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2月到1997年3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逗留一年，主要访问了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以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部分学者。这次出访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为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和青年课题《玉台新咏研究》收集海外有关的研究信息。并由此为基础，了解美国当代汉学研究的一般状况，诸如研究机构、藏书、人员以及近年的研究趋势等。第二，应《文学遗产》编辑部之命，拜访一些著名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同行。有关专业方面的研究信息，我已尽可能地吸收在《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和《玉台新咏研究》中。这里想就个人闻见，对美国汉学研究的一般状况作浮光掠影式的介绍。
　　一、中国文学研究的背景回顾
　　美国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始于十九世纪。当时没有明确的文学研究的概念，只是为传教的需要，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概况，samuel wells willians最早编撰《中文缀音字典》，以北京话，附广东、厦门、上海读音。1869年，美国向清王朝赠送西文图书和植物种子，想交换大清最新人口资料。清王朝回赠了大约一千册中国图书，这是国会图书馆最早也是最有价值的特藏。
　　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来自于欧洲。德国的berthoold laufer是著名的考古学家，精通汉语，同时对日、满、藏、梵、波斯、马来等文字也通晓，后来任职于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著有《汉代的陶器》《从玉器看中国的考古与宗教》《中国与波斯》等，当时称为第一流学者，这些著作，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之作。WWW.11665.com1901年，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丁龙中文讲座”(dean lung professor)，名扬一时，英国的herbert a.giles，法国的paulpelliot等都曾前来讲学。这是大学设立汉学讲座的开始。此后，各大学虽然逐渐设立了亚洲系（或曰东亚系），但是，汉学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不要说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当时的美国人研究中国，充其量是为传教通商、扩展殖民区域的需要，或者干脆视中国为一个神秘而遗世独立的国度，带有玩赏古董、以个人兴趣为主的心态来探寻中国。两次大战之后，美国出现了不少有关亚洲研究的学术团体。譬如1925年成立中国太平洋学会，1926年成立华美协进会，1928年成立远东研究促进会（也就是远东学会及现在亚洲研究学会的前身）及哈佛燕京学社。与这些学术团体同样重要的是几个重要的基金会，rocdfeller,ford，纽约卡内基基金会等，从三十年代前开始注入资金。特别是二战之后，各大基金会更是有目的性地拨款资助中国研究，加上美国政府提供的对远东研究的资金，在研究经费方面有了比较充分的保证。当然，基金会与政府的资金投入，其主要目的不是学术，而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因此，希望一切研究能和国家的外交、国防、经济挂钩，急功近利，是其显而易见的特色。
　　20世纪70年代，以哈佛大学john k.fairbank（费正清）为代表的现代汉学研究，以“现代化”的标准评估一切。他们所说的现代化，其涵意主要是指工业化、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兴起、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等，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而忽略文化背景，这难免有削足适履的弊端。不过话说回来，在20世纪初期，也有不少学者努力探讨中国发展滞后的深层原因，如max weber就说过，中国的法律、俸禄制度、文人教育、甚至满口仁义道德、轻视追求自我利益实现的儒家思想，无一不是阻碍中国进步革新的“包袱”。中国的沦落，不是列强的欺凌，而是自身传统文化政治社会结构出了毛病。结果，中国被视为现代化失败的个案，因此他们探索的是中国“体质”上的“病理剖析”，从而为西方列强的依强凌弱找到历史根据。这种理论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质疑。八十年代以来，以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为代表的学者从探讨“新儒家主义”入手，倡导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的价值。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如果不能了解及尊重传统中国，妄想跳过传统中国而理解近代中国，是不可能的事。上述这段历史，王家凤、李光真《当西方遇见东方——国际汉学与汉学家》（光华杂志丛书第15辑，1991）有过清晰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
　　从总的研究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所谓传统的汉学已经面临着新的挑战。现代学术已经进入了专门化的阶段，像已往那样极为笼统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得失，很多学者不以为然。专门之学逐渐取代传统的汉学，已成为必然趋势。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来巡视近五年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状况，许多问题也就比较容易得到理解。
　　二、与中国文学研究有关的机构及藏书
　　国会图书馆
　　是美国最大的藏书机构。该馆建立于1800年，而中文藏书始于1869年。如前所述，当时同治皇帝曾以中国古典和科学的明清刻本十种共计九百余卷回赠美国，这是该馆收藏中国古籍之始。1879年预购顾盛图书馆所藏汉、满图书2500卷，包括太平天国之稀有文献、清刻方志及天主教基督教传道士的早期译著。顾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是泰勒(john tyler 1790-1862)总统任内第一位派往中国的外交使节。1901年至1902年，另一位出使中国的外交官罗克义(william w.rockhill1854-1914)将历年收集的汉、满、回文图书约六百余卷赠送该馆，其中有关佛教典籍颇为丰富。1908年清政府派唐绍仪至美送一部《古今图书集成》。1928年国会图书馆成立中国文学部，1942年改名亚洲部，1944年重新改组东方部，近年又改为亚洲部。目前可称的上是在中国本土以外收藏最为丰富的中文书库。出版有《远东语言目录》《国会图书馆中国收藏》《国会图书馆方志目录》《中国稀见本叙录》等。美国汉学研究在二十世纪迅速崛起，其丰富的藏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奈尔大学
　　其书库有专门收藏东亚和东南亚史料的藏书库，是1918年利用校友charles w.wason的捐款而设，历经八十年的建设，被认为美国各大学图书馆中有关中国的西文藏书最为丰富的书库。其主要特色是华氏所遗赠的九千五百卷有关中国的西文图书，此后又不断地扩充收藏。这里还收藏有中国民俗文学与戏曲史料方面的古籍，被认定为中国口语和表演文学会议的资料储存中心。此外还有原刊《永乐大典》数卷。出版有《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收藏目录》和《华生书库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收藏》等书籍。
　　主要学者有：tsu-lin mei（梅祖麟）：研究唐代文学及语言学；edward m.gunn（耿德华）：研究沦陷区文学及钱钟书。
　　胡佛研究所
　　地址在斯坦弗大学，1919年建立。重点研究二十世纪国际及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特别注意共产主义及中共研究。1945年在赖特(mary g.wright)领导下，开始收集东亚资料，以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资料为基础。后来斯坦弗大学将远东藏书并入该所，有了中国传统的古籍。出版有《中文藏书目录》和《胡佛研究所东亚藏书调查》等。
　　主要学者有：albert.e.dien（丁爱博）：《北齐书颜之推传考论》，慕尼黑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janes j.y.liu（刘若愚1926-1986）：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读书，又曾任教于伦敦大学、香港大学、新亚学院、夏威夷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重要著作：《中国诗歌艺术》（芝加哥1962年）、《李商隐的诗》（芝加哥1969年）、《北宋抒情诗》（普林斯顿1974年）、《中国文学理论》（芝加哥1975年）等；john wang（王靖宇）。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从1896年收藏汉学家傅莱尔(john fryer)的藏书，包括傅氏自己中文翻译的西文书。二十年后又收江亢虎(kiang kan-fu)私人藏书。至1947年正式成立东亚图书馆。该馆以考古、艺术、历史、文学和哲学藏书为主，其中大约有一百多种中国早期翻译西文的科技著作，由20世纪初上海江南军械局翻译。方志以两广、福建等沿海区域为多。善本书有周秦汉砖、瓦拓本，唐代写本，宋元版本等，还有名家批校本及原稿本等。另外还有甲骨、钟鼎及黑陶文献等。该馆收藏之丰，仅次于哈佛大学，而雄居第二。出版有《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作者书名及标题目录》。
　　主要学者有：cyril birch（白之）：《明代传奇选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douglas nielson;edward h.schafer（薛爱华）；judith boltz;jon kowallis;jeffrey riegel;stephen r.bokenkamp;stephen h.west（奚如谷）：翻译《西厢记》，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leo qu-fan lee.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四十年代末叶成立东方语言系，随即成立了东方图书馆，藏有东亚各国语文资料，而以中文居多。由于获得monument serica institute的藏书，使之成为北美最大的东亚藏书之一。
　　主要学者有：marlon hom（谭雅伦）；richard e.strassberg（韩禄伯）；shirleen s.wong（黄秀魂）；haun saussy.
　　耶鲁大学
　　在全美汉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该校从1878年开始收藏中国图书，由该校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将中文书籍赠给母校。1884年，该校中国语文系主任威廉士(samnelw.williams)又赠送私人藏书，以后多由各界赠送。其中以现代中国史料最为丰富，有美国文学的中文译本多种。近年又获简又文(jen yu-wen)藏书三百余种及期刊、拓片、地图、钱币等，都是关于清末太平天国的史料。

　　主要学者有：douglas wilkerson（魏道格）；hans frankel（傅汉思）：柏克莱博士，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等，著有the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等论著；jonathan spence（史景迁）；kang-sun chang（孙康宜）：普林斯顿博士，著有《六朝诗研究》、《晚明诗人陈子龙》；karl s.y.kaoedro acosta（柯彼得）；ying-shih yu（余英时）；ardrew c.west.
　　芝加哥大学
　　1936年成立远东图书馆，得到洛克菲
勒基金会的资助。1944年芝加哥newberry图书馆将已故汉学家berthold laufer（德国人）藏书转让该馆。有汉文863种，藏文303种，满文62种，蒙文61种，还有一套7920册的正统版大藏经，是1440年印制的。出版有《远东图书馆目录》。藏有中国善本书近两千种，就笔者所见如李焘《通历》旧钞15卷，文廷式《知过轩随录》（包括《晋书补逸》《经义丛抄续编》《旋江日记》等）稿本、刘鳞生《燕居脞录》稿本、《瑞萱录》稿本等，均值得注意。
　　主要学者有：钱存信；anthony c.yu（余国藩）：翻译《西游记》，出版有《余国藩西游记论集》，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版，收录论文五篇；craig fisk（费维廉）；david roy（芮效卫）：翻译研究《金瓶梅》；tai-lai ma（马泰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edward shaughnessy（夏含夷）：研究先秦文学。
　　哈佛大学
　　中心是哈佛——燕京学社，为此配备有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始建于1928年。其藏书被认为东亚诸国以外各大学图书馆中最大和最特别的东亚藏书。首任馆长裘开明(dr.alfred kaiming ch’iu)重视东亚古典与传统文学；吴文津(dr.engene w.wu)接任后强调现代当代资料的收存，重点放在东亚、东南亚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级研究。出版有《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分类目录》、《哈佛燕京学社所藏明代类书及参考书目提要》，藏有中国善本书，包括宋、元、明、清初诸种版本达二千五百余种，方志三千余种，类书一千余种，丛书一千余种。另外还有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字（英文译作nakhi）。这些藏书的特点，可以参见上海辞书出版社《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
　　主要学者有：patrick hanan（韩南）；stephen owen（宇文所安）；kao yu-kung（高友工）：哈佛大学博士；peter k.bol.
　　夏威夷大学
　　该校1930年开始收集东亚语文资料，成立了东方研究社。1962年成立东亚中心并建立东亚中心图书馆。1970年成立亚洲书库。
　　主要学者有：stephen o’harrow;y.w.ma（马幼垣）。
　　密执根大学
　　从1948年开始收集中文图书，以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中叶图书为主，尤其重视近代现代史料的收集。此馆收藏缩微胶卷为多，也是一大特色。
　　主要学者有：c.s.chang（张春树）：《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密执根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与夫人骆雪伦合著。骆氏尚有《历史·讲史与文化传统》一书，密执根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j.creutz;shuen-fu lin（林顺夫）：普林斯顿博士，著作多种。
　　普林斯顿大学
　　是汉学研究的重要学校，其藏书在美国也称丰富。它从1926年开始收藏中文图书，初藏八千种，据说都是由宣统老师沈葆祯选定。1937年移入学术研究所。1956年成立东方图书馆。其收藏以明版书为特藏。出版有《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文善本书目》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文显影目录》
　　主要学者有：andrew h.plaks（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1983年版；chris connery;s.f.lai（赖瑞和）；frederich w.mote.
　　哥伦比亚大学
　　其藏书在全美也居前几名。东亚图书馆的前身是东亚史料馆，1902开放，1922年成立日文部。1935年合并中日文部为东亚图书馆。其特藏是中国族谱，约千余种，是西方对这类书收藏最多的单位。此外，还有许多明版，多为稀见本。
　　主要学者有：c.t.hsiaaul rouzer:《论温庭筠的诗》，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burton watson：《左传选读》，1989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华盛顿大学
　　1937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开始购买中文图书。1946年成立远东及俄国研究院。出版有《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明版古籍选目》等。
　　主要学者有：ching-hsien wang（王靖献）：柏克莱比较文学博士，现已出版各类论著三十余种，包括文学批评和创作；robert e.hegel.（何谷理）；david r.knechtges（康达维）；harriet halbert;joseph r.allen：《另一种声音：中国乐府诗》，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92年版，从汉魏六朝论到唐代新乐府诗歌；john louton.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1962年成立中文系，藏书起步较晚，但是后来居上，成为北美发展较快的学校之一。
　　主要学者有：josephs.m.lau;robert joe cutte（高德耀）；sin-sing kong（江先声）；tsai-fa cheng（郑再发）；tsetsung chow（周策纵）；willian h.nienhauser,jr（倪豪士）：翻译《史记》，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一卷。《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台北天南书局1995年版。《唐代文学西文论著选目》，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88年。
　　三、与中国文学研究有关的协会及期刊
　　美国亚洲研究的最大协会是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出版物有《亚洲研究通讯》，每年五期；《亚洲研究文献目录》，每年一本；《亚洲研究学刊》，每年四期；《有关亚洲研究博士论文摘要》，不定期。此外，还有中国文化研究会、北美中国研究会、美亚教育交换协会等等。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亚洲研究索引》和《亚洲研究学刊》。
　　《亚洲研究文献目录》(bibligraphy of asian studies)
　　原名《远东研究文献目录》(far eastern bibligraphy)，远东协会主办，始于1936年，原在华盛顿出版。在1941年以前，本目录较全面地收录了有关远东研究的西文研究论著和论文（不含俄语），而且1941年到1943年也做得较好，但是1944年和1945年就收录不齐了。主要原因是：第一，出版与文章实际减少；第二，战争期间海外出版物在美国看不到；第三，编者由于一身数职，不能全力收集全部的期刊。到1946年和1947年，目录又较为全面（除俄语和中欧作品）。从1947年开始它继续以年刊的方式，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改称今名。从1947年到目前共出版了四十四册（最后一册仅到1989年），共有三十三个目录，而在中国目录下就有十四个子目录，其中就包括中国文学研究一项。从该索引来看，篇幅是越来越长。1947年仅八十多页，到1989年号已达六百多页，且版式扩大。这是了解西文的中国研究的最重要的索引，与日本《东洋文献类目》相对照，前者全是有关亚洲研究的西文论著，而后者则是日文、中文、朝鲜文。有此两册在手，则世界范围的中国文学研究状况也就大体可以了然于心。不无遗憾的是，由于近十余年出版物大增，本索引的出版周期越来越长。1989年号到1995年底才出，而《东洋文献类目》1992年版也是到1995年才出版。

　　《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创刊于1941年，原名《远东研究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年一卷四期。从1956年起改称今名，依然两年一卷四期，每卷都有中国文学研究的论文。如第34卷《〈西游记〉的叙事结构与第九回的问题》等。
　　《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36年创刊，哈佛燕京学社主办，每年一本。到第七卷改为两年一本，即1942-43年、1944-45年。从第十卷开始又恢复每年一本。后来根据实际状况，有时也两年一本。到1977年又改为每年两本，六月出版第一卷，十二月出版第二卷。如同其他刊物一样，先是刊载论文，其次是文章评论、书评等。与文学研究有关的论文时常刊发，如第54卷《论朱彝尊的爱情抒情诗》《吴文英述论》，第55卷《论唐代的集团诗、应制诗及侍宴诗》。现任主编howard hibbett。
　　《亚洲学刊》(asian major)
　　1924年在英国伦敦出版，每年一本。1931年以后每两年一本。直至1935年共出版十卷。1949年改由taylor’foreign出版社出版新版，两年一本。至1975年共出版十九卷。后来改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办，半年刊。涉及中国历史、文学、思想和文化的各个时期的各个方面，也包括与中国有关系的其他东亚中亚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如1993年第2期刊发《论中国诗与中国画》，结合蔡文姬的作品、历史及文姬归汉的历史故事、绘画等展开历史论述。此外，《绝句溯源》、《论冯梦龙》等，都是有影响的论文。现任主编denis twitchett。
　　《古代中国》(early china)
　　1975创刊，由古代中国研究会主办，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出版，每年一本，1978年开始两年一本。以先秦两汉为主，包括历史、考古、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内容。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这份刊物的容量相对比重较大，因为先秦两汉文史哲不分。如第18期《穆天子传中“昆仑山”之文学作用》从文献入手，认为《穆天子传》中的昆仑山并非特指现今某地之山脉，而是源于周期以前的宇宙天体神话，由于过去常被视为历史记载而长期忽视《穆天子传》的文学意义，该文从这个角度剖析了该书的文学价值。又如第16期《诗经语言研究：语尾助词“矣”》认为“矣”的基本意义是表示命令或祈使，因此对中国、日本及西方学者对该字的训释提出异议。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美国〈古代中国〉期刊的学术成果：1989-1993》对此刊有所评述，可以参看。现任编辑：david n.keigh tley。
　　《唐学报》(t’ang studies)
　　1981年创刊，克多拉多大学出版，每年一本。1990年以后，每两年一本。到目前为止，共出版十一本。这本杂志的最大特点是每期都有综述性的文章，介绍西文、日文及中文所刊发的有关唐代研究的成果。另外每期都有关于唐代文
学的论文发表，如《罗隐政治思想中的儒道成分》（第10-11号）、《白居易新乐府诗中的“官牛”诗》（第7号）、《韩愈诗的时空失序》（同上）、《顾况的道家挽歌》（同上）、《骆宾王考论》（第6号）等。此外，还经常有学者介绍，如第8、9号介绍了hetzel schafer(1913-1991)的生平资料及论著目录，同时刊发了《汉学是什么》的文章。现任主编paul w.k.kroll。
　　《宋辽金元研究》(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由albany-suny大学东亚系主办，每年一本。与《唐学报》一样是份综合性的研究期刊，但是每期都有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论文刊发，如第24号有《蒋捷和他的词》、《以空为中》（论述宋代词学理论）、《论苏轼的〈芙蓉诗〉》；第25号刊发的《论吴文英的〈莺啼序〉》等。此外，每期都有专题综述、书评、论文介绍、研究目录、新书目、有关研究杂志等。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的研究近况和趋势，也及时加以介绍。现任主编james m.hargeott。
　　《明代研究》(ming studies)
　　月刊。由hobart and william smith学院历史系主编：william s.atwell。在第32期《两部中国传统杂剧中的妇女形象比较》一文，论述了《窦娥冤》和《琵琶记》的女主人公形象。第33期《晚明时期的浪漫主义和小说〈娇红记〉》，也对中国小说史上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年刊。主要由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主编。这是综合性的中国文学研究刊物，所涉及的内容从先秦到现当代文学，而主要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主。目前已经出版二十期，每期均有值得注意的论文，如第十八期论述古代中国关于“文”的概念，论李贺诗，论《水浒传》、《红楼梦》等，收集的材料、研究的视野等均有特异之处。
　　四、近五年的重要成果
　　在美访学的一年里，笔者匆匆浏览了数十种九十年代以后在美国本土出版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著，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二次大战以后，随着西方对中国研究学习之扩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虽然不及现当代文学研究那样热门，但是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和深度，特别是近些年的研究已经从过去单纯的翻译介绍，进入专门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也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各大学加强了后备人才的培养，年轻学者层出不穷，加之近十余年中国大陆留学生的介入，更使得美国汉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由于材料过多，还需要仔细的辨析清理。这里，只能印象式地谈几点浮浅的观感。
　　第一，开阔研究视野。这是阅读西文有关中国文学研究论著最突出的感受。翻开任何一本学术论著的附录，大部由这样几个部分组成：（一）简称目录；（二）详细注释、徵引诸家之说；（三）文献索引，将有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文、日文、西文分门别类，几乎作到了竭泽而鱼的地步；（四）书目人名索引；（五）全书总索引。暂且不论这部书的真正贡献如何，持此一书，对某一专题的文献及研究现状，大体便可了解个八九不离十。所以如此，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就其客观原因而言，他们的研究经费比较充足，图书杂志购置齐全，且检索现代化；就其主观原因而言，北美学者大都受到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们往往可以跨越多重语言的障碍，除了中文之外，他们还能习以为常地参考日文、西欧、甚至东欧、俄国等地的汉学论著，用一种国际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传统课题，这是从事中国传统研究的中国学者极为欠缺的一点。譬如新近活跃的倪豪士的研究，就有比较明显的特点。他的《中国小说的起源》是一个极为古老的论题，作者比较了中国小说概念中的“传、说、奇”和西方传统中的文化划分——模拟、教诲和娱乐——作了有意义的比较，从而把周朝作品，如《庄子》《孟子》《战国策》《国语》等列入小说史的考察范围，可以说言而有徵。又如《文苑英华中“传”的结构研究》就采取了结构主义的文类分析；《柳宗元的〈逐毕方文〉与西方类似物的比较研究》又是一篇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结论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不可否认的是，他至少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现象更多层面的理解和思考。这正可以借用苏轼的诗来形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按照西方现代的观点，阅读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投射，也就是批评将文学作品视为经验的记录；二是评论，与文本息息相关去了解文本任何一部分；三是诠释，对作品进行整体性的观照。相对来讲，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较接近于投射理论，而西方则倾向于评论方式。近些年来，又强调诠释理论，刻意寻求第二层涵意。这些都有待我们继续探讨。又如余国藩的《西游记》系列论文，也时有新意，因为作者是华裔学者，对于中国传统的东西较为熟悉，同时，他又是一位宗教神学教授，因此他的研究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源流·版本·史诗与寓言》《宗教与中国文学》侧重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而《西游记的叙事结构与第九回的问题》《朝圣行——论神曲与西游记》则又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即使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有许多论著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比如peter k.bol所著《“斯文”——唐宋知识分子的转变》。

（《this culture of ours》论述唐宋知识分子承接孔子传统，便斯文不坠，“斯文”代表了一种文明的理想。这种文明基于两种模式：一是基于古代之模式；二是创造自然次序之模式。但是，唐宋知识分子也意识到斯文将坠的危机。这是全书论述的基础。全书论述的是唐宋，但是上溯颜之推，下及程朱理学。哈佛大学的欧文教授的研究更给人新鲜的感觉，国内已经介绍了他的《追忆》《初唐诗》《盛唐诗》，其实，他的论著十几部，如《传统中国诗与诗学》勾画了第四至第十二世纪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及诗学理论的概貌，《诗与欲望的迷宫》《韩愈与孟郊的诗》等，均有值得注意的方面。
　　第二，拓展研究领域。季羡林先生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作序时写到：“中印文化交流关系头绪万端。过去中外学者对此已有很多论述。但是，现在看来，还远远未能周详，还有很多空白点有待于填补。特别是在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频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广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中古时期中印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表现，当然就是佛教的传入及对中古知识界的巨大影响。研究中古文学，佛教的影响研究无法绕开。陈寅恪先生名文《四声三问》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至今依然感到新鲜。但是，关于梵文如何影响中文的声律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从1965年开始，德国陆续出版了十巨册《吐鲁蕃出土的梵文写卷》。这批资料，是德国探险队(1902-1914)在新疆库车、高昌、吐鲁蕃一带发掘出来的无量珍宝的用各种文字写的残片，运到柏林。这批梵文资料的可贵，就在于它出土于丝路必经之地，包括鸠摩罗什(350-409)的出生地龟兹（今库车），而且靠中土近。玄奘《大唐西域记》西行的第一站就是屈支国（今库车）。四五世纪这一带的龟兹人、焉耆人，因为信奉佛教，要学习梵文以便通晓诵读佛经，要学习梵文诗律以便撰写赞佛诗。在这批资料中，就有一部《诗律考辨》的专书，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教科书，本身就是偈颂体的歌诀。一旦龟兹沙门如鸠摩罗什、帛尸梨蜜罗等到了长安、建康，就可能把这几本书里的梵文知识传给中土的门人。过去我们谈到“四声”，谈到“八病”，多停留在现存的史书层面上，而这批出土资料则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从而解答了为什么声律论在公元四、五世纪前后突然出现的原因。但是，这批资料，中国大陆的学者大多看不到；即使有所知晓，又由于不懂梵文而不能利用。陈寅恪先生在留德最后一年（1926年）曾从当时主持整理这批资料的吕德施学习东方古文字学，曾与当时学者讨论过这批资料，回国后也写过几篇文章，如《童受喻论梵文残本跋》《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体本义跋》等。此外，中国大陆就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而在美国，以梅维恒(victor h.mai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又将这一问题大大地推进一步。梅维恒是哈佛大学博士，通梵文、懂佛学，毕业以后在宾州大学教书。他的研究中心是敦煌文献，而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发挥他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作中印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此外，他还主编《sino-platonic papers》，是一个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主要发表一些专门的论文，各种语言都可以接受，包括方言，目的是作跨学科的研究，均与中国文化有关，如《在早期中文中的印欧词汇》。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与梅祖麟教授合作的几篇论及声律论的文章。其基本观点是：沈约时代以前，中国的诗律传统从来没有什么规律来管辖句中的音节。但是，当他们接触到善声沙门之后，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根据梵文的诗律的套数来适应中文，从而提出了声律说。此外，公元前后一世纪的梵文《戏剧论》已经把文病、声病分门别类，叫做dosa“瑕疵、污点、病”，这就是四声八病中“病”这个观念的来源。此外，梵文有长短音，诗律叫轻重音，这也就是《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中的所谓轻重的观念来源。由于吐鲁蕃出土的这批资料中有些可以确定是在五世纪传入中土，从而将陈先生的论断予以考实。这些观点，我在《在语言学与古代文学之间倘佯》（《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别求新声于异邦》（《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等文中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
　　第三、深入专题研究。美国汉学家经常从翻译名著入手。从事翻译的前提是选择好的底本，并对相关的研究广泛涉猎，从而进入专题。康达维翻译《昭明文选》、倪豪士翻译《史记》都是近年的大工程，他们也就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康先生的翻译甘苦见于他所撰写的《文选英译浅论》（见《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和《欧美文选研究述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等，关于他的学术成就，容日后我另写专文介绍。倪豪士之翻译《史记》也在此投下巨大的功夫，他经常举行小型座谈会，组织讨论有关问题，并撰写了《一百年的史记翻译》（台湾辅仁大学“两汉大学学术研讨会”发言）。martin j.powers著《早期中国的艺术和政治表现》（耶鲁大学1991年），纵论两汉艺术发展历史，包括石像、铜镜、墓画、棺椁、岩画、雕塑等，有大量的图书资料。此外，harold david roth著《淮南子版本研究史》（密执根大学出版）收集了极为详尽的资料，对于版本方面考订也言必有据，是不可多得的力作。
　　第四、对于新资料的关注。如巫鸿《武梁祠解读》论及汉画像砖中的人神观念，较有新意。此外，前面提到的西域文化的研究也是一例。最近我对李学勤、裘锡圭先生进行了采访，发表在《文学遗产》2000
年第3期上的访谈《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就表明了这一点。这说明我们的学术界已经迅速赶上并占据了最重要的制高点。
　　第五、古典文学研究与现代化手段。这方面，美国和我国的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做了成功的尝试。譬如台湾“中央研究院”早在1984年就率先设立研究小组，先后创立多种文献资料库：二十五史全文资料库、简帛金石资料库、十三经注疏资料库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建立《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收录一百零三部典籍，共约八百万字。他们又快马加鞭，编制《魏晋南北朝一切传世文献全文资料库》，现已经出版多种。这些资料，国外学者及时充分地加以利用，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1987年也陆续建立起全文检索资料库，整理了《全唐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词》等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大多养在深闺，并没有得到广大研究工作者充分重视，更不要说有效地利用了。
　　以上所说，主要是从积极方面加以论列的。其实，就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感觉是，很多所谓研究著作还比较浅，主要还是读者对象问题。许多专题研究，外国知识的介绍占据许多篇幅。另外，占有较大比重的是翻译选读或是导读之类的读物。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对中国大陆的研究成果关注较少。如翻译寒山诗，几乎看不到中国大陆的学术成果，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唯其如此，就给少数人钻空子，从中国大陆的学者著作中抄袭。比较典型的莫过于《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大段大段地从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抄袭，甚至陈先生论著中材料有讹误的地方，也亦步亦趋地从误。此书原是英文版，读者不多。后来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被读者发现披露出来（见美国《当代》杂志1996年1月谢正光《评孙著〈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这些问题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是也应在此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