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典雅精炼的文言与明白晓畅的白话兼用，是钱锺书批评著述重要的语体特征。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指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时钱锺书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深入反思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文学批评的语体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钱锺书；文言；白话；批评文体；批评对象
　　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很少有人像钱锺书那样同时使用文言白话两种语言进行写作：既可以采用严谨准确的现代汉语，书写《七缀集》、《写在人生边上》那样的学术论文、学术随笔，也能够运用典雅精致的文言，完成《管锥编》、《谈艺录》这样的札记和诗话著作。“在《谈艺录》中，有意识的精致的文言，与《写在人生边上》中实验性的形式，成为鲜明的对照，并令人更加相信钱锺书在后一部著作中，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以古典文体的流畅表达，来充实粗浅的白话。”…换言之，对于钱锺书而言，原本以一种残酷的非此即彼的状态对立着的文言与白话，已不再是矛盾的两极，而成为可以转换自如的语言符号。
　　那么，钱锺书“文白兼用”的语体特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揭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之于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批评话语的特点以及更深入地思考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自之争
　　肇始于晚清的语言革命，到五四时期演变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在激烈的论辩中，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的革命者最终得偿所愿，由知识界发起的语言变革迅速获得官方的认可，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20年颁布命令，要求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这年秋季起一律改用白话。Www.11665.COM而在此之前，积极倡导这场变革的学者和作家们，就已开始尝试用一种不同于几千年来传统汉语书写的语言，进行着意义非凡的言说活动。“文白之争”尘埃落定已经近一个世纪，其间尽管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意识形态变幻莫常，社会体制多有更迭，但无论是官方盖棺定论式的结论，还是主流知识界一般的立场，基本上都对这场影响深远的文化革命持肯定的态度——这并不奇怪，因为评价五四时期的语言变革，一个基本的立场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以白话取代文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语言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阶层的专擅之物，语言的平民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的平民化、文学的平民化乃至政治的平民化，对于苦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然而，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变革一样，白话文运动从一开始就有其致命的缺陷，推动这场运动的动力明显缺少立体感和多向性，其根本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单纯的社会政治立场之上的，而对于这场变革的真正对象——语言本身——缺少足够的尊重。
　　语言是人类历史在漫长演进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语言出现后，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所有的结构要素诸如语音、语法、词汇等等实际上一直处在发展完善之中。语言的变化发展是由地域的、民族的、种族的、性别的、阶级的、文化的、心理的以及社会变革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在一定的时期分别对特定社会状态下的语言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作用。但是，语言的发展变化始终是渐进的、缓慢的，同语言的产生一样具有自身演化的规律和特点。“语言作为人类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不断延续使用，即使有变化也是很微弱的。”语言的变化绝不是泾渭分明式的新旧交割，新旧之间传承关系的复杂性也远非语言学家所能认识和把握，正因为此，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才有过这样的论断：“语言，或至少语言的要素(这一区别十分重要)，是一个一个时期传递至今的，除非我们跨出现有经验的范围，才谈得上新语言的形成。由此可见，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深深地渗入了语言的结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只是从社会政治的单向性角度考量语言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忽略了影响语言变革的其他因素，从而以毫无顾忌地违背语言自身的演化逻辑为代价，去换取有目的性的跳跃式发展结果，此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深刻反思。
　　平心而论，当黄遵宪率先提出语言革命的主张时，其目的还仅仅止于改变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断裂状态，他在1868年的《感怀》一诗中写道：“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表达的正是这样的诉求；到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发表，第一次明确喊出“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其所提出的变革理由也无非是所谓白话文的八大益处：“省目力”、“除娇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炼心力”、“少弃才”、“便贫民”。其中，除“保圣教”多少带有社会政治色彩外，其余七项均不过欲使语言趋向平民化而已，与黄遵宪的主张并无实质区别；但是，延至《新青年》创刊，激进的改良主义主张成为时尚和主流，此时的语言变革就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政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了。最初，新文化的主将之一胡适的态度还较为谨慎，在与陈独秀的通信中，胡适对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曾有过如此说明：
　　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
　　不难看出，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主张一经发表，势必石破天惊，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此时的胡适还保留着一位学者提出问题时应有的审慎态度，不仅坦言“有过激之处”，而且反复强调要经过“直言不讳之讨论”，这从后来发表的文章以“刍议”为题亦可见一斑。
　　然而，或许是不满于胡适的谨慎，或许是激进的思想驱使，陈独秀在紧随其后的《文学革命论》中，将胡适犹犹豫豫未能道尽的主张完全彻底地推向了极致：
　　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日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日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与《通信》、《刍议》相对温和的语气不同，陈独秀此文算得上是一篇“战斗檄文”，言语措辞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非但观点越来越偏颇，而且态度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在《文学革命论》发表后不久的一次通信中，陈独秀断然排斥任何质疑白话文运动合理性的声音，他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他们有着自己对于这场语言变革的理想化信念，一是要解决语言的贵族化、精英化与新思想、新观念广泛传播的矛盾，一是要消除语言本身承载的传统文化内涵，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涉及到五四时期刻不容缓的思想启蒙运动。由此看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表面上是纯粹的语言之争，其实是现代化进程中新旧两种势力的博弈，早已笼罩上了厚重的社会政治色彩。
　　有研究者就评价说：“提倡白话文和反对白话文的双方，从开始就知道文学革命里面牵涉到社会和政治的关系。”正因为此，语言之争才演变为革命与保守之争、启蒙与蒙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理解此点，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钱锺书在文言白话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
　　二、异量之美
　　在新文化运动一路高歌之时，钱锺书还在家乡接受童蒙教育，对于这场必将深刻影响到他本人学术研究的革命懵然无知，遑论发表意见。然而十几年后，“文白之争”早已尘埃落定，青年钱锺书却“不合时宜”地发表了自己对于文言与白话的看法，这就是刊发在《国风》半月刊上的《与张君晓峰书》。在这封信中，钱锺书认为，文言白话之争表面看“已成deadissue”，“已由时代代为解决”，“无须讨论”，但实际上颇值得反思：昔el新旧两派大起争端，是因为“双方皆未消门户之见’!，“各否认彼此根本上之有存在之价值也”；如今时过境迁，双方“气稍释而矜稍平”，方能有保留地于“异量之美”兼收并蓄。钱锺书接着写道：
　　窃谓苟自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骖袒比关，正未容轩轾。白话至高甚美之作，亦断非可家喻户晓，为道德涂说之资。往往钩深索隐，难有倍于文言者，……若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皆为存在之事实；纯粹历史之观点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说，二者亦无所去取爱憎。若就应用论之，则弟素持无用主义(futilitaifanism)非所思存，恐亦非一切有文化之人所思存也。一笑。
　　由上述文字可以看出，与五四时期新旧两派歇斯底里或气急败坏的论辩态度相比，钱锺书的气度要平和从容得多，这其中自然也有时过境迁、语境大不相同的原因，但立论的角度和思维的方式更是决定这份从容之态的重要因素，请看这封信中的另外一段话：
　　弟以为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elasticity)不少。而近日风行之白话小品文，专取晋宋以迄于有明之家常体为法，尽量使用文言，此点可征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两段话合观，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钱锺书的立场态度。
　　首先，在立论的角度上，钱锺书实际上完全摒弃了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待语言功用的立场。信中很清楚地表明，讨论此问题的角度，一是“白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文言白话，各有其美，深赜难解或晓畅易懂全在文章本身，并不关乎文字；二是“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存在即是合理，不必费言空论，心存偏执；至于其他角度(即信中所谓“应用”)，钱锺书则明确表示自己与“一切有文化之人”一样持悲观主义(futilitarianism)态度，换言之，那种将复杂的语言变革问题简单归结为政治启蒙的实用主义观点，是钱锺书“非所思存”的。审视问题的角度不同，看待问题的结论自然就有差别。对于钱锺书而言，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审视传统，始终是他作为一个批评家和文化人一以贯之的立场。其次，在思维方式上，钱锺书也全然没有当初新旧两派以偏盖全的思维定势，而是以辩证的立场冷静客观地分析文言、白话在文艺创作、文化传承方面的优劣，分析二者在现时状态下互通互补的可能。第三，在讨论问题的态度上，钱锺书也没有先人为主、意气用事，而是以一种从容平和的语气阐发自己的意见，决不轻言文言白话的优劣反倒相信“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在他看来，白话在开启民智方面的普及意义，与文学家、批评家以典雅的文言进行创作、从事研究，不应该简单给予一元价值的判断。事实上，如果撇开语言在那个时代所担负的“启蒙”责任，我们早就应该注意到，在语言的社会政治功能之外，文言、白话并不是决定文学或学术优劣高下的因素，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文言(而且采用的还是典型的传统批评文体)完成，并不影响其流芳百世的价值。当代的读者阅读古典名著、古典诗歌，也不会觉得它们在传情达意上有什么问题。
　　文学作品与学术著述价值的高低不在于语言的不同，“文言白话，骖袒比美，正未容轩轾’，这种“异量之美”，才是这封信的着力阐发之处，也是今天我们反思白话文运动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钱锺书在1934年的这封信中流露出的看法，直接影响到他后来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语言选择。

　　三、批评文体、批评对象的制约
　　从批评文体上看，很难想象一部用白话写就的“诗话”或“札记”是什么样子。作为中国文学批评主要的文体样式，诗话和札记自身的特点无不决定着其所使用的语言应是典雅灵动的文言语体，试简要分析之。首先，从内容上看，诗话的主要功能是点评诗作、臧否人物、追源溯流、辨彰清浊、指摘利钝以及记录诗坛轶事、诗人言行等，札记则是读书的摘要和心得，这些内容的表述，或追求的是三言两语、切中肯綮，而非宏篇大论、滔滔不绝，变为令人生畏复生厌的高头讲章，或崇尚的是魏晋以来品藻人物的清谈雅兴，讲求清新灵动、传神写意，而这些要求无疑都使文言的优势得以凸显出来，成为钱锺书考量的因素。可以说，诗话、札记的内容以及由此而决定的语言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钱锺书的语体选择。其次，从形式上讲，诗话和札记都属于笔记体，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国传统文论重视个体感悟、忽视逻辑论证的思维特点，结构松散，长短不拘，整部诗话、札记以及其中的篇章段落一般都缺少严密的理论体系、严格的范畴界定以及严谨的论证法则(始、叙、证、辩、结)，在语言的要求上自然也多倾向于简练蕴藉的文言。白话尽管也可以有精炼的表述，但总体而言是无法与文言媲美的。因此，文言在语法结构和词语组合上的灵活性显然又是钱锺书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第三，从功能上看，传统文人撰写诗话的动机主要是欧阳修所说的“以资闲谈”，钱锺书在《谈艺录》“序”中所说的“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也是此意。
　　札记则属于个人的读书笔记，写作目的同样带有私密的色彩。《谈艺录》、《管锥编》如果使用白话，非但不能得心应手，而且在语言形式上也显得过于庄重严肃，难免与文体的上述功能相违背，显得不伦不类。
　　与《谈艺录》、《管锥编》不同，在《七缀集》这类批评著述中，钱锺书则尝试使用白话进行写作，个中原因其实简单明了，因为《七缀集》采用的文体样式属于典型的西学范式，在内容上主要围绕一个明确的问题展开，在形式上不仅篇幅字数与现代学术论文没有差别，而且具有层层推演、逻辑严密的结构系统，论题的提出、概念的界定、论据的使用、论证的过程、结论的产生以及参考文献的列举，无所不包，极其规范，文言文显然难以满足这样的文体要求。文体的特点再次决定了语体的选择，同时也显示出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两种语体上所具有的高超的、毫无滞碍的驾驭能力。
　　从批评对象上看，《谈艺录》、《管锥编》论述的主要是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对于钱锺书而言，不仅要征引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还要在随时写下自己简明扼要的评述。如果引文主要是典雅的文言，而论说又变为现代汉语，或多或少会破坏著述整体的语言风格，而且也会遇到语言和思维的转换问题。钱锺书自己也说：“因为《管锥编》里引文大都是文言文，如处处译成白话文则诸多不便亦不宜。”至于涉及到的西文与文言在语言形态上的协调问题，在钱锺书这里并未造成应有的麻烦，原因在于他的翻译已臻于“化境”，可以将西文著述译为典雅的文言。有学者指出：“钱锺书在《管锥编》内的西文雅言翻译，可以作为哪位翻译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尚绰绰乎有余。”钱锺书自己也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到在翻译过程中尽量消除外来语言的异质性，使其在语言形态上归化于全书的语言类属和风格，是钱锺书在《谈艺录》、《管锥编》中能够使用文言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试举一例说明之：
　　《堂·吉诃德》第二编第五章叙夫妇絮语，第六章起曰：“从者夫妻说长道短，此际主翁家人亦正伺间进言”云云(entantoquesanehopanzaysumujerterseacascajopasaronlaimper-tinentereferidapl6tica，no estaban ociosasla sob-rinayamadedonquijote)；《名利场》中写滑铁卢大战。结语最脍炙人口：“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祈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死矣o”(darknesscamedownontheif~ldandthecity：and ameliawas prayingforgeorge，whowaslyingoilhisface，dead，with abulletthroughhisheart)。要莫古于吾三百篇《卷耳》者。男、女均出以第一人称“我”，如见肺肝而聆款唾。
　　颜延年《秋胡诗》第三章“嗟余怨行役”，乃秋胡口吻，而第四章“岁暮临空房”，又作秋胡妻口吻，足相参比。
　　这段文字节选自《管锥编》论“话分两头”叙事模式节，由于全篇的引文多为中国传统文学，所以钱锺书也使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而且译文只为满足说明问题之需，所以非常凝炼，仅以传达意旨为目的，这从小说中某些人物的名字被略去即可看出。如此则可避免中西引文以及钱锺书评述在语言形态上的不一致现象，无论是对于读者的阅读还是全书的整体风格都有顺畅妥帖的效果。
　　有学者指出：“钱先生对白话文有极深的造诣。但是在他从事学术创作时，他还是舍弃了它。考虑到钱锺书学成于五四新文化的氛围中，考虑到文言文几乎成为消亡的语言，他的举动格外耐人寻味。”事实也确实如此，赵毅衡在一篇题为《吴宓没有写出的长篇小说》的文章中曾说：“如果吴宓真能得保守真旨，见好就收，论文用文言写小说改用白话(钱锺书就是一佳例)，二十年代怎么会让汪静之享情圣大名?三十年代也能给何其芳等指拨迷津，而他的长篇肯定让海伦女士比莎菲女士更享誉文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的《学衡》、《国风》两个刊物为阵地，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南高学派”(也称“东南学派”)，代表人物有梅光迪、胡先辅、吴宓、柳诒徵、张其昀、缪凤林等人，他们坚守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批评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简单做法，被当时许多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赵毅衡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年的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没能像钱锺书那样学会文化保守主义的真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真正做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而是斤斤计较于自己在“文白之争”中的阵营和立场，所以应该写出好诗佳作的吴宓最终还是因为不能放弃对于白话的偏见，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恰当的、自由的选择，而导致计划未能演变为现实，白白丧失享誉文坛的机会。今天，再次阅读赵毅衡这段话，联想起吴宓与钱锺书这两位“亦师亦友”、学贯中西的学者在文学和学术道路上全然不同的命运，感慨良多之余，我们或许更能理解钱锺书在语言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考量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