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台湾现代诗 西方典故 历史美 知性美 人性美
　　摘 要：西方用典在台湾现代诗歌创作中表现出丰富的美学内涵，如西方用典的历史意识及现代性阐发呈现厚重的历史美；其知性意识观照呈现的知性美和理性美；以及生命意识及人性意识观照呈现的人性美等等。运用现代阐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从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对台湾现代诗西方用典之美学内涵的阐释，则将台湾现代诗学纳入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诗学研究视域之中，拓展了研究空间。
　　
　　西方用典是台湾现代诗的一种普遍修辞手段。现代诗的西典并不局限于地理概念的西方，而是相对于中国典故而言的异质文化典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洋典”。探究台湾现代诗歌创作中的西方用典，可发现其表征出鲜明的历史意识、现代意识、知性意识和生命意识，这诸种意识使台湾现代诗具有厚重的历史美、深邃的知性美和丰富的人性美。本文通过对台湾现代诗西方用典之美学内涵的阐释，将诗歌的用典研究从实践行为的概括进一步拓展到理论的描述和诗学规律的总结。
　　
　　一
　　
　　用典往往与民族心理尚古崇经意识有密切关系。西典大多脱胎于西方典籍和文学艺术，而西方的悠久历史与广博的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巨大的向心力，使人们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向此倾斜，形成对西方先贤智慧的普遍敬仰和尊崇。因此，西典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涵，成为西方传统文化的“原型”，隐含着深刻的民族群体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选择。
　　在诗歌创作中，这种历史记忆如何选择？西典作为一种构建诗歌的语言符号，从结构主义符号学来看，其构成以对等原则为基础，即通过典源语境和现实语境的相似或对照来构成。wwW.11665.com西典有两个端点，一端联系当代现实，一端联系西方历史事件，西典在运用中或为强调今昔的类似，即历史原型（人物或事件原型）的重复，或为强调今昔的对照，即今日与往昔的差异。于是，在两个不同历史时空语境的碰撞与交融中，西典表现出浑厚深沉的历史意识。台湾现代诗通过西方用典自然也就渗入了这种历史意识，呈现厚重的历史美。
　　席慕蓉的诗细腻柔婉，纯粹澄澈，诗中颇喜欢用庞贝古城的典故。如：“庞贝城里十六岁的女子/在发间细细插上鲜花/就在镜前就在一瞬间/灰飞烟灭了千年堆砌的繁华”（《夏夜的传说》），又如：“如庞贝的命运/将一切最美的在瞬间浇铸”（《夏日午后》），诗人藉古城陷落的历史典故，感慨着时间的流逝和人生命运的沧桑变化，这种怀古情愫缠绵悱恻，深沉细腻。
　　陈黎诗中的西典具有深沉曲折的历史意识：“华浦兰语传道书，西底雅语马太福音/让上帝的灵入福尔摩莎的肉”（《福尔摩莎 一六六一》），用史实典故追忆17世纪西方殖民者对台湾的精神奴役，饱含着对屈辱历史的愤慨和痛苦思索。
　　朵思的诗则借史实典故回忆战争如《（湖岩礁）湖下地行船》：“其实，最纯粹的黑暗/更纯粹的，则是忘掉它正划行在想象 /的拆卸和拼装”，通过对二战时期德国武器运装地遗址的缅怀，思索人类乖戾多舛的命运，这种历史意识具有深刻的反思色彩。
　　西典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原型”，其蕴涵的文化内涵在移植过程中，包含着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超越自身存在的当下视域去收览彼时彼地的典源语境的意义，将之与现实语境互比互证，这形成一种“视域融合”；也包含着西典作为此在空间的“他者”对台湾现代诗歌自我的观照，这也形成另一种“视域融合”；此外还包含着作为阐释主体的读者的“前理解”与诗歌用典语境的观照，这亦可视为一种“视域融合”。西典独特的“视域融合” 形成了多元对话、开放性的台湾现代诗歌语境。因此，通过西方用典，台湾现代诗人通过对比或相似的时空联想以今会古，以古衬今，阐发了新的现代性思想。
　　痖弦的诗用典新奇独特，如：“更恨祈祷/因耶稣也是男子”（《弃妇》），圣经中的救世主成为不愿祈祷的对象，传统文化“原型”完全被颠覆。这种用典方式是对西方文化另辟蹊径的摄取与吸纳，典故的古今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种现代性阐发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思维。痖弦的另一首诗则藉耶稣为救赎世人而献身的典故，表达一种现代生存状态：“所有的灵魂蛇立起来，扑向一个垂在十字架上的/憔悴的额头。/穿过从肋骨的牢狱里释放的灵魂，/哈里路亚！我们活着。走路、咳嗽、辩论，/厚着脸皮占地球的一部分。”（《深渊》）以耶稣受难的“古”映衬被救赎者荒诞堕落的“今”，表达对现实的深切失望，具有现代主义的荒诞意识。
　　对现代都市罪恶蔓延、道德堕落的强烈忧思，余光中的诗也用典予以揭示：“罪恶在成熟，夜总会里有蛇和夏娃”（《芝加哥》）,诗人抓住《圣经》典故原型与现实语境的相似性，跨越时空进行联想，以今会古，在异质文化中找到情感内蕴的触媒点并加以阐发，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思想。
　　季广茂在《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一书中指出：“典故是一种历史化的隐喻……是在神话或历史事件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典故对构成隐喻的彼类事物和此类事物作出限制：隐喻中的彼类事物在典故中变成了神话或历史事件，隐喻中的此类事物在典故中变成了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因此，典故能够借助于历史与现实在相似性基础上相互映照表现一定的思想与情感，并能达到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效果。”①因此，西典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厚重的历史积淀，而台湾现代诗人通过对西典故实的情感注入及创造性运用达到了“以故为新”，袭故而弥新的境地，使西典获得永久的生命力。
　　
　　二
　　
　　上世纪50年代，台湾现代诗派的摇旗呐喊者纪弦先生旗帜鲜明地提出“知性之强调”的号召。研读台湾现代诗，就会发现大多意象繁复稠密，讲究思想知觉化，主题多元化。西典作为台湾现代诗的语言构件和意义生成符号，也成为其知性意识的表征。
　　这里的“知性”概念有别于西方古典哲学的理解。斯宾诺莎定义的知性是从方法论角度论述，即“知性凭借天赋的力量，自己制造理智的工具，再凭借这种工具获得新的力量来从事别的新的理智的作品，再由这种理智的作品又获得新的工具或新的力量向前探究，……直至达到智慧的顶峰为止”②。这种知性是逻辑学研究所指向的认知理性。西典的“知性”则接近于康德的“审美知性”，即“想象力在它的自由中唤醒着悟性，而悟性没有概念地把想象力置于一个合规则的游动之中，这时表象传达着自己不作为思想，而作为心意的一个合目的状态的内里的情感”③。这里的“悟性”即“知性”，是诗人、艺术家精神内里的，与想象力、情感、意象融为一体，处在自由协调运动中的“审美知性”。
　　台湾现代诗人和诗论家对现代诗及西典的“知性”特质历来颇为重视。杜国清先生在1989年提交给“台湾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的《新诗的再革命与现代化：论台湾现代诗的特质》一文中，指出台湾现代诗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诗质上以主知的诗想取代感伤的诗情。”④在1991年提交的《宋诗与台湾现代诗》一文中认为“在中国的诗传统中，台湾现代诗的特质，也可以追溯到宋诗”⑤，即台湾现代诗的知性意识与宋诗的讲求理趣是一脉相承的。
　　洛夫先生则说：“我们所谓的知性或思想性，……是对生命本性的体认，生命真谛的探索，这种本性与真谛唯有在残败的生命情境中发现。”⑥他站在寻求诗人主体的生存意义与生存价值的存在主义哲学基点上来界定现代诗的知性内涵，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
　　覃子豪先生也提出自己的见解：“近代诗有强调古典主义的理性和知性的倾向。因为理性和知性可以提高诗质，使诗质趋于醇化，达于炉火纯青的清明之境……最理想的诗，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合产物。”⑦他认为知性在诗艺的运作中，必须和情感、意象、哲理三者互相渗透，达致象中有理，理中有情、情中有象。

　　因而，台湾现代诗人在创作中充分而敏锐地感应到这种“审美知性”的召引，并通过西典运用明晰地表现出来。

　　诗人非马2007年在其网站上发表的新诗写道：“嗨，我是包可华/我刚刚死去”（《幽默的轮回》），借用美国幽默作家包可华以生前预拍的录像带告诉读者自身死讯的现实典故，将生与死这一永恒命题以幽默笔调淡淡道来，体现了对生命本性的体认，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台湾现代诗的西方用典常常是多典组合，即诗歌用典（特指西典）超过两次。各典故跳跃性的转换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使诗歌诗意流转，富于灵动的色彩。覃子豪的诗中写道：“蒙娜丽莎的微笑，我没有留着/留着了满廊的神秘/维娜斯的胴体仍然放射光华/贝多芬的死面，有死不去的苦恼。”（《画廊》）典故的变换传达着诗人的主观感受，这些感受层层叠加，因而诗味异常浓厚，充满知性的隽永。杨唤是喜用西典，且喜欢多典连用的台湾诗人之一，如：“梵蒂冈的地窖里囚不死我的信仰/赝币制造者才永远怕晒太阳。/审判日浪子收葡萄回家，/如果麦子不死，我们到哪里去收获地粮。”（《诗的喷泉—告白》）用了一系列法国作家纪德作品的典故，以隐匿的方式把远距离的比喻形象地结合在一起，突破了读者陈俗习惯性联想，产生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效果，诗歌蕴涵的思想和玄理却不能以显明的语言道尽。一如钱钟书所言：“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⑧典故融化在作者情感、作品生命之中，诗歌的情、理、象混茫难辨，反而达致一种浑然一体、圆融自如的诗境。
　　周梦蝶的诗用典更为玄妙：“人在船上，船在水上，水在无尽上/无尽在，无尽在我刹那生灭的悲喜上。/是水负载着船和我行走？/抑是我行走，负载着船和水？……/爱因斯坦底笑很玄，很苍凉。”（《摆渡船上》）通过摆渡船上所见的刹那感悟，讨论了主客体关系的相对性。诗人的生命感受与西典包含的玄理在两相交融时绽现知性的美感，在感性具体的氛围中，诗歌显示出一种诗质的厚度和密度，令人回味悠长。
　　西方向来有诗与哲学是一家之说，柏拉图尽管在《理想国》中对诗人的作用极之斥责，但自我克制和压抑终究不能完全打消他对诗的热爱。他认为“诗人和哲学家都以对美的追求为己任；前者追求形式的美，后者追求实质的美。……哲学和最好的诗是一致的。”⑨可见诗歌是具有理性美和知性美的。台湾现代诗的西方用典，寓知性与感性于一体，将意象、情思、哲理互融互渗，或以隐喻手段，使典故意象与哲理暗合，消解用典修辞之痕迹，达致典实与现实水乳交融的诗境；或以层层典故强化表达效果，使诗歌表意曲折，意境深邃，解读更具多义性。
　　
　　三
　　
　　典故作为一种辞格，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以寄情言志的方式呈现的表达功能。从修辞学角度来看，西典在“修辞所用语言本身的属性”这一内在语境层面有别于其它修辞方式。因为西典由于典源语境意义支撑而有着相对独立的意义表达，同时亦包含典源语境带来的情感内容，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文本。因而，台湾现代诗人在创作中要协调西典的内在语境与外部语境，使读者理解诗歌通过用典传递的情感信息。
　　从语用学角度来看，台湾现代诗人是西典的语用主体。西典在被选择和运用之初就已被主体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被注入了特定的情感信息，这些情感信息与西典本身已有的情感内容交融互渗，融为一体。因此，西典意象承载的情感内涵丰富复杂，蕴涵着深刻醇厚的人性意识和生命意识，闪耀着深沉蕴藉的人性美。
　　西典作为语言信息的交换媒体，其交换的信息自然包括了情感信息。张错的《鎏金菩萨》用佛经故事典故传达了一种宽容超然的传统精神，一种超脱时空的悲悯情怀：“那是如何慈悲喜舍的投火飞蛾──/在燃烧中蒸发，黄金与水银结合/如何水乳交融的生生世世啊！/所有来世今生情缘/就这般付诸於青铜躯体永远/鎏金的菩萨……”席慕蓉诗中常用的庞贝古城之典，表达的情感似乎是对时间易逝的叹息，但又何尝不是女子对幸福的盼望？这种细腻缠绵之情也在郑愁予的诗体现出来：“你来赠我一百零八颗舍利子说是前生火化的相思骨/又用菩提树年轮的心线/串成时间绵替的念珠/……/当我拈花是那心魔在微笑/每朝手写一百零八个痴字/恐怕情孽如九牛而修持如一毛”（《佛外缘》）。非马诗中的西典则闪耀着清明的生命意识(如《幽默的轮回》）……这些诗歌的西典包含的情感信息与诗人创建的现实语境的情感内涵进行交换、过滤直至融合，传达一种绵亘不绝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识。
　　台湾现代诗的西典运用除了表达传统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识，也显示了传统意识的转化。传统文化的生死有命、人生无常、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等典型的东方式感慨，通过西方用典则融入了西方现代主义生存的荒诞、生命的孤绝等思想意识。“更恨祈祷/因耶稣也是男子”（痖弦《弃妇》）反映了一种现代生存态度，表现女性对其生命本体的觉醒。余光中与罗门诗歌的西典运用则表现了现代社会的畸变，如余光中的诗写道：“而十九世纪在醒着，文艺复兴在醒着/德拉克鲁瓦在醒着，罗丹在醒着/许多灵魂在失眠着，耳语着，听着/听着——/门外，二十世纪崩溃的喧嚣。”（《芝加哥》）以西方文化灿烂辉煌的“古”映衬20世纪的“今”，对20世纪文明的倾颓与崩溃深深叹息。同样，诗人罗门的《都市之死》也描绘了都市的堕落和沉沦，人类文明的颓靡和沦丧：“伊甸园是从不设门的/在尼龙垫上榻榻米上文明是那条脱下的花腰带……/天堂便暗成一个投影/神在仰视中垮下来/都市在复活节一切死得更快”。罗门不愧为台湾现代都市诗人，通过用典生动摹写了现代都市的异化和异化的生命存在。
　　台湾现代诗的西典运用也显示了伦理道德的转化。含蓄深情，忠贞不渝的情感已不再是唯一吟咏的对象。张错的诗写道：“翌日捧读谷崎掩卷无语/雪子婚姻当真雨雪霏霏般懊恼吗？”（《雪》）借用日本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作品《细雪》的内容，对传统的婚恋观念、女性地位开始反思，反映了在现代生活潮流之下，陈旧的古老遗风、僵化的家庭屏障的桎梏和必将崩溃之现实。因此，台湾现代诗的西方用典体现了诗人对生命存在的思索、对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反思、对美与和谐的永恒追求和人伦情理的重新认识。
　　综论之，台湾现代诗的西方用典体现了西方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厚重的积淀，表征出深沉的历史美；并将知性与感性寓于一体，表征出澄澈的理性美与知性美。此外，西方用典承载的情思意绪也在诗人情感与典源文本内在情思的相融互渗中，呈现复杂多样，富于现代意义的生命情调和精神内涵，表征出丰富的人性美。而在开放多元的诗学研究场域中，以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来探究台湾现代诗的异质文化影响及艺术效果，则拓展了现代诗学的研究空间，具有深远意义。
　　
　　① 季广茂：《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② 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页。
　　③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0页。
　　④⑤ 俞兆平：《台湾现代诗学中‘知性’概念之我见》，《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第31页。
　　⑥ 洛夫：《诗的探险》，黎明文化公司，1979年，第50页。
　　⑦ 覃子豪：《新诗向何处去？》，《蓝星诗丛刊》第一辑狮子星座号，1957年8月。
　　⑧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1页。
　　⑨ 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