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许地山的女性观在中国现代男性作家中是值得称道的，他在充满宗教意味和异域风情的氛围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他在创作中所反映出的女性观代表了五四时代启蒙知识分子、人文主义者对女性的态度与立场。对女性的神圣化以及努力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的创作，使他成为五四时期最尊重女性的作家之一。尽管从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他还尚未摆脱男性中心思维定势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现代启蒙作家在关注女性命运、寻求人的价值的确立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论文关键词]许地山；女性观；宗教；人文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五四时代令许地山在众多作家中独树一帜的是他作品中浓郁的异域色彩、宗教氛围和众多的具有悲剧命运的女性形象。许地山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知识分子，一方面受传统儒道文化浸染；另一方面，也深受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及欧美近现代文化的影响。对多元文化的接纳，构筑起了许地山复杂而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了他对世事人生的看法，并深深地渗透于其创作中。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人生价值的探索，是许地山创作的两大主题。这两者的关系在他的创作中是密不可分的，他习惯于通过“女性”这一载体，传递他对一个时代的人文价值取向所做的思考，其创作中流露出的女性观，代表了五四时代启蒙知识分子、人文主义者对女性的态度与立场。在许地山的笔下，女性被神圣化，她们是生命的源泉，是智慧的化身。另一方而，许地山从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立场出发，描写了她们的人生苦难和悲剧命运。因此，夏志清在《中国小说史》中称许地山是“五四时代最尊重女性的作家”。WWW.11665.COm
　　一、宗教视野下被神圣化的女性形象
　　许地山笔下的女性大多具有慈爱、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她们生活在人生的夹缝中，遭受着人生的苦难，是被压迫、被侮辱的一群，但另一方面又“含着奋斗不懈的精神”，以内心的明心见性超脱于现实苦难。她们坦然地面对人生的各种磨难，容忍宽恕一切犯有过错和罪孽的人们。无论是《缀网劳蛛》中的尚沽，还是《命命鸟》中的敏明，《商人妇》中的惜官，都是如此。许地山的小说试图改变几千年来中国文学中女性弱者的处境，赋予这些女性形象“圣女”般的精神力量，从而成为男性恶世界的道德的救赎者。
　　发表于1921—1922年间的《命命鸟》、《缀网劳蛛》、《商人妇》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最具宗教图解的意味。《命命鸟》中的敏明，因与所爱之人的婚姻受到双方家长的阻挠而产生厌生的情绪，决意以死来消除苦恼。只是许地山把敏明和加陵的投水而死描绘成“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无一点畏缩。”许地山对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给女性所带来的痛苦的控诉淡到了极限，两个年轻人的从容赴死，渲染了“生本不乐”、“人生皆苦”的宗教教义。如果说敏明的死，塑造了一个以死来保全爱的圣洁少女的形象；那么《缀网劳蛛》中的尚沽简直就是“圣母”的化身。她本身是信教的，她以善行搭救受伤的盗贼，以苦行对待丈夫的妒忌，以端庄典雅的修养摄服众人，即使说话粗野、举止随便的工人们，在落难的尚洁面前，也尊她为女神，没有一点放肆与不恭。“她底威仪常是调伏这班人的邪念，教他们转过心来承认她是他们底师保。”这个形象的精神力量同样来自基督教的教义，“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我把网织好，还住在中央”。顺其自然，或者“逆来顺受”，不抗争，不埋怨，不放弃就是尚洁这一形象所传递出的宗教信念。可以说，许地山的作品浸透宗教的意绪却不为其所淹没，正如茅盾所说：“都是穿了恋爱的外衣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商人妇》也有同样的意义。惜官10年前送夫去南洋谋生，10年后她千里寻夫，面对的却是丈夫另娶新妇并把她骗卖给印度商人做妾的凄惨命运。她受尽欺凌、历尽惨境，却不计前嫌。在惜官、尚洁她们看来，“人问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所以，她会再次前来寻夫，给予丈夫宽恕，从而完成了道德形象的自我塑造及对迫害者的道德拯赎。

　　许地山之所以选择女性作为道德拯救的“救世途径”，与他对宗教的理解、对女性的尊重以及时代的启蒙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首先是对各种宗教的融容与贯通。许地山一生从未脱离过宗教，“作为宗教研究家，许地山既有真正的宗教热情，也能超越某一教派的局限。……他更具备宗教徒的气质和修养。”在《宗教底妇女观》一文中，许地山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看轻女性的，但这是因为“宗教没了解女子，乃是在立教时社会没了解女子所致。我们知道社会也是男子底社会，看轻女子底现象是普遍的，不单是宗教底错处。假使现在有产生新宗教底须要与可能，我敢断定地说它对于女子态度一定不像方才所说底，最少也要当她做与男子一样底人格，与男子平等和同工底人。在事实上许多宗教已经把它们轻看女子改过来了。”这一段话表明了许地山对宗教的认可，“《商人妇》里的惜官和《缀网劳蛛》里的尚洁都不是普通的教徒，她们都不是‘吃’教的，她们都不过在教义里拈取一片来帮助她们造成自己的人生哲学罢了”。他的创作只是“从教义里拈取一片”，放进一个他自认为合理的人生观，希望在宗教的意义上对男女平等问题还女性一个公道，给予平等的地位。其次是他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使他对女性有着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妈祖文化的影响。许地山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具有浓郁妈祖文化背景的闽粤地区，妈祖文化是一种女性崇拜文化，是一种具有神化母性美德的民间宗教，贯穿着博爱慈善的主题。许地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女性观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与妻子的情深意笃，使他笔下的“妻子”形象完全超越了以往文学中夫唱妇随的传统。
　　《空山灵雨》被沈从文称为“妻子文学”。在他的笔下，“妻子”的见解总是比丈夫高出一筹，作者往往借“妻子”之口，阐释人生哲理，表现出超越男性的对自然与人生真义的感悟力。许地山在《别话》中曾由衷地感叹：“人要懂得怎样爱女人，才能懂得怎样爱智慧，不会爱或拒绝爱女人的，纵然他没有烦恼，他也是万灵中最愚蠢的人”。再次是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伴随着“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女性问题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妇女解放与婚姻自由是作为反封建的任务被提出的。社会上对于男女平等的倡导及对女性的关注使处于时代浪潮中的许地山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许地山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前，“即协助周作人教授作助教”，而“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批代表人物中，最致力于引导社会来理解妇女的性奴役之苦，最致力于引进性解放的呼声的，就是周作人”，应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地山是与倡导女性解放、关注女性发展的最早觉悟的男性启蒙者一起第一次以启蒙者或者说引路者的身份来塑造女性，为女性代言，并力图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
　　二、人文视野下世俗化的女性形象
　　在许地山前期创作中，倡导以“爱的宗教”来战胜面临的种种苦难，希望以人人的自我超越来达到普渡众生的社会理想。他赋予自己笔下的女性以一种理想人格，即“爱”的奉献、宽容、忍耐、牺牲、无我等多种内涵，使之达到宗教所推崇的人格修养的高境界，从而使女性形象呈现出神圣化或图解宗教理想的趋向。尽管如此，作为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思想与精神气质的五四时期的启蒙作家，关注民生，关注“人的问题”是这一时期有社会良心与责任感的作家创作的应有之义，许地山在创作中不可能完全超越现实的根基，也不可能一味地沉浸在宗教氛围中，他中后期创作中现实主义的风格越来越明显，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世俗化的倾向，表现为对真诚执着的世俗情爱的大胆赞颂，表现为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平俗与苦难生活的同情与理解。
　　正如许地山在《宗教底妇女观》中所说，大多数的宗教是看轻女性的，认为女性是“妨碍男子宗教生活的根源”，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把女性和情色视为洪水猛兽，须严加防范。而许地山却宣称：“我自信我是有情人，虽不能知道爱情底神秘，却愿多多地描写爱情生活。我立愿尽此生，能写一篇便写一篇；能写十篇，便写十篇，能写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他笔下的女性或为情死，或为情生，或为情苦，这俗世的情爱早已超越了神圣的宗教教义，使得他笔下信奉“爱的宗教”的女性形象有了人问烟火气，许地山的人文主义女性观也在这多层次的情与爱的描写中得以具体展现。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在其创作中是贯穿始终的，从《命命鸟》中的敏明与加陵为了抗拒家长和世俗势力的阻挠双双为爱殉情，到富有传奇色彩的《换巢莺凤》中地位悬殊的一对年轻人和莺和祖凤的相恋以及私奔；从《黄昏后》中关怀对于亡妻的情爱真挚深厚，到《春桃》中所构建的“一妻二夫”的情感世界。这一系列的形象塑造，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人文主义精神，这里有对父母之命的不遵，对封建门第观念的挑战，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质疑。作品存有的否定精神，是对封建体制泯灭人情人爱的否定，而对生命运的关切，贯穿于作品始终，带有鲜明而强烈的道德拯救和终极关怀的倾向。

　　《黄昏后》是一篇极深情的怀念之作，这篇作品的主角虽是男性，但通篇渲染的却是男主人公关怀对亡妻的思念之情，这种夫妻之情也与以往传统文人的悼亡之作迥然不同。文中的他对女儿说“你和你妈妈离别时年纪尚小，也许记不清她底模样；可是你须知道不论要认识什么物件都不能以外貌为准的。……她的声音，她底容貌，是遍一切处的。……她常在我屋里，常在那里(石像)，常在你心里，常在你姊姊心里，常在我心里。”，关怀对亡妻的怀念固然已经上升为一种“爱的宗教”，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爱念”中是永远不死的。但文章中最令人感伤的情节却是作者对丧妻之痛的发自肺腑的抒写。比如听到夜晚屋檐下的铁马声，恍惚感觉到是妻子做新娘时在房间里走动时的脚钏铃铛的声音；到妻子的墓前自弹自唱她生前爱听的歌以至于忘记了时间；在不谙世事的儿女面前，关怀所发的感慨，又何尝不是作者本人的夫子白道呢?“一个人能像禽兽一样，只有生前的恩爱，没有死后的情愫吗?”，“一个女人再醮，若人家要轻看她；一个男子续娶，难道就不应当受到轻视吗?”，“养育底工夫虽然是苦，我却以为这是父母二人应当共同去做的事情，不该为母的独自担任这番劳苦”。这些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语言是作者自身情感的体验，表达的是一位具有平等意识的人文主义者为女性不平等的社会地位鸣不平的心声。
　　发表于1934年的小说《春桃》、《人非人》，是许地山创作中颇具代表性的两篇小说。《春桃》自发表以来。就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这不仅是因为这是许地山小说中第一次讲述了一个普通农妇的没有传奇性和异域色彩、看似平凡却又惊世骇俗的生活，同时也是因为它塑造了文学史上“这一个”不同过往的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这篇小说代表了许地山作品中神化的女性形象所蕴含的宗教意味由显而隐的一次转折，预示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向广度的变化发展，由写上层的知识分子的情爱转向了写平民的情爱。
　　春桃是一个纯朴善良、精明能干的农村妇女，在新婚之日遇上了兵匪之劫，与丈夫失散后，一个人流落北平，靠捡破烂为生。她的惊人之举，是在与青年向高同居后又收留了在街上偶遇的已经残废了的丈夫。两男一女同睡一铺，这一超越习俗和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作法，是春桃这一人物形象最具个性的一面。当然，如此生活，决不是春桃的本意，这是社会逼迫出来的。正如小说中所说：“老实说，在社会里，依赖人和掠夺人的，才会遵守所谓风俗习惯，至于依赖自己的能力而生活的人们，心目中并不看重这些”。在这里，春桃无论选择了谁，都会使另一个人无法生存下去，因而她本着一颗善良的心，把三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者的姿态和无私的美德。与她的强势相映衬的倒是两个男子摆脱不了传统的伦理观念的束缚，或逃逸，或企图自杀，在男权意识、夫权意识中痛苦挣扎。
　　其实，春桃形象的意义更在于它是作者自身人文主义思想的一次检阅，他赋予一个下层劳动妇女叛逆的性格和独立自强的民主精神，这与前期创作中的女性以自我道德的完善与升华来完成对恶的感化不同，《春桃》中命运的控制者不再是男性，女性上升到主导，男性处于曲从和依附的地位，这种有意识的性别错置，反映的是作者对受苦受难的劳动妇女的一种期待，一种希望，是可贵的人文主义精神的表现。《人非人》中的陈情为了帮助牺牲了的革命者的家属不得不靠出卖肉体来实现自己的诺言，“按照一般的道德观来说，卖淫无疑是污秽的；但按照神的启示来衡量，陈情却是圣洁的。肉体的污辱掩盖不住精神的圣洁，为人间的苦难背十字架的陈情无疑比大腹便便的慈善家更接近天国。”许地山的女性贞操观是从“人”的立场出发，表现他对人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小说中的陈情曾义正辞严地对轻侮她的局长说“在别的夜间你可以当我是非人，但在日间我是个人，我要在社会做事，请您用人底态度来对待我”。以“人的态度”对待女性，也是作者对这个社会的呼吁吧!

　　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中许地山女性观的再认识
　　从根本上看，许地山是中国现代男作家中女性观最健康最正常的作家之一。在他为数不多的创作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他是以尊重甚至是崇拜的态度来塑造这些女性，并以此传递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正是因为如此，把许地山的女性观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阈进行重新审视，或许会让我们在重读经典的过程中，厘清或发现现代男性启蒙作家女性观的历史性缺憾。
　　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看许地山的女性观，不难发现在男权文化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尽管他的思想核心是宗教的人文主义的，但在潜意识中，仍不能彻底克服男性中心的思维模式。其表现为：
　　一是将女性作为宗教观念的载体，缺少女性生命体验和内心感受。许地山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是他理想化的女性，特别是他的宗教观念的产物，从其崇拜女性、尊重女性的情结出发，他选择女性形象作为载体来阐述其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充满哲理意趣，却不能真正深入到女性的内心世界去感受、挖掘她们丰富的情感世界，因而其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苍白，缺少立体感，难以唤起人们对女性本身命运的思考。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即使最有同情心的男人，也无法完全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讲，男性为女性代言确实难免隔膜。许地山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构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或梦境，增加作品的可读性，淡化了现实人生，掩饰了作家对女性世界认识的不足与缺憾。
　　二是神圣化或日天使型的女性，仍然表现的是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许地山笔下的女性通常具有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甘愿承受现实世界的无限痛苦磨难。他笔下的女性常常在宗教的影响下成为一个接近叙述者身份的觉悟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定的知识，在磨难中获取对人生的深刻认识，表现出坚韧的生存能力，甚至成为罪感男性的救赎者。她们是应男性启蒙、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从表面上看，女性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化力量，但实际上未曾真正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缀网劳蛛》中的尚洁以逆来顺受的忍耐、宽容明慧的品德，感化了狭隘自私暴躁的丈夫，在命运多舛、几多磨难之前安之若素，这究竟是她自主的选择还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无奈?这种坚忍不能看作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还是男性赋予此类圣女型女性道德救赎的功能，她们即使是以救赎者的身份在文学中存在，也无法改变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从属性地位。在作家充满激情地渲染这些女子们的奉献精神、宽容精神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却是男性塑造的“圣女”形象的背后女性被男性控制的“女奴”的命运。
　　三是女性的色相关在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仍然是女性进入男性视闽，取得与男性同等的人的价值的必要条件。在男权文化社会中，女性作为他者，具有被看被鉴赏被男性爱怜的诸多功能，而且女性美的审美从来是以男性的趣味和原则为标准的。在许地山塑造的陛形象中，春桃是最具民主性和独立意识的下层劳动妇女的形象，作者在春桃身上寄托了对女性的理想期待，以映衬烘托等手法，突出其人格的高尚。在她租住的破败小院里，十几树晚香玉，表达了女人如花的心理诉求；每et辛苦归来后的沐浴，说明的是女人如水的清纯；这样的叙述，不禁让人联想，如此一个拾荒女，如果既丑且老，她的命运又会怎样?春桃的美貌，虽然超出了我们对于一般拾破烂者的相貌的最大胆的想象，但却符合“美而圣”的构造原则。可见，现代男性作家在叙事中赋予自主型女性以美貌，并不反映女性的生命真实，不表现男性对女性在现代人性意义上的理解、认同或者期待，只是宣泄了男性世界对女性的欲望。
　　综上所述，许地山的女性观在中国现代男性作家中是值得称道的，他以真正宗教家的悲悯情怀给予地位低下、受尽屈辱和不公平待遇的女性以最大的同情和尊重，同时，他又以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平等与博爱思想，以对待“人”的态度来赞颂世俗平民的情爱，来发现下层劳动女性的人格之美，尽管从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他还尚未摆脱男性中心思维定势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现代启蒙作家在关注女性命运、寻求人的解放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