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　多余人　 现代 性　意义诱惑　神圣家园　世俗欲望
　　论文内容提要：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是一种被误读了的文学形象，在我们接受的过程中被本土化了。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曾经的家园已不复存在，面对空寂的神殿，他们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安与惶恐，寻找存在的意义，成为他们难以抑制的生命冲动。本文以《罗亭》为例阐明“多余人”的命运是对现代人生存的一种启示：上帝离去留下的巨大空白，是任何世俗的理想、事业都无法填充和取代的。
　　“多余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形象的称谓。“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特别是l9世纪的前半叶，几乎没有一个大作家不描写‘多余人’题材，如果抽掉了‘多余人’形象，就等于无视这部罕见惊人的文学史的精华，就等于抛弃了俄罗斯文学人物画廊里光彩照人的主体部分”，人们是如何定义“多余人”形象的呢?“只要有新与旧的矛盾存在，那么就会有只从感情和口头上否定旧事物，而不用行动去摧毁旧事物和建设新事物的人存在，从本质上讲，这种类型的人就是‘多余人…。这里对“多余人”的定义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文化转型时期挣扎在新与旧之间的人物，二是这些人物大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其中是否存在着对作为“原型”的“多余人”的文化误读?他们是否是我们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用现代性的理念构想出来的“多余人”?本文旨在以罗亭为中心，通过对屠格涅夫笔下多余人形象的分析，揭示他们独特的文化个性和精神实质。
　　关于19世纪的俄国，别尔加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说：“这是一个思考和语言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尖锐分裂的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最大的特点则是内在的解放与紧张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wWW.11665.cOm”知识分子是文化裂变时期的触角，别尔加耶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的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知识分子在我们这里不可能生活在现在，他们是生活于未来，有时则生活于过去。”俄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特征深深地植根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就是基督精神，基督精神是俄罗斯思想的核心，也是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所在。丘特切夫说过：“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无论人类的文明走向何方，俄罗斯文学都将带有比世界全部文学更多的道德特点和潜在的宗教特点。因此别尔加耶夫说：“当所有的俄罗斯作家都自觉的背叛了基督教时，俄罗斯文学的主题将是关于基督教的。”
　　“多余人”是现代性的产物。俄国的现代化转型从彼得大帝算起已有两百年的 历史 ，俄国思想界早在19世纪已进入西欧的思想脉络。而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作为一种思想的先兆和精神的触角，很早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文化裂变的信息。任何文化的裂变都必然伴随着知识分子阶层巨大的精神阵痛，这种阵痛表现为传统的巨大凝聚力，文化的先在规定性、恒久稳定性，及其不可抗拒的精神魅力。
　　那么，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个性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植根于宗教信仰，对人生意义的执著追问与不懈追求。俄罗斯的宗教信仰赋予了俄罗斯人稳固的生命意义，使俄国知识分子特别注重精神生活和自身的道德完善。他们不安于碌碌无为的物质生活，总是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并常常为生活的无意义而陷入苦恼。他们全身心地感觉到，应当不是“单纯活着”，而是为了什么而活着。俄国知识分子意识的这种实践性、社会性、道德性源于宗教信仰，他们把生命和信仰联系在一起，把个体的生命维系于并且献身于一种高于 自然 生命的“事业”，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的生命意义。

　　钱理群在《丰富的痛苦》一书中，把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概括为“堂吉诃德型”和“哈姆雷特型”，前者表现为信仰、追求与献身；后者则是犹豫、怀疑和悲观，丧失行动的勇气。前者对于人生的态度是积极的、肯定的，后者则是否定和怀疑的。罗亭作为文化转型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最突出的特征是对真理的执著与痴迷，正如钱理群所言，罗亭“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他的唐吉诃德精神，而不是传统研究中着意强调的哈姆雷特气，”他执著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他知道自己置身其中的平庸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但是，他所追求的只是生命的意义，而不是可以外化为一种具体的社会现实，他不能改变现实，也不能创造一种社会现实，他更为关注“什么东西才能够使人的短暂的一生具有不朽的意义。”罗亭一再强调的“真理”并不是理性主义的西方 哲学 的 科学 、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而是具有终极意义的宗教(信仰)真理。他毕生追求并为之献身的事业，是对于人的一生具有“不朽的意义”的事业。
　　弗兰克说：“较之西欧而言，俄罗斯哲学在更高的程度上正是一种世界观理论，其实质与基本目的从来不在于纯理论上的、不偏不倚地认识世界，而总是对生命的具有宗教情感的解说，因此，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深人到其宗教世界观之根源，才可能理解俄罗斯哲学。”弗兰克认为，俄罗斯精神最终是经验主义的，但是这种经验主义不同于英国的经验主义，而是“生命经验”。因此，俄国的知识分子才会强烈地追求一些形而上学问题的答案，这也是解释为什么罗亭等“多余人”偏执的强调和追求真理、事业、不朽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我们前面强调的是罗亭身上的“堂吉诃德气”的一面，那么下面我们着重讨论罗亭身上的“哈姆雷的气”，“哈姆雷特气”是罗亭被指认为“多余人”的主要特征。
　　具有终极信仰和堂吉诃德精神的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我们文学叙事、文学批评中的“多余人”原型的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罗亭们丧失了行动的决心和勇气?钱理群在《丰富的痛苦》中道出了“多余人”身上的这种矛盾性，他明确指出作为多余人形象的罗亭，其上半身是堂吉诃德，下半身是哈姆雷特，它是堂吉诃德身上的坚信与哈姆雷特身上的怀疑的矛盾集合体。问题是这两种相反的精神，是如何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的?“多余人”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性，在高尔基看来是“两种文化相遇”的产物，“他们是欧洲思想的儿子，但是在‘本质’上还是俄国生活条件的儿子”，他们从西方认识了真理，却无力将其变为俄国的现实，就成了‘聪明的废物’……
　　罗亭身上确实有着哈姆雷特性的一面，但是这一面仅仅是在他不懈地追求却一事无成之后表现出的情感特征：忧郁和伤感(在失去了与上帝之间牢固的精神联系之后，陷入的一种无所依傍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无能”和“无用”感。细读小说文本，就会发现罗亭并不像哈姆雷特那样，他的所谓怀疑、犹豫，是因为他无论怎样地不懈追求，都始终找不到那个让他灵魂安宁的“意义”。其实，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就一直没有放弃追求，至于他追求的结果，那是另一回事。

　　罗亭对人生理想的高谈阔论，及其与娜塔丽娅的爱情纠葛，是小说叙事的两个相互映照的中心。在人们的心目甲，作为“多余人”的罗亭，他对于爱的放弃比他的清谈的语言激情，是更为重要的事件。正是在这件事情上，罗亭被人们指认为“怯懦”和“无能”。罗亭因此被戴上“多余人”的帽子。所以我们将以此为例，剖析和洞察其中隐藏的秘密。在罗亭的整个人生经历中，只有爱情是其可以选择、而且有望成功的唯一事件，然而，他却选择了放弃，而他不懈追求、献身的事业和最终的一事无成，则是其不能左右的无奈结局，对此他却采取了执著与坚守。两者都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区别在于前者可能成功，后者则希望渺茫。需要质疑的是罗亭为什么在难以抑制的爱欲面前退缩，而不选择唾手可得的爱情?
　　如前所述，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罗亭的“多余”性，主要体现在他对娜塔利娅的爱情最终所选择的放弃行为上。“他真诚地爱娜塔利娅，可他不知道如何去实现这种爱，‘碰到第一个障碍’他就退却了。他不只是自己爱的崇高语言的‘侏儒’，同娜塔丽雅这个仅只17岁的少女相比，他也是‘侏儒’。”但是，罗亭面对爱情的选择确实与两种文化的冲突有关，“罗亭要固守传统，纳塔丽娅则要破坏它”，但是，这决不是人们理解的世俗意义层面上的价值的冲突，罗亭也并非要固守传统的婚姻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所谓“他作为门第衰落了的贵族优秀知识分子，觉得在婚姻问题上应该门第匹配，服从家长权威，首先是对长者负责而不是第一步就考虑情感，因此主人一旦反对他与她恋爱时，连反抗意识也没有产生过”的观点是一种误解。罗亭的行为是不能够用伦理道德、实用功利等世俗层面的价值观念来规范的，在骨子里，他仍然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中信仰意义上的人。罗亭坚守与追求的真理，就是信仰意义上的真理。罗亭对他与娜塔莉娅之间的爱情，之所以最终选择放弃，是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有一种尘世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神圣之物，这就是“信仰”。在他的心里有比娜塔利亚更重要的东西，不管那个更高的东西是否虚幻，能否去实现，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去追求，这才是他退缩和放弃的根本原因所在。换言之，他爱娜塔莉娅，但他更爱“真理”，尽管在这封信的结尾处流露出一种哈姆雷特式的对自己及其追求的事业的怀疑，但这种怀疑比起意义的诱惑，仍然不值一提。
　　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昭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复杂精神历程。什么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寻找真理，注重自我道德完善，追求精神理想，不满足于平庸的物质生活，这是l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观。俄国知识分子意识中的这种实践性、社会性、道德性，既承传着信仰的宗教绝对性，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信仰的虚无主义倾向。弗兰克在《虚无主义伦 理学 》一文中深刻地揭示了俄国知识分子信仰的宗教绝对性，和这一信仰的虚无主义内容之间的矛盾。这使俄国19世纪的知识分子寻找“意义”的行为，既有终极信仰的绝对性，又表现出现实的功利主义的色彩，并在这种追求的实践过程中显示了强烈的尘世幸福的虚无观念。弗兰克把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叫做“尘世幸福之虚无主义宗教的战斗的僧侣”。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对尘世幸福的拒绝，以及他们处理世俗事务时的怯懦、退缩及其表现出的“无用”，就是这种矛盾的深刻表现。

　　究竟什么是罗亭们所要寻找并欲为之献身的“意义”?
　　这就是作为精神家园的宗教信仰。“尽管宗教多种多样，宗教总意味着对绝对价值之实在性的信仰，对集存在之现实力量与精神之理想真理于一身的原理的承认。宗教思想正在于对最高价值的宇宙意义、超人意义之领悟，而一切认为理想只具有相对的人的意义的世界观，都将是非宗教的和反宗教的，无论与此相伴和由此引发的激情具有怎样的心理力量。”所以，“宗教性是与承认追求地上的、人间的利益具有绝对价值，与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地拜服于外部生活福祉水火不相容的。
　　他们追求的意义，既不是摧毁旧有的社会 政治 制度，建立一种全新的制度，因为它并不能保证公正与幸福的人间王国，给生命带来真正的意义；也不是道德完善及其在此基础之上的世界和个人的拯救。他们在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用一种世俗意义的社会理想置换了生命的终极意义的价值，从而相信有一种伟大的共同事业，他们能够拯救世界，参加这一事业能赋予个人以生命的意义。问题是“我们根据什么相信有一些力量能够战胜生命之无意义，既然这些力量也是这生命本身一部分?或者换言之：能否相信，充满恶的生命本身可以通过某种内在的自我净化和自我克服的过程拯救自身；无意义的世界可以依靠人而战胜自身，在自身中加入真理和意义?”凹这种现实的理想将来的实现和我们对准备过程的参与本身，就已经使我们摆脱了生命的无意义、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了吗?按照弗兰克的观点，我们在思考生命及其意义的时候，必须把生命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个人的短暂生命不是偶然的片断，而是与整个世界生命融为一体，而且这种自我和世界的二者统一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超时间的、包容一切的整体，我们所追问的就是关于这个整体它有没有意义和它的意义何在?因此生命的世界意义不可能在时间中实现，不能归属于某个时代。生命的意义在一切场合都应当被作为某种永恒的本原，一切在时间中完成的东西，一切有生有灭的东西，都只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生命的意义可以使人的事业有意义，可以激励人做出真正的伟大事业，但是任何事业本身却不能使人的生命有意义。想在某种具体的世俗的“事业”或成就中寻找生命意义，就是陷入幻想，仿佛人可以自己创造生命意义，同时也在无限夸大有局限性的人的事业的价值。罗亭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的所有受难、牺牲、奉献，都没有使自己获得生命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最终带着困惑，带着痛苦和绝望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罗亭们的的命运，弗兰克引用《新约圣经》中的《使徒行传》、《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神的话语，指出：只有对上帝的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他人的爱，才是拯救生命的唯一“事业”。一切人的事业都是无关紧要的琐事，而唯一的、人所真正需要的、拯救生命的事业，是弃绝私利和坚守信仰。这样看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改造世界并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事业”，并不是终极的目的，也就是说献给后代人幸福的生命是无意义的。这种无意义是由于目的本身的相对性、局限性和有争议性。“只有当生命献身于绝对的最高幸福、同时又不丧失自身，而是确立和丰富自身的时候，只有当他献身于绝对幸福，这种幸福也是自己的幸福的时候，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换言之，只有那种既是自足的、超越了一切我个人的利益的，同时又是为了我自己的幸福，才可以认为是绝对无可争议的幸福。”所以，最高幸福除了生命本身不可能是别的东西，这种幸福就是爱。但世俗意义上的爱本身不能提供真正的终极生命意义，这种爱无论是爱与被爱的人，都为时间所吞没，都陷入无意义的生命圆圈，不可能达到使生命有意义的最后满足。显然，“充满我们生命的最高的、绝对的幸福，其自身应当是永恒的。因为我们每当把某种暂时的状态作为最高幸福，无论是人的生命还是世界生命，我们都会对其意义产生怀疑。一切暂时的、有始有终的东西都不可能是目的的本身，都不能被当作自足的东西：它或者是为另一种东西所必需的，只具有手段的意义，或者它就是根本无意义的。”也就是说最高幸福作为包容一切、照亮一切的永恒本原，不仅无限地提高我个人有限的、短暂的经验生命，同时也应当属于我；我应当拥有最高幸福，而不仅仅是追求它和触及它。换言之，最高幸福不是等同于经验的、短暂的、有限的 自然 生命，而是等同于生命的最深刻的终极本质。

　　在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遭遇 现代 性的时代，罗亭仍然生活在过去的时间里，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周围人为他的理想、信念和激情所感动乃至倾倒，但是他们决不会像罗亭一样，自愿牺牲世俗生活的幸福，追随上帝的足迹去受难和牺牲，去传播福音。如果在罗亭看来这是一种对于幸福的期待与追求，那么，巴扎洛夫是不能接受这种为了未来可能实现的幸福，而放弃此在生命，因为这种幸福与自己的此生无关，所以他不想成为这样的傻瓜。
　　罗亭至死也没有找到慰藉自己生命的终极的意义。因为上帝的隐匿，毕加索夫、巴扎洛夫们放弃了生命的意义，而罗亭们则为了一个终极的意义，放弃了个人的尘世幸福。道德虚无主义与虔诚的宗教受难——正如巴扎洛夫与罗亭的不同的生命选择——正是俄罗斯的宗教文化传统遭遇现代性时，文化转型、精神分裂的两种极端表征。
　　罗亭是为了永恒的意义，而拒绝了尘世的幸福，这是罗亭拒绝娜塔莉娅的真正原因所在。在某种意义上说，罗亭并非不爱娜塔利娅，只是在更高的价值意义面前，他不能接受这种所谓的尘世幸福。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罗亭以明显的功利主义的态度追求和献身“伟大事业”的时候，依然是把它当作一种终极的信仰来实践的，但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他的寻觅与追求执著且荒诞，伴随着一种灵魂被撕裂的痛苦。而且在他的身上，那种堂吉诃德气又带有一种绝对宗教的受难和献身精神。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执著于信仰，致力于拯救，献身于“事业”。究竟什么是罗亭们所要追求的事业?弗兰克在《生命的意义》一书中写道：我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经验世界，而追求世界中所没有的绝对真理，最高幸福和终极意义。“我们依稀记得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不羡慕那些能够完全忘记这个家园的人，我们对他们只有蔑视或同情，虽然他们取得了生活成就而我们只有痛苦。”尽管俄国知识分子的恪守传统有着惰性和矛盾，但是他们至今还有一个可贵的性格：他们总是在寻找信仰并力图把自己的生命从属于信仰。但是弗兰克说：“不要在地上寻找自己的目标，这是一片无边的汪洋，这里进行着无意义的波浪运动和各种潮流的撞击——应当在精神的天空寻找指路的明星，并向着它前进，不要管任何潮流，也许还要逆流而上。”罗亭及其他“多余人”“依稀记得我们的家园”，而且不能忘记这个家园。但是19世纪的俄罗斯，这个家园的主人——神，已经离去，他留下的巨大的虚空却无以填充。罗亭最终选择战死疆场，是由于上帝的离去，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他的灵魂可以依附的东西。罗亭是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命运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在19世纪的俄国社会文化中，他的漂泊与孤独，他的贫穷和死亡，他的怯懦与追求，这一切都不是罗亭的过错，而是他的命运，为了天国的事业必须承受苦难，这是一个秉有基督情怀的思想者必须付出的代价。关于这一点，罗亭比其他人更清楚，他把自己比喻为一颗果实累累的苹果树，由于自身累累果实的沉重负荷而折断了。那是天才的必然象征，也是天赋使命自己认同的结果。以受难而拯救是他的命运，但是比起上帝在场的时代，他必须承受漂泊、流浪和无家可归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