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以往的小说现实主义艺术特点十分明显。属于那种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式的从容不迫的南方叙事。但是到了她的新长篇《赤脚医生万泉和》。这部作品传递出来的感性生活经验是那么富于原创性和独特性。而这样一种原创性和独特性就很难用既定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来简单地概括和判断:究竟是历史时代记忆?是现实生活写照?是真实的故事抑或是虚构的世界? 
　　由此,我以为《赤脚医生万泉和》这部充满反讽和隐喻的作品带给了我们多方面的精神思考。 
　　首先是“赤脚医生”这个词,尽管给了我们一种特定的历史记忆,但同时也给我们认定万泉和这个人物的社会身份带来了一种“暧昧”性和“模糊”性,说他是“农民”肯定不对,说他是“知识分子”显然更是一种错误。他没有“涂医生”那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背景,甚至也没有“知青”那么一种城市人被下放到农村的社会政治历史内容,万泉和就是在乡村土生土长的,显然也用不着接受什么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更深入地去看的话,我们发现《赤脚医生万泉和》和过去“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中以往的乡土叙事表现出来的现实生活矛盾焦点全然不同。以往的那种“人与土地”、“底层和上层”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弱化为日常性的非生死存亡的普通现实生活矛盾。 
　　但是,与其说范小青在这部作品中似乎是有意识地淡化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整个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高压和强硬的表征,而试图还原了乡村生活即使在那个特定时代中,仍有类似“宗族”和“血缘”式的“浅规则”面貌,不如说范小青在《赤脚医生万泉和》里突出地表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实际上是一方面遭受到来自政治意识形态高压和强硬方面的挤压,另一方面也深受“宗族”和“血缘”式的乡村“浅规则”的矛盾积压的影响。wwW.11665.cOm这种可以看作双重影响下的乡村社会生活本质性的真实现象,其表现出来的形态又很特别。它有时是叠加在一起,有时又是错位的;叠加的时候表现了政治意识形态高压的强硬色彩,错位的时候则又构成了两者之间的互相抵消,显现出极其荒诞的意味。 
　　这种错综复杂的乡村生活现象,荒诞地决定了万泉和一生的命运走向。尽管他自己想当木匠但不成,反而是被代表了政治意识形态高压方面的裘二海一句话就赶鸭子上架当上了“赤脚医生”。其合理性却又是遵循了“血缘”式的乡村“浅规则”。因为如果万泉和的父亲不是中医,万泉和就不可能子承父业。而万泉和的子承父业,又偏偏不是父亲万人寿所能决定的。甚至万泉和的父亲还极力反对儿子当“赤脚医生”,认为儿子不够资格。正是这样一个不够格的“赤脚医生”。相对于裘二海、裘雪梅那样的有权势的大人物而言,其实他也只是一个小人物。 
　　小人物历来自有小人物的活法。表面上看他一直是个木讷的、忐忑不安地生活着的人,但骨子里依然有着农民式的狡猾和生存智慧,在与乡村的各方权势的周旋和斗智斗勇中往往能出奇制胜。由此,我们也可看到“治病救人的万医生”(其实在乡村也还可以算是有知识、有本事的人)在那个特定的乡村历史生活中却依然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和微妙的作用。 
　　读完《赤脚医生万泉和》这部长篇小说,我思考最多的是小说里发生的这一切事实,看起来是那么荒唐可笑,而我们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恰恰就是如此荒唐而又可笑地走过来了。如果说范小青在这样一部小说里存有对那个时代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和无情批判的话,她的确是做到了,而且是做得那么的兵不血刃、那么的从容不迫和诙谐有趣。 
　　近读畀愚的长篇新作《碎日》也是一部艺术风格十分彰显的小说,无论是其中荒诞的故事情节,还是离奇的人物性格,以及谐趣的小说叙述腔调,都比他以往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显得更成熟。 
　　《碎日》的故事是由十六岁的少年马长久在母亲去世后,遵照母亲遗嘱从乡下到城里来投靠父亲开始的。父亲马大成当年离家参军后留在城里当上了派出所所长并且已和别人组成家庭,有了两个女儿。尽管父子就此相认了,但矛盾冲突也由此而生:父亲家里小,住不下只能暂时让儿子住在牢房里,于是亲人演变成了犯人。极度贫困的时代,衣食住行的无比窘迫,以及生存空间的逼仄,同时也导致了人们感情的极度贫乏和人生的无比窘迫,以及人性的完全扭曲。畀愚似乎觉得这样的描写还不能充分地展开自己对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深刻认识,于是又让死去的母亲在阴间和阳界里参差出行,搞得人鬼莫辩、阴阳颠倒。 

　　一般地说,如此荒诞的故事情节显然有着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性来充当小说叙事的可靠支撑。因此也就完全可以像新时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揭批“文革”的一些小说中所表现的那样的义正词严,那样的慷慨激昂。 
　　长期以来,文学作品就其内容和创作方法而言,我们一直推崇的是现实主义。一方面这是中国固有文化意识中“文以载道”审美观念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了在近代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之下的深刻影响,文学的作用被抬高到“思想启蒙”、“左翼代言”、“社会批判”的地位,甚至被抬高到“小说反党”的政治高度上来。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文学叙事被套上这样一层伦理道德光环,就具有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力,它会构铸文化意识深层的审美惰性,阻碍着人们去认识和接受新的审美方式。这也就是我们的文学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仍然在小说叙述腔调上保持着一贯“真理在握”,“板着脸”教训人的姿态,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的缘故。
　　但畀愚却不是这样来讲述故事的。他几乎用的全是不那么正经的、谐趣的小说叙述腔调来调侃自己笔下的人和事。于是作品中那种批判现实的力量看似减弱了,其实却取得了读后令人乐极而生悲的效果。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一些近期类似的长篇小说来印证。如蔡测海的《非常良民陈次包》、阎连科的《受活》、莫言的《生死疲劳》等等。《受活》中的叙述腔调一如作品里主人公荒诞不经地一心想着把列宁巨像买回中国来的北方“倔驴”脾气。《非常良民陈次包》中的“人畜互变”读着就好像似“傩”似“巫”的南方咒语。《赤脚医生万泉和》更是有如苏州评书式的令人不断发“噱”。 
　　其次,我们也不难看到陈次包、万泉和以及马大成父子这样一些小人物身上仿佛带着一种天然的喜剧性格色彩,常常不经意间就制造出种种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使我们不难体会到这些小说叙述语言和叙述内容之间构成了怎样一种肌理交融的紧密关联。 
　　同时这样一些小人物也让我们立刻会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我以为这样一些人物形象是完全有理由把他放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型人物图谱中来仔细考察的。这些人物形象以及围绕他们而共生或寄生的等等众生相,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意义。鲁迅笔下的阿q和这些人物形象说到底都是为了表现中国人的“文化灵魂”。 
　　而恰恰是为了从叙述语言到叙述内容,肌理交融地突出表现中国人的“文化灵魂”,近期的这样一些长篇小说创作不约而同地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完全有别于现实主义的一种新的审美趋势,我们姑且可以把它称作为“中国经验”式或“文化智慧”式叙事。 
　　说到中国经验式的文学叙事,从古代的四大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来看,能真正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只有《红楼梦》。而全面考察中国叙事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叙事经验原本就是多元而色彩丰富无比的。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唯现实主义而独尊呢? 
　　一般来说,小说的叙述腔调体现的是作家的个性风格特点,以及作家的民族文化智慧,同时也客观反映着作家的叙事伦理的时代变化。尽管现实主义而独尊的叙事伦理在道德上似乎占据了上帝般主宰一切的位置,但似乎也很容易由此让我们产生某种错觉和审美上的疲劳,以至于造成审美创造上的雷同、呆板和僵硬。而近期的这样一些长篇小说创作不约而同地让我们充分领略到充满民族文化智慧的叙述表情之时,我们就不能不对此做出一些新的审美反应。 
　　同时,我们把这样一些充满民族文化智慧的叙述表情的长篇小说和近期荧屏上频频走红的一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电视剧《武林外史》、《潜伏》、《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来作一下比较,就不难发现我们文学阅读的审美反应还是有些滞后了。 
　　虽然,我们再三强调作家要“三贴近”,始终极力推崇现实主义小说的批判现实力量。但我们不妨自问:我们是否真正给足了批判现实小说创作,如《羊的门》、《国画》、《沧浪之水》等诸如此类作品自由生存和充分评价的空间。而一旦作家的直面现实、批判现实创作激情受挫之后,传统的民族文化智慧的再生就有如神助一般。因为任何一种充满民族文化智慧的文学叙述表情,都是和此民族的文学创作长期以来所遭遇的生存环境有着无可否认的关联。《红楼梦》如此伟大,然而,作者却开宗明义的宣称自己只是“假以村言”,其中的道理我们不会不明白。 

　　由此,我们在讨论近期长篇小说叙述表情变化时,不难体会到之所以发生这样变化的原因,表面上是受了当下消费文化“搞笑”流行因素的影响,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作家的叙事伦理的时代变化和民族文化智慧的再生所酿造的。 
　　而我以为衡量这样一些作品的成功与否,首先就是要看其叙述语言和叙述内容,能否达到肌理交融。其次是要看它能否用“嬉笑”的方式来完成“怒骂”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