的朴实无华从一开始就散发出由人内心而来的温暖，这不仅是爱的温度，也是生命的温度。爱可以拒绝，而温暖则无法抗拒，所以“石头终于说话了，铁树终于开花了”⑨，在大先生，“那句话，拒绝的话，从此，再没有说出口，一辈子”⑩。
　　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小说中，在女性表现追求自我、自由、理想与解放的主题同时，代表旧家庭、旧婚姻以及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男性权威总是被批判的对象，而《心爱的树》中“大先生”却并不如此，在蒋韵笔下，“大先生”既非凌驾于女性之上的女性启蒙者，如涓生，也非男性霸权主义的代表，与这些咄咄逼人的强势身份相反，“大先生”是一个温和儒雅的君子，无论是对梅巧终其一生的宽容、爱恋与暗中相助，还是对朴实善良的大萍的认同、接纳与善待，还是面对日本人的胁迫在秋风楼上的大义凛然以死相拒，都充分显示出他仁爱、仁义、正直的君子情怀。而作者要赋予“大先生”的远不只此，她还给他一种审美的意义与人性的意义，“她坐在窗下做针线，听到门响，一抬头。这一抬头受惊的神情，就像幅画一样，在大先生心里，整整收藏了50年”{11}，“这回身低头抹泪的动作，让大先生，心头一恸。傻女人哪！他怜惜地想，他知道他一辈子会对这女人好”{12}，“大先生挥毫写下了几个字：竹篱茅舍自甘心。没有宣纸，就写在糊窗户的白棉纸上，算是明志，其实是，满心的不甘”{13}，“他拾起来，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这样几个字，‘梅：你这可恨的女人，你还好吧——’是一封，没有发出的信，永不会发出的信，不知什么时候，藏在了那里，他的手，抖起来，他站不住了，几十年岁月，像浩荡长风一样，扑面而来，思念，扑面而来。他的眼睛潮湿了”{14}。这思念的哪里是可恨的女人，分明是深爱的不敢去触动的女人呀。“他想说，梅巧，下辈子，若是碰上了，还能认出你吗？”{15}这时的“大先生”已不是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君子，更是至情至性内心柔软的“血肉之躯”，在他身上显示的是面对背叛而不会摒弃所有的爱，面对真诚而收藏起所有的爱，任凭岁月磨砺而依然有爱如初的最真实也最深厚人性之美。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在表现这样一个类似于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小说题材的时候，作者的叙述是有别于、甚至超越于一般女性主义的视角的，如梅巧离家出走，并非反抗家庭与男权权威而是为了自由、为了爱；大萍被接纳，不是因为她是可以用来填房续弦的女人，而是因为她的至善与厚道带给“大先生”的感动；以及对“大先生”这一君子形象的同情与赞美，都显示出作者超越于一般性别之上的文化视野，虽然作为女性作家，蒋韵并不可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性别，但在表现这一切时，“她的性别意识是本色的，有分寸的”{16}。她的叙述并不是要通向女性自我的爱恨经验，而是要通向作为类的人的本心，而这本心是善良、温暖、仁爱与悲悯，甚至可以说宽容悲悯的情怀正是这篇小说的底色。其实，某种程度上，《心爱的树》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关于背叛与宽宥的故事。这里有妻子对丈夫的背叛，弟子对老师的背叛，也有母亲对孩子许下的诺言的背叛，但更有宽容、原宥与悲悯，“大先生”对梅巧始终是宽容的，一开始，他懂得梅巧的心，知道“她是害怕四合院里这平常人家主妇的日子”{17}，于是在经过一番内心折磨之后，还是为梅巧谋了教职；后来则是对陷入困顿的“两个背叛者”暗暗相助，这也使他对席方平这个“全家的仇敌”的恨在叙述中打了折扣；而女儿最终也原谅了母亲：“其实，在凌香看到梅巧的最初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18}而使得凌香原谅梅巧的不仅是梅巧现实生活的困顿对她内心的触动，更是因为她寻母路上看到那“和她一样年轻一样茁壮健康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19}对她的震撼，在生命的苦难与无常面前，还有什么不可以宽恕？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善待每一个终究会逝去的生命！因此，在历经沧桑后，爱与宽容战胜了仇恨，温暖取代了悲凉，作品虽哀却不伤，在我看来，这种向人性的温暖与善的靠近，正是作者在作品中寄寓的伦理向度的体现。在当代文坛，当更多的人在寻找爱的途中陷入复杂纷乱并最终走向肉欲化与私密化的时候，蒋韵所展示这份纯净的人性温暖与善良格外让人感动，显示出一份高贵的精神品质。
　　然而，仅仅指向善与温暖这一叙事伦理的问题，并不能保证作品的叙事就一定是伦理的，这最多不过显示出作者深刻于常人的伦理关怀罢了，如若不能在语言伦理的层面审视叙事的这种可能空间，作者的伦理关怀将最终坠入庸常的伦理诉求与无力的伦理呐喊。好在，蒋韵对此是有警觉的，因此在小说的叙事话语层面也体现出伦理的观照与道德感。
　　其实不管是凌香，还是大萍，或是大先生，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宽容、仁爱与温暖都是作家自身悲天悯人情怀的体现，但在人物身上的这些品质并不是作家施与的，而是在作为独立个体的生命对另一个人的生活际遇的理解中自然生成的。比如凌香最终原谅梅巧并“重新成为一个善良温情柔软的孩子，一个悲天悯人的孩子”{20}，这种人性品质的形成并不是在见到梅巧的瞬间完成的，而是在她目睹了那么多的死亡与无常，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艰辛与沧桑之后的彻悟。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的伦理关怀也最终走向了人物个体生命的生存伦理。
　　叙事伦理与一般的注重价值判断的道德伦理不同，它侧重于呈现生存的状态与理解个体的生活，但这并不等于说作品中就不能有作者的道德立场，而是说作者的伦理诉求对于小说而言是一种内在的、隐秘的维度{21}。小说对梅巧与席方平的背叛的处理就显示了这一点。对这样一个类似“戏眼”一般的情节，作者并没有大肆渲染，也没有直接出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这一背叛行为进行评判，而只是让它在席方平的一声“大师母”、几次脸红、一句“你这不屈服的囚犯”与梅巧的一次梦的寥寥数笔中轻轻闪过，但读者却可以从这种纯净的叙事中体会到作家对人物的理解、同情、疼爱以及她的悲悯情怀。
　　伦理的观照同样体现在小说的语言、语感上。蒋韵是有清醒的语言意识的作家，语言于她不只是及物的、富有美学意味的工具，同时也是体现作家伦理观照与悲悯情怀的场域。如小短句的使用：“这是座小城，至少，在梅巧心里，它是小的”{22}，“他明显地老了，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23}，“这回身低头抹泪的动作，让大先生，心头一恸”{24}，这样的小句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透露出语言精美的韵律在这种叙述中人物的善良，作家的悲悯就深藏其中，如凌香见到梅巧之后说的那唯一的一句话：“——我来，是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不值得我这么、这么样牵挂！”{25}在这狠狠的谴责中，我们仿佛感知到了凌香急促而隐忍的呼吸，每一次的停顿仿佛都是积怨的重新酝酿，都在预示着一场更大风暴的来临，可是决绝的语气背后又分明是硬到极致后的松软与风暴过后的安详。于是我们便已知道凌香终要做回那个“善良温情柔软”的“悲天悯人的孩子”的。这呼吸不仅是凌香的，也是作家的，人物生命的气息与语言生命的气息融为一体，语言因此呈现出作家的伦理观照与对个体生命的伦理关怀。
　　小短句的使用也使小说呈现出独特的叙述语调：舒缓但不滞重，甚至有些地方还带着调皮的轻盈。不论是说到谁——梅巧、“大先生”、大萍、凌香，抑或那个并没有怎么正面出场的席方平，不论是说到什么——院里的槐树、掌上的阳光、盏中的花儿酒还是河东的柿子林，语调总是被控制在同一个水平与速度上，总是那么平稳、哀婉、精致、温暖、沉静，即使是描述悲伤、怨恨、悲壮也润有温柔的光泽。这样的叙述语调、言说姿态、语气、口吻是不可置换的，它实际上已经代替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或预先设置好的主题，成为统摄小说的主要因素，小说正是因它而浑然一体。每一人、每一物都平等地分享着其中的光辉。正如小说结尾描写已经有了岁月痕迹的梅巧：“她整个人，沐在那光中，永逝不返的一切，沐在那光中。那光，就好像，神光。”{26}而《心爱的树》也是沐在那人性温暖的光中的，这也正是小说叙事伦理意义的体现。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梁艳芳，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5级博士生。
　　
　　①②③④⑤⑥⑨⑩{11}{12}{13}{14}{15}{17}{18}{19}{20}{22}{23}{24}{25}{26} 见蒋韵《心爱的树》，《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
　　⑦⑧ 见《种一棵心爱的树（札记）——读〈心爱的树〉》
　　{16} 见《好大一棵树——读〈心爱的树〉》
　　{21}见谢友顺《铁凝小说的叙事伦理》，载自《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