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张爱玲　张欣　都市女性写作
　　论文摘要：张爱和张欣在创作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她们都关注都市生活，都将视域放诸于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甚至在情感塞调上都是苍凉的人性写意，但她们的写作却有着不同的意味。这主要缘于张爱玲是以“巫女”的眼光俯视芸芸众生，而张欣则是采取“民众大姐”的姿态抚慰红尘男女。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孤岛”上海的文坛上，横空出世了一位旷世才女—张爱玲。她以其一系列奇诡华丽又纤巧细致的创作征服了上海人，并带给人们以无尽的回味和言说。然其在大陆的创作活动是短暂的、爆发式的、突然而至，又突然而逝，这种行为 自然 夹杂着非文学的立场，单就对文学，特别是都市女性写作而言，张爱玲的出走，掐断了

    九十年代的都市随着 经济 的转型确实给女性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文化舞台，张欣笔下的都市女性，少有传统的依附性，也不再满足于贤妻良母的角色预设，而是要在经济浪潮中与男人们同台竞技，以努力实现自我的价值。《绝非偶然》中有何丽英不满足于官办公司的“人浮于事”，愤而辞职转投私人广告公司;《首席》中的飘雪和梦烟，大学毕业后双双投身商海，争当玩具市场的首席。然而，转型期的都市既是展示自我的大舞台，也是危机四伏的陷阱，对于这群背负传统，内心高贵的女性尤其如此。飘雪兢兢业业地在外扶持乡镇 企业 时，其销售玩具的成果不仅被男同事趁火打劫，取代了她首席的位置，而且其人格还受到了质疑，现实使她不由感慨:“想一想，女人真是麻烦，做花瓶让人看不起，做女强人又没有爱，两者兼顾吧，就说你依靠背景，牺牲色相。wwW.11665.Com总之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本事。”实际上，困扰飘雪们的远不止这些闲言碎语，让她们痛心的还有情的失落。张欣深谙女性的心理，在《如戏》中她就略带调侃地分析道:“女人总是信誓旦旦把事业看作第一生命，其实爱情一破碎，什么都变得残缺不全了。”因此张欣笔下的这群女性，无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刚强也好，柔弱也好，都视情感庄严如生命，但在“全国人民都疯了”、“时代几乎 发展 到抢钱阶段了”的都市社会里，她们强烈的情感呼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爱的理想在处处可见的失恋、婚变中一次次失落。《此情不再》中的朱婴和《爱情奔袭》中的茵浓，两人都是爱不计得失地付出，可她们的男友在最后时刻都难以抗拒物欲的诱惑，离开了她们。情的失落带给丽人们的伤感尚未远逝，生活中更沉重的一幕便在等待她们，那就是，即便有爱，虽然有爱，在一个充满生的紧张的现实中，“爱又如何?”《绝非偶然》中车晓铜和何丽英曾倾心相爱，但在生存的压力下，丈夫不惜挖走妻子千辛万苦觅来的广告女模特，令妻子陷入事业的困窘中。《爱又如何》中可馨和沈伟如梁祝般美好的爱情面对突如其来的生活压力，也开始猜疑、争吵，最后只能感慨，爱又如何?张欣作品中的苍凉气氛也由此生发开来。
    但是张欣笔下的苍凉却不显苍白的面孔。张欣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开一扇小小的天窗”，为疲惫孤独和无奈的都市人“透透气”。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张欣的叙事文本中体现出善良、平等、善解人意和将心比心的话语姿态，也就是一个富有人情味〔而不是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的兽性爆发)的“民众大姐”的话语姿态。从这种姿态出发，张欣极少像张爱玲那样对作品中人物的不幸进行深层的探究和冷漠的嘲讽，她更多的是以一种成熟女性的体贴和宽容去理解红尘男女的言行，去抚慰她们的任何一点不幸，并试图救赎她们。体现在作品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其笔下的女主人公尽管“身陷红尘”，有着凡俗的一面以及性格中的芜杂和行为失当之处，但最终都是“重拾浪漫”，奉献出至情至善的金子般的心:朱樱两任男友的爱情都被金钱买去，但当总经理欲以巨富收买她的爱情时，她毅然拂袖而去;文革《今生有约》作为私生女，受尽贫穷和白眼，她曾一度愤世嫉俗，但当伤害过她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寻求她的帮助时，她最终愿意提供骨髓;《岁月无敌》中的方佩隐忍肝癌晚期病痛，为推助女儿成功，用生命实践了她所说的“爱是一种牺牲”……我们在此读出了张欣的“善良心愿”，即把都市变成诗意的“家园”，她要呼唤人性的真诚与美丽。也正因如此，张欣的这种叙事姿态给这个日渐冷漠、无奈、实际的世界带来了一丝温馨，从而也留给了人们一个关于未来都市的希望。
    由于叙述姿态的不同，使得张爱玲和张欣都市女性写作的意义存在着差异。张爱玲以“巫女”的眼光俯视凡人悲喜剧时做到了“冷眼旁观”，这使得她与笔下人物具有特定的审美距离，这种距离的存在赋予她穿越生活表象的能力，并令其能直视都市人性的深处，因而其文本达到一种存在主义的深度;而张欣在以“民众大姐”的姿态看取世俗人生时却是倾情投人，这无疑影响了她 艺术 视野的开阔和思想上的高屋建氛，因而尽管在都市女性写作的视阂及大众化叙事方面有所突破，但其写作的文学史意义仍然是单薄的、勉强的。
      张爱玲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恰恰体现在其叙述姿态上，可以说，正是张爱玲那种不进人角色而在台下作解说的观众姿态，使她在观察彼此时众生时，拥有了比沉浸在其中扮演角色的作家更清醒更深刻的目光，因而其文本的主题意蕴便不仅仅停留与对女性黑幕世界的披露和揭示，更在于把女性人生的不幸上升为人类生存总体背景下的苍凉，并以此达到对都市人性的深层企及。
    张爱玲说过:“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也许正因为这“不相干的”静穆的眼光，再加上洋人看京戏”般的惊讶和眩异，张爱玲对庸常人生才写得那么深、那么真，尽管张爱玲的作品也因此不能做到“完美无缺”，但诚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阔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它能把他们心灵所熔铸的形象原原本本地描摹出来，而且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力量，独特的视角。”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巫女”的眼光虽然刻薄，但却深邃隽永，我想这或许也是其作品能超越时空再度走红，并在 现代 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张欣民众大姐的叙事姿态恰好契合了新市民的阅读期待。这种叙事姿态，一方面为新市民提供了他们所吁求的场景经验的补偿。张欣笔下的广州首先是一个时代的窗口，对于充满窥视欲望的外来者而言，只要驻足一观便可抚慰平生，同时其笔下的广州又是另一个广州，一个虚拟化的广州，广州已经成了张欣构撰的意义代码。作为读者，无论是何种身份，都可以在意义化的广州场景中寻看到自己的影子，满足阅读过程中生发的种种“意念”。另一方面，作者那种“民众大姐”式的对现世贴心贴肚的关怀，确实使都市人内心的积虑、疲惫、孤独和无奈得以借这一天窗排遣，并因此调整自己的心态，获得面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作为一名感受型作家，张欣确实为我们描摹出了转型期都市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景象，并带给我们新奇的感受，可是随着经济调子的变化，杜会开始接受新的矛盾考验，公众心态和所关注的焦点也将随之发生位移，如果仅满足于对都市女性生活的单纯描写，且一直采取单一的叙事模式，这终会让读者乏味的，女性写作同样要靠理智而不是情感，只有当张欣能够超越“现在”，她才方有希望走出“现象”而进人“意义”之中。也就是说，张欣只有立足于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从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用意象和形象去激发人人心中固有的理性，才能对外界现实有真正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