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文学之文武并重传统

文学与武术均拥有各自灿烂的成长历史，在各自的发展进程中，武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载体，已经逐渐地融入到文学创作中来；论文联盟http://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对武术这一传统技艺也有所吸纳，形成了文武并重、尚武崇力的文学创作传统。这不仅构成了传统文人的理想人格，也进一步丰富了文学的创作题材和作品的阳刚之气。
　　一、文武并重与人格理想
　　文武并重教育模式的制定，使得中国古人在对待文化修养的平衡点把握得极为科学。最初，能享受此种文武并置范式的教育对象仅仅是贵族子弟。之后，随着士阶层的兴起，下层民众开始有机会接受此种教育模式。
　　平民学者中最著的有儒、墨两派。儒家创始于孔子。“儒”为术之称，他们通习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大抵当时的贵族阶级，照例都须通习此六艺，平民要想到贵族家庭去服务，至少亦必习得此六艺中之一二。这便是当时之所谓“士”。士的出身，其先多由贵族的庶孽子弟，及较低级的贵族子弟充任，其后始渐渐落到平民社会里去。孔子便是正式将古代的贵族学传播到平民社会的第一人。他自己是一个古代破落贵族子弟，因此他能习得当时存在的贵族的一切礼和艺。孔子又能把他们重新组织，加以一个新的理论根据。古代典籍流到孔子手里，都发挥出一番新精神来。[1]
　　士人于文有礼、乐、书、数的习得，于武则有射、驭技艺的操练，武术因之进入到人们理想人格的建构视野当中。wWw.11665.com古代文武双全的模式逐渐形成，明人李贽在《焚书·读史·无所不佩》中有言：“古者男子出行不离剑配，远行不离弓矢，目逐不离觿玦”，如此才能“文武兼设”。[2]宝剑、弓矢既代表武功，更饱含了侠情。当代学者陈平原甚而以公式的形式概括了中国文人的理想人生境界，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3]
　　文武并重的人格理想催生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尚武情结。在文武兼备人格模式的陶铸下，古代文士的尚武之风随之形成。先秦四方争战的时局使得人们非常重视个人的军事才能，甚至将其与文化才能等同视之。西周时期的尹吉甫，武则能率军大破猃狁，安邦定国；文则能做《蒸民》、《崧高》，名垂诗史，因而赢得了“文武吉甫，万邦为宪”的美誉。另外，《国语·晋语九·昭公》中也记载，“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技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4]从此可知，当时人们在给“贤”下定义时，“射御足力”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标准。“射御足力”，即身强力壮，擅长射箭驾车，这是贤良之人所应具备的品质之一。在孔子门下，文有子夏，武则有子路。其实，孔子自己也是博通六艺的。或许，后世文人不似先秦之人，既能接受“六艺”的教育，又可在马背上赢取功名。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永远萦绕着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
　　二、文武并重与文学题材
　　与此同时，人们对尚武精神的追求和推崇，在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或者说中国文学本身就体现出了文与武的统一。其中之一，便是对文学题材的影响。围绕武术而形成的比武论英雄、仗剑任侠题材常出现于文学作品中。且看曹植的《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我们看到持弓射雕的游侠儿，领略到了“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精湛马术，更为“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的武技所折服。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对于兵器的描写同样俯拾即是，比如庾信的《和赵王送峡中军》一诗：
　　楼船聊习战，白羽试挥军。山城对却月，岸阵抵平云。赤地悬弩影，流星抱剑文。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客行明月峡，猿声不可闻。
　　诗句“赤地悬弩影，流星抱剑文”中的“流星”是指一把名为“流星”的宝剑。《古今注》中有记载，吴大皇帝拥有六把宝剑，分别为“白虹”、“紫电”、“辟邪”、“流星”、“青冥”、“百里”。诗人似乎格外钟情于流星宝剑，他将此剑纳入诗中，借以抒发壮志情怀。
　　写武咏侠、以剑筹志的诗作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道风景。比如，以“少年场”、“侠客行”、“游侠篇”等为主题，或直接以之为标题的诗歌仅在数量上就颇成声势。此外，围绕武术而展开的侠义行为与豪侠精神，更是成为了文人倾力表现的对象。从以上几个例子即可看出，受尚武文化的影响，传统文人极其喜爱与武术相关的题材，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对力量、自由的向往之情。可以这样认为，武术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