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沈从文 自由主义文学 胡适 新月派
论文摘要：沈从文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审美追求、 艺术 实践与胡适、新月派诸作家的理论主张有着深刻的密切联系，通过对这种联系的考察，可以看出沈从丈对
随着2o世纪中西文化深刻的交融与剧烈碰撞，尤其是大批留学欧美的学生回国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与本土的 经济 、政治、文化的实际环境相结合，在2o年代、3o年代形成了一股浩大的自由主义思潮，这股思潮首先集结在具有自由思想环境的北京大学。1918年《新青年》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轮流主持编辑工作。这时的《新青年》团体在精神上以胡适为核心，着眼在开创思想自由、人性解放的新局面，努力为
沈从文是否属于新月派的一个坚定成员，尚存争议，然而考察他的理论主张，可以看出与新月诸作家文学思想上的内在渊源。“徐志摩在1924年或1925年初邀请沈从文参加新月社(1923年成立)的读诗会。后来在闻一多的家里，沈从文听过朱湘、刘梦苇、孙大雨和饶孟侃读诗。至少到1925年——1926年，沈从文才成为新月文学舞台的一部分。”沈从文二十年代初刚到北京踏上文学之路，受到了胡适、徐志摩、林宰平等人的奖掖与支持，是“太太的客厅”与“教授的客厅”诗歌朗诵会的常客。早年的文学观念明显受欧美自由派文人的影响。例如，新月派文艺的整体倾向为强调“人性”，有浓重的人本主义色彩；追求文学 艺术 自身的“纯正”与“尊严”，强调文艺就是文艺，而不是文艺以外的其它功利性的手段或工具。wWW.11665.com
梁实秋反复强调文学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陛、亦止于人陛”。啭人朱湘也表达过文学的本质是一成不变、万古长青的人性，指出古代文学之所以感动读者，正因为“它们能把永恒的人性一相或多相”。陈梦家在五十年代关于人性的讨论中指出，“古今伟大的文艺作品，往往表现人性的庄严”，文学“表现几百年或上千年以前的人情之所常”。沈从文声言：文学“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同处多差别处少’的共同人性作为原则”。思想启蒙、个性解放占据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体位置，但是，新文化运动最根本的动因乃是中西文化撞击下面对民旗文化 发展 的颓势而觉醒的救国救民的崇高精神情怀，围绕这一目标，沈从文希冀以维护健康人性、重造民族品德来实现。新月作家在使用“人性”一概念时，大多贯以普遍、常态、合理、变态、病态等限制词。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中提出“健康”原则。指出这时代是病态的、变态的，因而文学中表现的伤感狂热偏激的情感都是“一汪恶浊的乱泉”。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指出：冯文炳作品《桃园》中八股式的反复，对人物的嘲弄带来的不严肃；《无题》中“不健康的病的纤细”；《莫须有先生传》中“情趣朦胧”，“讽刺与诙谐的文学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的嗜好”，并视之为“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新月文学思想中的人性即是要求其“质地(quality)”的健康、纯正和具有伦理性，认为：“伦理的乃是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要求作品表现一种“不悖乎人性的形式”。
新月作家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一一理性。梁实秋认为他们的文学注重的就是“健康”，而“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现畸形的现象，做到这个地步，必须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显然新月这里的“理性”不是偏重于认识论的，不是近代 科学 所体现出来的求实精神和怀疑意识，而是具有伦 理学 意义的所指，即一种伦理的标准与规则，也即新月人性论中健康、常态、合理的人性内涵。沈从文谈到小说《边城》时说他要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要在作品中“求妥帖”，“求恰当”。“可见两者有着内在的暗合。
对文学的自律性、自足性的强调，对文学审美特性这一存在根基问题的重视是新月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最集中的体现是既反对文学成为 政治 附庸的：工具论义反对文学商业化倾向。徐志摩《“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标举的两大原则之一“尊严”，其实就是指文学独立于政治和商业之外的自由意识。沈从文四十年代有过 总结 ，他认为1927年后“全国文学运动，便不免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独立性，这方面不受‘商业支配’那方面必成为‘政治附庸’，而在1929年左右，“新文学又起始被政治看中，企图用它做工具，在野的则当武器，在朝的则当点缀物”。沈从文一贯反对将文艺纯粹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主张“作家要救社会还得先设法自救。自救之道第一别学别人空喊口号，作应声虫；第一二别把强权作真理，作磕头虫”他强调作家的真信仰是自己的理想人性，即使是创作有关政治内容的作品，也必须经过艺术过渡的含审美层次的意义。沈从文企图远离政治是不现实的，但他以道德启发民智的思想是极为真诚的。他具有以审美的态度来探索社会、透视人生、认知生命、瞩目人类远景的文化视野和心态，他藉以自觉的改造社会观念和习俗风尚，希望以文化和文学唤醒民众的觉醒，使他们从堕落、腐蚀、虚伪、怯懦中解放出来，实现 现代 意义上的人性自由和伦理道德的最终觉悟。沈从文将作家的写作心态归纳为三种状态：1．作品无需普通读者来证实，写作是作家生命的自娱与灵魂的白赎，是活下去的永生愿望；2．作品取悦读者le味，中和调节个人感情；3．作品追逐时代风气，因缘时会，作伪售巧，毫无个人热诚和兴趣。对此，沈从文并未偏激地一概肯定或否定，他的态度是宽容而自由的，认为理论家对待上述三种不同写作态度的相应策略是：1．政治上不过分管制，更不存心摧毁它，以较大宽容任其发展；2．鼓励提高口味；3．“官民合作”，任其发展，各有所得。最后，沈从文认为理论家的成就如何，从气质判断：“具有 哲学 家与诗人情绪的比带有政客或文学教授口吻的要好”。沈从文认为某种文艺政策的制定应该根据乒体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空间，取宽容、自由态度，尊重文艺的本体价值与内在发展 规律 ，就这一点而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沈从文的作品对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