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田间的诗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不仅关乎田间和他的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而且关乎中国当前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本文阐述了田间诗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田间诗 文学 价值 当代
　　
　　诗人田间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他在抗战初期的诗歌创作比较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斗争、
　　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田间在诗中没有过多地表现趴下的中国人，而是有力地表现了站着的中国人。
　　中国人民面对强暴，不但奋起抗争，而且视死如归。“只要我们一个村庄，/受到/突然的包围，/老婆子呀，/小伙子呀，/统统扑过去，/(横竖是死)/就是死吧，/尸首还在家乡，/像活着一样地歌唱！”（《保卫战》）这和鲁迅早期的文学创作有了根本的不同。
　　1934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不但深刻指出两种中国文学的存在，而且区分了两种中国人。鲁迅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前赴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鲁迅在指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中国脊梁的光辉的同时，要求“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WWw.11665.coM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因此，田间的诗歌创作无疑代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进步方向。
　　在《给战斗者》这首诗中，田间尖锐地提出：“今天，/你将告诉我们/是战斗呢，/还是屈服？”（《给战斗者》）中华民族在反对侵略者的侵略中做出了伟大的抉择：“这古老的民族，/不能/屈辱地活着，也不能/屈辱地死去。”“人民！人民!/高高地举起/我们/被火烤的/被暴风雨淋的/被鞭子抽打的/劳动者的双手，/斗争吧！//我们一定要/高举双手，/迎接——自由！”可是，这种抉择对于今天的人们居然变得非常艰难了。有人认为：“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时机，每个人只有这一辈子。他们怎么样选择自己的活法呢？各人处境不同，条件不同，自就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而又殊途同归，务求点滴归于公心。于是隔岸观火或者隔代观火的凶猛者说了：或者是烈士，或者是叛徒，二者必居其一——这种两分法硬是不给世人留一条活路。”也就是说：“乱世或准乱世，人多数也还是要活。烈士与叛徒之间，并非就再没有选择的余地。”的确，在烈士与叛徒之间，人们还有其他的选择。但是，正如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著名论文中所指出的：“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同时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我不能把自由当作我的自由，除非我把别人的自由同样当作自己的自由。”萨特认为，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所以，“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做出选择。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间做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所选择的形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更坏的。”在萨特看来，“我们选择的总是更好的；而且对我们说来，如果不是对大家都是更好的，那还有什么是更好的呢？”我们绝不排除其他选择，但在不同的选择中是有高下之分的。跪着生和站着死，这两种活法的价值难道能够等同吗？

　　可是，当代有些中国“聪明”人却推崇其他活法。有人提出所谓“孙子哲学”，明确宣布“这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要中国人当美国人的孙子，就是“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还有人鼓吹“傍大款”，说什么“承认自己不行，就要抓住一个大的，‘与巨人同行’，说你傍大款你就傍嘛”。这种认为中国应该自觉地充当美国的殖民地，这样中国就会发展起来的谬论，就是彻头彻尾的洋奴哲学。更有甚者，在话剧《切·格瓦拉》中，有位“东方之子”甚至鼓吹民族人种改良论。东方之子说：“宣扬什么血统论？少跟我卖弄‘末代王爷’《最后的闺秀》！我还法兰西友人呢？老子本应该投胎在（指街北）前面香榭丽大道，没落贵族也好，新兴资产阶级也好，反正满门都是金发碧眼。家里有俩中国人，全是佣人！（跌手顿足）可怎么愣就给我生在了北京东城南锣鼓巷，地地道道的东亚蒙古人种，世世代代离周口店不远？！唐朝那会儿可以和胡人混血，但中国那会儿那么阔，不混也罢。八国联军那会儿可是机不可失，除了日本，一水的西洋。那一次真是‘文明冲突’，正好打一场人种改良翻身仗！没看见人家越南南方，美国兵留下的孩子一相面再一验血全挣上了美元？怎么当时躲在井里的我太奶奶太姥姥没一个儿这么想？”这就是有些当代“聪明”的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烈士与叛徒之间选择的其他活法。而当这种“聪明”的活法在今天广泛流行的时候，田间等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不少人的心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当代“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声浪中，田间的诗遭到了贬斥。而一些人抬高或贬斥哪些作家或诗人，不仅关乎这些作家或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而且关乎他们在当前中国文学中的引领作用问题。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虽然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但也对不同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认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可见，我们对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更加严格的。而在发展多样化的文艺中，我们不但强调弘扬主旋律，而且强调进步文艺对多样化文艺的引领作用。
　　可以说，强调弘扬主旋律和发展多样化是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矛盾的两个方面主次分别的科学认识，强调进步文艺对多样化文艺的引领作用则是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矛盾的两个方面转化和发展的充分认识。而没有进步文艺的积极引领，我们不但不能正确地区分多样化文艺的高下，而且难以促进多样化文艺的健康发展。而只有强调进步文艺的积极引领作用，才能唱响主旋律文艺，才能大力扶持健康文艺，才能改造落后文艺，才能理直气壮地抵制腐朽文艺。也就是说，没有进步文艺的积极引领，多样化文艺就会失去发展的方向。因此，对田间的诗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不仅关乎田间和他的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而且关乎中国当前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这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59.
　　[2]萨特著.周煦良，汤永宽译.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