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钱钟书  文学创作  悖论式思维  解构
    论文摘要：悖论式思维是钱氏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的一种思维方式，钱氏运用它来揭示悖论，探索人生真相。还原生活本真。钱氏在文学创作中运用悖论式思维进行解构写作，呈现在文本语言运用、主旨建构及人物创设等诸方面。
    巴赫金曾指出，每位作家对于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方式，都有自己特殊的采撷语言的手段和范围。然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根源于他所独特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他观察和理解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方式。维特根斯坦曾把语言看作是在每一点上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活动相互渗透的东西。因此，当我们研究语言时，实际上是在研究一个作家主体的经验结构口]3。。所以，从作家主体的经验结构的角度审视钱钟书文学创作，一方面，我们能深切感受到钱氏对现实的极其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以一种特殊的的思维方式来审视人生与世界，即从生活中诸多尤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中看出矛盾和悖论。在通过对它们内部联系的揭示中解构与颠覆传统理念，呈现或还原生活本真。这一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可称之为悖论式思维。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感受到，钱氏文学创作显示了钱氏在抗战期间及其前后一段时期内的一次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文学要求，即在现实的种种境遇中，钱氏感受到生存的荒诞与悖反，于是，他试图通过写作的方式和一种价值认同来排遣内在心灵的一种不可克服、排遣的矛盾性，而这种不可克服与排遣的矛盾性，在其该时期创作的小说和《写在人生边上》等大多数随笔散文作品中，便突出地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思维语境，即悖论式思维语境。WWW.11665.com钱氏将悖论式思维拓展为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并将其广泛运用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之中来。钱氏《管锥编》以“易之三名”开篇，抓住了

　　这仍还是借主人公方鸿渐之口对恋爱与结婚所作的悖论式思考。恋爱是一个相互了解与认知的过程，待相互认知对方可作为终生伴侣之时才决定结婚。可荒唐的却是结婚后你才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已恋爱一场的对方，而真正的认知也许必得从结婚后才开始，既然如此，恋爱过程也就并不必要了。作者解析出了恋爱与结婚所存在的悖论状态，在这种怪诞与荒唐的悖论现实面前恋爱的神圣光环被抹去，因此围城》中展示了一些无爱的爱情逐求故事，这种展示消解了恋爱的崇高与神圣。
　　在钱氏文学作品中，类似于上述悖论形态的语言经常是在同一语境中大量出现，或者相互结合、交叉、重叠，从而组成更大型的悖论，表现出更活跃的活动能力、变化能力、渗透能力与解构能力，它们共同创造了钱氏文学语言的独特风格和韵味，并处处闪耀着解构的锋芒与智慧的光芒。
　　二、主旨的悖论状态与人物的悖论存在
　　由于作家的心灵在存在世界的荒诞与虚无感的包围下，语言层面上的悖论不断强化至深层，悖论式语言形态的运用也达到了极至，悖论思想及悖论类型和方式在不断地强化和变化，这一切因此使得钱氏在随笔散文的创作 发展 到一定阶段时，进而采用小说形式，使其悖论式思维的运用上升至文本主旨建构与人物创设等诸多方面。
　　从其文本主旨来说，通过悖论式思维将旧有思想理念置于一种悖论式的处境里，使其呈现出某种悖论状态，致使其被消、被颠覆、被戏谑。“围城”这一概念本身便是悖论式思维的绝妙体现：笼里的鸟想飞出去，笼外的鸟则想住进来；城外的人欲冲进来，围在城里的人则欲逃出去。因此包括婚姻在内的人生万事都不能给予人永恒的自由与满足。钱氏通过这一对婚姻的悖论状态的思考，不仅颠覆了“自由、美满、幸福”的婚恋神话，同时揭示了人生普遍的困境与尴尬。不仅于此，《围城》中“那只祖传的老钟”——每小时走慢七分钟的“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正是悖论式思维的产物，这一怪诞且悖反的意象，其象征意义超越了一切，可以说，它是文本承载整个主旨建构的平台。《上帝的梦》，作者根据“进化的定律是后来者居上”的逻辑，得出“至高无上的上帝该是进化最后的产物”的结论，“所以当天演的力量，经过数不清的年头，创化出一位上帝时，人类已在这世界绝迹了’，【i]。。既然上帝是“进化最后的产物”，上帝所存在的世界就不应是一种末世图景，然而小说一开始所描绘的世界却是人类已绝迹的末世景象，因此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而在后文中，钱氏通过对末世相与创世相的悖论状态的描述，展现了他对令人崇敬的东、西方关于上帝创世和造人的伟大神圣的传说的嘲谑。有趣的一点是，钱氏《上帝的梦》相对于鲁迅的《补天》来说，可谓一种悖论式呈列的反讽书写。在《补天》中，创造人类并拯救天下苍生的伟大的救世主女娲被自己所创造的子民们所亵渎；而在《上帝的梦》中，创世的上帝的造人运动并非出于救世而是出于虚荣心、权势欲与我感，上帝的言行亵渎了他自己。可以说，在《上帝的梦》与《补天》二文本间，存在着某种反讽。

　　《纪念》中女主人公曼倩的丈夫才叔不知妻子所怀的孩子乃自己表弟天健偷留下的种，在天健架机战死后，才叔声明要将未出世的孩子取名为“天健”以作“纪念”。才叔所要纪念的，恰是曼倩急于要忘却的，这是一种悖反的情怀!不仅于此，天健在强迫了曼倩的身体后因顿感尴尬无趣急于淡化和忘却与表嫂的偷情事，然而即便是他的意外死亡却也不能抹除残留在阳世的一切难堪；而活着的曼倩本以为天健的死终于将两人之间的偷情丑事彻底一笔勾销，但出乎二人意料的却是一个遗腹子硬生生地作了他们永久的“纪念”。当“纪念”是以一个一天天大起来的胚胎且终将面世来呈现时，“忘却”也就永难实现了。作者似乎是要告诉世人，这种悖反的生活和命运是人们永远难以规避的。
　　在钱氏小说中，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被引申并运用到与主旨建构紧相关联的人物创设上来了，钱氏在其文本中进行了创设悖论式人物的解构书写。在作品主旨的建构中，钱氏依循其“背出分训”、“双边两柄，正反仇合”、“对仗攸宜”等理念，在《围城》中创设了这样的两个人物——他们以相互对立的生存状态完整而又相谐相合地展现了“无毛两足动物”在“围城”世界中的两种基本人生形态，此二人即是方鸿渐和赵辛楣!“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围城》中，同属于“无毛两足动物”、同处于“围城”中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二人，面对“围城”却表现为一正一反的“反对”角色：方鸿渐呈现的是深陷“围城”困境不能振作自拔的一种生存处境，而赵辛楣呈现的则是在“围城”世界中更能积极振作地对待“围城人生”的另一种生存之道。这是“围城”中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两种人生形态，前者是作者对现实“围城”人生困境的描述，而后者则可能是作者为“围城”困境中的人们指出的一条理想的超越困境的生存之路。也就是说，小说本包蕴了一“柄”——被作者否定和批判的方鸿渐的“围城人生”，作者又设置了与之相违的另一“柄”——受作者喜欢与赞赏的赵辛楣的“围城人生”，来作对照，因成“两柄”。“两柄”所蕴之两义虽相违而亦相仇，但在钱氏思维的统筹中却使二者相反相成。正可谓理殊趣合，蕴旨于斯。作者创制这两两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对立人物，在解构的同时也进行了新理念的建构。
　　此外，钱氏针对“五·四”以来众多作家创造知识精英式的“海归”留学生的形象及理念，对立创设了同样是“海归”留学生但却“一无用处”的方鸿渐这一反知识精英神话的人物!这是个“既没有愿望、更没有行动实践用西方文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