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闻一多 《女神》批评 <红烛>创作
论文摘要：闻一多关于《女神>的两篇评论是新诗史上的重要 文献 。他在高度赞扬<女神>时代精神的同时，又批评《女神>“薄于地方色彩”，有严重的欧化倾向，从而提出了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和闻一多的《红烛》同为新诗草创时期的两部重要作品，可以合称浪漫主义双璧。由于郭氏成名在前，《女神》出版亦在前，故前者对于后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红烛》的出版正是闻一多对《女神》震惊、钦羡的产物。…同时，闻一多对郭沫若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具有独立的批评意识，并善于在自己的创作中避彼之短而扬己之长，从而使《红烛》成为一部不同于《女神》而自有其面目，并且能与之各焕异彩、交相辉映的经典之作。
闻一多的《女神》批评
闻一多“生平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在留学美国的轮船上，还兴致勃勃地背诵<女神》的诗句。他在<(冬夜)评论》中多次提到《女神》，并与俞平伯“其直如矢，其平如砥”的诗作比较，认为《女神》中《密桑索罗普之夜歌>等诗的句法“曲折精密层出不穷”，夸赞《笔立山头展望》中“弯弯的海岸好象cupid(丘比特)的弓弩呀!／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等诗句“不独意象奇警，而且思想隽永耐人咀嚼”。Www.11665.cOm当此文与梁实秋的《草儿评论》合并为<冬夜草儿评论》由清华文学社于1922年11月刊行后，闻一多在美国得到梁实秋转来的郭沫若的评价：“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
立即回信说，这使自己“欣喜如狂”，“记得我在国时每每称道郭君为 现代 第一诗人，如今果然证明他是与我们同调者”，并且说出了这样极端的话：“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闻一多的<红烛>出版于1923年9月，是经郭沫若、成仿吾介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发行的。出版前，他请家人到泰东书局了解<女神>“是什么办法”出的，表示“纸张字体我想都照《女神》的样子”。学美术的闻一多，《红烛>的封面却如《女神>未加任何画饰，足见其对《女神>的喜爱之情。
当然闻一多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思考，有着自己独立见解，审美趣味很高的诗人和诗评家。他对郭沫若在服膺和赞赏的同时，也把他视为“劲敌”。对<女神>也是褒贬皆有，实话实说。闻一多在1923年6月3日和10日的<创造周报>上连续刊出两篇著名评论：《(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成为《女神》问世后最及时的反应，至今仍称得上深刻而有深远影响的评论。前者开宗明义给予<女神》以极高的评价：“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2o世纪底时代的精神。”称《女神》“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后者对于<女神》缺乏地方色彩，过于欧化的倾向给与了中肯的批评。<女神》及其所代表的浪漫主义大潮，对闻一多新诗创作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红烛》与《女神》在浪漫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情怀、超常和奇特的想象以及象征的表现手法等方面显示出的一致性，也表现为<红烛》对于《女神》的某种反拨与创新。本文以后者为主要的探讨对象。
在新诗史上，闻一多独具慧眼，最早针对《女神》提出了对于新诗创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地方色彩”问题。《女神》诞生于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可谓“别求新声于异邦”。他创作<女神》的1916年至1920年，正值西学东渐，日本诗坛近代个性意识觉醒，诗人们热衷于借鉴欧美诗歌，创作欧化自由诗，“新体诗”运动和口语诗运动此起彼伏之时，泰戈尔、惠特曼等先后成为日本诗坛偶象。1917年前后民众诗派登上诗坛，以惠特曼为宗师，刻意追求浅显易懂的口语风格。同时以《白桦》、《感情》等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人道主义诗人群在诗旨、诗法上同样推崇惠特曼的《草叶集》，在形式上更为自由。和歌领域也出现了“极力解放俳谐和歌之格调而采取自由诗律”-6的解放趋势。这样的文化背景 自然 为《女神》的欧化作风推波助澜。闻一多指出，究其原因，“日本底环境固应对《女神》的内容负一分责任”，“《女神》产生的时候，作者是在一个盲从欧化的日本……无怪他所见所闻，所想念的都是西洋的东西”。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
对于《女神》缺乏“地方色彩”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当时整个诗坛盲目西化问题的针砭。尤为可贵的是，闻一多在这篇评论中还明确提出了他自己关于新诗的重要观点：新诗的“新”，“不但新于
针对《女神》“写”诗而疏忽形式建设的问题，闻一多提出，“选择是创造 艺术 的程序中最紧要的一层手续”，因为，“ 自然 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现成的。”“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1923年，他又在《莪默伽亚漠之绝句》中批评郭沫若“每一动笔”，“总可以看出一个粗心大意的不修边幅的天才乱跳乱舞游戏于纸墨之间，一笔点成了明珠艳卉随着一笔又沥出些马勃牛溲……”因此，便使“我们不能不埋怨他太不认真把事当事做了。”闻一多推崇杜甫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作风。这种苦吟在《红烛》中既表现为炼字造句，也表现为对于形式的自觉追求。闻一多于1926年在《晨报·诗镌》发表《诗的格律》一文，倡导新诗走格律化的道路，犹如石破天惊。但是，他的这一理论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在《红烛》出版前后就开始思索并进行试验的。事实上在美国期间，他已经着手新诗格律的尝试。在《红烛》中，可以看到由无韵到有意识押韵的变化。诗人自己曾不无得意地向友人宣称：“现在我极善用韵。本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