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原先被殖民的国家在获得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国家不得不换用一种更为隐蔽的殖民方式以达到采用原先“殖民主义”不再能顺畅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内部指向的生产关系的压迫性。从其理论产生的出发点考虑，它加深了我们对西方文化霸权和资本主义利欲本质的认识，从而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本质上，它是不适用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
　　论文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理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在这里，笔者主要想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中的某种具体运用提出一些质疑，其指向针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的民族主义的想象共同体理论。当然，这并不是说二者在具体的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指其思维方式的确有着某种契合。
　　前段时间，笔者听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的文学评论界尽管大量运用了某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对部分国内外的文学作品进行了解读，发现了潜藏其中的基于工业文明和物质操控下的“话语霸权”及东西方的对立，但简单地将之比附于西方对东方、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渗透和政治侵略以及事实强权下的某种抑制，并不是真正地运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至少是没有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去运用，尤其是在审视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时更是如此。这种观点认为，在评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中，只有通过审视主体民族和政治强势是通过怎样的话语形式及掌控的庞大的传媒机器影响人们的意识，认识到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某种强行介入或者少数民族在物质主义或政治主流驱动下的某种被迫性尴尬境遇，并进而激发少数民族自身的“自省”意识和独立自强精神才是真正地运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WwW.11665.coM
　　其实，类似这样的言论，在一些理论批评文章中也曾出现过，只不过他们的言论没有这么直露，而是经过了某些“学术语汇”的包装。例如，针对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理论，有人即说：“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理论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并不仅是可以借鉴身份理论关于殖民／后殖民和少数族群的某些观点主张去解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些具体文学现象，最重要者毋宁在于其反本质主义的治思方式和以总是居于‘文化之间’的少数族群为思考起点的‘后殖民视角’。”再如，针对所谓后殖民理论的“精髓”和思想方法之一的“对抗性思想”，有论者亦提出：“对抗的对象是很宽泛的……对东方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只是这样对抗精神的一种表现而已……张颐武等的第三世界批评是将批评的矛头对外的，对着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批评某些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他者’，而宽泛地理解‘对抗性’之后，批评的可适用性增强了。对抗性潜在的意义是批判性、边缘意识和反思性。对抗是对着某种居于强势地位的思想、力量和行为的，对抗的主体往往居于边缘地位，这使得对抗的主体有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运用对抗性意识，发现边缘感受和边缘的文学现象，正是运用后殖民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神来之笔。比如，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沉默现象、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存在的选材、艺术追求和风格的距离等，都可纳入批评。”
　　可以说，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有着较为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审视更是如此。如仅就对藏族作家的评论而言，这几年以“身份”命题的论文就有朱霞的《当代藏族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与作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李建的《阿来：边缘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意娜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创作的文化身份意识初探》、乔丽的《从扎西达娃作品辨析其文化身份》、杨红的《论扎西达娃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唐红梅的《论阿来<尘埃落定)中的身份认同》等，至于涉及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相关术语的、对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批评，更是难以计数。而其合理性，似乎是毋庸质疑，因为在全球化多元性的现代社会，不“拿来主义”是不行的。可是，此种“拿来”真的是“拿来”吗?不可否认，任何主体建构都存在着对象性的关系，或者说任何注视都有一个看与被看的关系，权力也总是与其对象相联系在一起的，但当这种关系转至后殖民批评术语“他者”与“自我”的对象性审视中时，是否一切这样的关系都与后殖民理论原初产生“他者”与“自我”视角时的关系一致呢?弱者和强者的对抗，或者说弱者和强者的相对存在，是否因为这种存在的存在就都是一致呢?不同的弱者与弱者之间、不同的强者与强者之间是否就没有差异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有学者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中，社会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关系是不同的，其社会成员所体验到的支配性压迫也是不同的，在后殖民理论领域，如果忽视第一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错位，机械‘进口’、挪用西方后殖民理论的话语乃至话题，所犯的错误正是文化理论的跨语境移置过程中的简单化错误。”

　　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笔者以为，究其实质，它是原先被殖民的国家在获得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国家不得不换用一种更为隐蔽的殖民方式以达到采用原先“殖民主义”而不再能顺畅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内部指向的生产关系的压迫性。在西方社会文明(第一世界)的背景下，它更多的是理论设计者自身对自我困境的解脱，对自我行为的辩解，其逻辑起点——强势和弱势的已然区分，使看者和被看者的身份同样暖昧，被预先置于了一个虚构的体系之内；反之于在东方社会(第三世界)背景下，则是对政治强权、文化侵略、意识渗透及物质主义的一种“自省”和反抗。其所运用的具体环境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在批判和阐释西方对东方的潜在侵略、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压榨上是有普遍有效性的，但这并不等同于这一有效性适用于任何一种具体条件下的情况，尤其是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截然不同的社会中，这种理论是不能一概视之的。

　　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承认其具体条件下的实用性或者片面地强调抽象的普遍性，那么必然在其对立面的条件下显示出谬误。而目前“后殖民主义理论”这种存在各种可能性和对抗意识的批评范式即是如此。它在一定条件下的有效性，并不能在另一条件下具有同样的合理性。在现实问题中我们不难理解，比如我们并不能把今天遇到的问题全部等同于历史上遇到的问题，不能把在非同一时代背景、序列和社会条件下的一国遇到的问题等同于另一国遇到的问题；同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民族问题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民族问题，虽然都表现为民族的问题，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我们的民族问题是在解决了民族生产关系压迫基础上的具体的人民内部的民族问题，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族问题，就其根本来讲是民族生产关系依然存在压迫性的问题；我们的民族问题不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对立，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民族问题则是民族生产关系存在压迫和被压迫之间的对立。由此出发，西方对东方的“后殖民主义”策略掩盖的是一方对另一方出于物质基础不平衡而施加的生产关系性的压迫，而在我国，各民族之间本就不存在与之同质的“民族问题”，更不用说什么“后殖民主义”下的民族压迫了。
　　因此，且不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的某种运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将如何把现实引向一种可能的危险境地，就那些主张引进对抗意识论者的所谓对抗精神来说，抽离了基本生产关系的人道主义和民主，又能有多少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乃至人性?事实上，仅就后殖民主义理论范式中的“他者”与“自我”的单对立来看，其在现实操作层面上，也将面临着不可解释的困难和难以避免陷人想象的怪圈的。比如在一篇题为《想象西藏——当下文化生产中的“西藏形象”》。的论文中，当论者指出在文化工业生产中存在塑造“他者”这一想象西藏的方式时，当他对诸种以“差异性”为主的西藏表述策略进行分析时，以及当他评述西藏的言说中的自我表述或表述的共谋时，他如何能够保证自身就不是在以“自我”塑造另一个“他者”?换言之，也即他如何能保证自身的言说方式不也是一种塑造“他者”的策略，或他们不也是正在加深这种“差异”的鸿沟，或不成为这种差异拉大的共谋者?进一步说，到底又是谁在真正进行着这些想象或想象的想象?他们在向谁进行着想象的揭示?如果“他者”不能说话，被表述者只能被表述，那么表述者的这种表述，如何可以说就是对被表述者的表述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西藏文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或在怎样的层面上存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呢?事实上，在作者与其预设的少数民族作家诸种“身份”的“他者”与“自我”之间，无论是从任何一方的角度来看，其套用的过程都是对异方的消解，其展现的平切面既非民族作家的真实现状，也从根本上开不出一个疗治民族性写作偏见的良方。这就更不用说这些理论的指向，天然还可能使“后殖民主义者”将对抗的矛头引向“被后殖民者”内部——从“被后殖民者”中激发起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将其愈加引人一个狭隘利益的固执己见的封闭保守落后的内斗之中。而这种本是希望消弭对抗的对抗引进，却有意无意中加深了这种对抗，那么这种对抗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另外，这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运用，在具体操作层面的表现上，除了提出所谓的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即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静态的审视。比如当下一些批评者将一个恒定的藏文化预设在藏民族作家的表达中，不约而同地以静止的非藏文化的视界去审视运动着的藏文化的表现，或者以运动着的非藏文化视界去衡量静止着的藏文化的表现，这种矛盾与以民族作家身份去替换作家身份，或者以民族身份去取代民族作家身份一样偏谬明显。例如，在一篇题为《阿来笔下的西藏想象》的文章中，作者虽然明知阿来的作品并非全部关涉到了行政区划上的西藏，却偏偏舍弃现实意义上的“西藏文化”，热衷于想象性的“文化西藏”的构筑，并以“西藏这个名字，与整个藏民族息息相关”为由，把对阿来作品的解读题名为“阿来笔下的西藏想象”。由此可见，这种所谓对作家西藏想象策略的揭示，与其说是在想象真实，毋宁说是真实的在想象。
　　可以讲，以上这些西藏文学批评中的误区，一定程度上都与其袭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是有关联的。但遗憾的是，这种理论范式的实际运用，在一种貌似纯粹客观公允的学术构想中，非但没有改弦更张，而且还进一步地在所谓民族精神和文化生存的悖谬曲解上肆意衍生。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不适用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如果非要说从其理论产生的出发点去考虑，那么这也仅在于它加深了我们对西方文化霸权和资本主义利欲本质的认识，从而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而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则是要让我们站在比较视野的前提下对问题进行思考。总体而言，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的趋势，但又不能盲目认同全球化，尤其要避免在抽象的全球化的口号下丧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