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渊明诗文中的崇高与优美

　陶渊明对于我们而言，跨越了一个悠久的年代，从这一点而论，就注定了他的崇高。康德认为“悠久的年代是崇高的。假如它是属于过去的时代的，那么他就是高贵的。”[1]但我们认定陶渊明崇高并非单单以这个美学范畴上的关于崇高的阐释为唯一标准，而是从他的优美的诗歌中读到了他人格的崇高。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集崇高与优美于一身的人。
　　一、崇高
　　东晋是一个大地主世族专政的时期，政治的腐败，官场黑暗。按照康德的理论，由于正当的厌倦而怀着忧郁的心情离开纷纷攘攘的世界，就是一种高贵。那么，作为隐士的陶渊明无疑就是一个高贵的本体。隐逸便也是崇高的一种表现形式了。“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序并诗》）陶渊明在几次挣扎之后，终于选择了隐逸这种崇高的方式来维护自己高洁的心灵。
　　“一般地说，浮夸似乎是一出最难提防的毛病。一般力求壮丽的作家，为了避免人们指摘其虚弱无力、枯燥乏味，就不觉陷入此种过失。”[2]魏晋诗坛由于受清谈之风影响似乎正陷入了这种情形，对于这种情形，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以认真自然、不饰雕琢的品质在魏晋诗坛中卓然独立，在这些诗中陶渊明表现出了对归隐生活的安贫乐道，正是朗基努斯所赞扬的崇高作家的精神。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长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wwW.11665.COM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谨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愿。
　　在这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里展示出的是作为农民的普遍感受，“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也是唯有亲自参加农耕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而“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则将由仕途而归隐躬耕的论文联盟http://士人的特殊感受展露无疑。他的田园诗正如朗基努斯所言是以朴素的心灵回响来展现崇高的。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
　　在这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里，诗人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在生活上诗人常常是粮酒断绝，困苦潦倒，甚至是夜幕降临盼清晨，而当清晨来了时又盼太阳落山。即便如此，归隐之后，他也不肯赴任何一个征召或邀请，因为此时，“九域甫已一”（《赠羊长史》）的政治理想已经破灭，他对统治者彻底丧失了信心，既然无法扭转乾坤，只能在贫困中坚守自我。
　　上文已经说过陶渊明生活十分贫苦，迫于生计他出来做官。他为什么不一直把官做下去，然后毫无后顾之忧地或者写诗作文，或者把酒赏菊呢？他就是以这种清高表达着对当时统治者的不满，而也是这种清高使他在生活中陷入窘境，于扭转政局更是没有丝毫影响，所以诗人更加悲愤愁叹。在《杂诗》中他把这种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感受到陶渊明对于时光易逝而又无能为力的慨叹，这种慨叹并不是单纯的惜时之叹，而是为自己的身世际遇和动乱的时局而叹，这在他的许多诗文中均有体现，因此，这更突出了他形象的崇高。
　　二、优美情怀
　　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以生机盎然的自然景物为美，多表现出对自然景物观照时所体验到的欣喜和美感。例如《与子俨等疏》“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文中所描绘的正是春夏之交充满生机的景象，这使作者由衷地感到欣喜；又如《归去来兮辞》中有“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欣欣向荣的树木和汩汩而出的泉水焕发出一片勃勃的生机，我们从诗中感受到的是生命绽放的优美；再如《时运》中说“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这又展示了大自然生机勃勃、活泼流动的优美景象。
　　陶渊明深爱自然，以真为美。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卷五中说“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士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渊明《赴镇军参军》诗曰：‘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似此胸襟，岂为外荣所点染哉！”[3]
　　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4]“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进桃花源之前的一路优美景象已经令人陶醉，而进入桃花源之后，更显一派恬淡宁静的自然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在展现自然风光的优美之后，作者便开始真正为我们描绘淡泊宁静中呈现出来的优美景象：“相命肆农耕，日入所从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样的桃花源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体，更是陶渊明社会审美的至境。
　　虽然东晋时期的政治黑暗腐败，对生活抱着乐观的态度。如：“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一旦脱离了束缚，就更加不吝对生活的赞美。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这说明他当然明白衣食是生存的重要前提，但在足以维持生活后就不必再去追求了，因为它们的作用只是用来保障心灵的安逸娴静。他之所以多次出仕，原因也正在于此。他满足于这种虽然贫穷，却能使精神自适安然的田园生活，“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缕空常宴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虽然布衣蔬食，箪瓢屡空，他却仍能从窘境中体会到精神的欢愉和快慰，依旧显露出娴静洒脱、怡然自得的优美。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生死的问题历来是争论的焦点，唯物主义认为形尽神灭，形神相依；而唯心主义认为形尽神不灭，形神可分。陶渊明虽受玄学影响，却并未陷入清谈求仙的论调，而是坚定地站在了唯物主义的一边。他在《挽歌诗》三首中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他认识到有生必有死，形尽则神灭。最集中最形象地表达形影统一、形尽则神灭的观点的作品是他的《形影神》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