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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贡献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试论宋代江西文学家的贡献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一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以诗人的激情和十分自豪的口吻夸赞自己的故乡:“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寄题沙溪论文联盟http://宝锡院》);“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送吴生南归》)如果剔除个人的感情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北宋时期,江西文化的繁盛,就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的确,江西文化经过东晋至隋唐五代数百年的酝酿,到了两宋时期得以迅猛的发展。两宋时期堪称江西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其中,文学的繁荣便是一个突出的标志。宋代江西文学异彩纷呈的景象,构成了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线。据各种资料统计,活跃在两宋时期,且有作品传世的江西籍文学家人数众多:《全宋词》辑录词人共1397位,其中江西籍词人就有174人,占总人数的12.46%,排位仅次于浙江,居全国第二;《四库全书》收录宋人别集近400部,江西籍文学家别集有83部,占总数的20%多;《两宋名贤小集》共录两宋文学家157家,江西籍文学家录41家,占总数约27%,而这41家中还未包含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文天祥等人;《全宋诗》共收入宋代诗人9 000余人,江西籍诗人就有778人,占总数的8.6%……在这众多的江西籍文学家中,有不少是两宋文坛中的大家或文坛领袖、或开宗立派者,如:二晏父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姜夔等,这些文坛巨臂不仅支撑起了两宋江西文学的天空,而且他们还是耸立在宋代文学版图中的一座座高峰。wwW.11665.cOm
  对于出现在宋代文坛中的这种“江西文学现象”(文中所称的“江西”,是指今天的江西省全境),除欧阳修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外,更有其他文人也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现象,如,宋人倪朴在《筠州投雷教授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叙述,他说:
  大江之西,国朝以来异人辈出,人物之盛甲于东南。庐陵欧阳公首以古学为天下倡,而后之学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斵丧萎茶之余习斩焉不存。而后宋之文超汉轶唐,粹然为一王法,则欧阳公实启之也。临川王文公,虽其所为有戾于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扬气象。若夫南丰曾夫子以辞学显,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秘丞刘公道原则又江西之巨擘也:究史体,穷历代之端绪,迁、固而下千有余岁,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则实筠人也。至其它能以诗名如谢无逸、潘邠老、汪信民诸公号江西诗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数。江西盖多士矣。
  黄次山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撰写的《重刻临川文集序》中,也曾论及了江西地域文学现象:
  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涂、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
  文中不仅概述了江西文学之盛的特点,而且所论北宋九位著名文学家中,有五位就是江西人。
  南宋李道传等在《谥文节公告议》中,由杨万里而论及宋代江西的文学家,他们是这样说的:“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对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关注,虽始于宋,然后世学者亦多有继承,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观点当属清人李在《南园答问》中的一段话:
  宋兴百年,文章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宇(宝盖头,下为“禹”字),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睹也。若夫晏临淄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竞美清江。
  以上关于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论述,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代学者以一个独特视角对地域文学的阐释,这个独特的视角就是地理环境下的文学和文学家,而这也是当下兴盛的文学地理学中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宋代出现的“江西文学现象”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和后代文坛关注的热点,或者说,江西文学在两宋时期的崛起,使江西成为文坛聚焦之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时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可以这样说,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时期,各体文学创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晏殊,这位被称作为北宋江西文坛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在北宋初,不仅为江西文坛掀开了绚丽的篇章,而且,为当时的词坛镌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子晏几道传承父业,“二晏”在北宋词坛留下了“父子词人”的美誉,而他们创作的《珠玉词》和《小山词》,更是北宋令词创作的杰出之作。由于他们对宋词创作及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被历代评家所重视,徐在《词苑丛谈》(卷1)中评价到:“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于晏殊稍后,欧阳修在词的创作上也成就斐然,在北宋词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与晏殊一道,开创了宋词中的江西一派。由于晏氏父子和欧阳修在北宋词坛的杰出贡献,他们被尊为“四大开祖”(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张先)。其后,在词的创作方面,江西也是人才辈出,产生了不少的优秀词人,如,南宋的布衣词人刘过和姜夔、凤林词派等等。正如朱祖谋在《庵词序》中所言:“西江诗派,卓绝千古,唯词亦然。有宋初造,文忠、元献,实为冠冕。平园近体,踵庐陵之美;叔原《补亡》,嬗临淄之风。若乃《桂枝》高调,振奇半山;《琴趣外篇》,导源山谷。南渡而后……尧章以鄱阳布衣,建言古乐,襟韵孤夐,声情遒上。”可以这样说,二晏和欧阳修在词的创作上,为江西词的创作,也为宋代词坛开了一个好头,而凤林词派则为江西词的创作,也为宋代词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诗文创作领域,两宋时期的江西也是十分辉煌的。欧阳修被尊为“今之韩愈”、“一代宗师”,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以卓著的古文创作成就,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在诗歌创作方面,他力除晚唐及宋初西昆体之流弊,为宋代诗坛别开生面,在形成和发展宋诗特色的过程中,欧阳修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他的《六一诗话》,被称为诗话体开山之作;在笔记创作上,他的《归田录》为宋人笔记中有重要影响的一部作品。
  在晏殊、欧阳修的带动和影响下,江西文学家在北宋文坛非常活跃,在古文创作方面,曾巩、王安石的成就亦为文坛瞩目,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创作的代表人物,同被后代评家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江西、四川各占其半,而四川“三苏”,或为欧阳修的学生、或得欧阳修的奖掖,江西文学家在北宋古文创作中的贡献和影响,由此亦可略见一斑。在诗的创作上,江西诗人也有上佳表现,像王安石、刘敞等。这里尤值一提的是被视为“江西诗派”领袖的黄庭坚,他以自己对诗歌创作的独特感受和领悟,在理论和方法上,构架了一套别具一格的体系,为宋诗的创作拓宽了发展路径。他的这套体系,深得诗坛欢迎,围绕这个创作体系,在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群体,这就是后人所称的“江西诗派”。在这个诗派中,江西诗人占了近一半,像黄庭坚的外甥“豫章四洪”、其同乡分宁的徐俯、靖安的善权、永修的李彭、新昌的惠洪、临川的“二谢”、饶节、汪革等等。这个诗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历程中宋型特征的成熟和确立,也使得宋诗能以其独特的风格与唐诗并峙。“江西诗派”的影响几乎覆盖南宋初、中期的诗坛,并且绵延至晚清,前后延续了800多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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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时期,江西文学家仍然继承了北宋前辈散文创作的传统,虽然其成就和影响远不及北宋前辈,但也涌现出不少传芳百世的名作名论文联盟http://篇,如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上孝宗论兵书》,欧阳守道的《颜鲁公祠堂记》、《永和镇欧阳监丞祠堂记》,朱熹的《百丈山及》,文天祥的《指南后录序》、《文山观大水记》,谢枋得的《却聘书》,等等。南宋江西文学家以诗词创作唱响文坛,词的创作在上文已有简略评介,此处仅叙诗的创作。南宋初、中期,诗坛在“江西诗派”影响的笼罩之下,彼时的诗人创作,很难跳出“江西诗派”的藩篱,其间,虽有人想在江西派之外,另寻路径,如吕本中所倡导的“活法”诗论,似乎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这种理论本身并未真正消除“江西诗派”的痕迹。然而,吕氏的理论,却得到了江西诗人曾几的实践和响应,而且他还将这种影响传递给了其后号称“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在这四位诗人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下,南宋诗歌创作终于走出了“江西诗派”的畛域。这其中尤以杨万里那别具一格的“诚斋体”而蜚声诗坛,杨万里以幽默诙谐、活泼跳脱的诗风,给当时的诗歌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以致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反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杨万里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南宋,即使在后世诗坛,“诚斋体”仍然是一个评说不尽的话题。南宋江西诗人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天祥、王炎午、谢枋得等爱国诗人,他们那包含血泪的诗篇,在亡国之际的慷慨悲歌,成为宋代江西诗歌创作的绝唱。
  除了诗词文的创作,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学家在其他文体的创作方面,也是成就突出。据有关资料统计:两宋时期,江西的小说和笔记创作,在全国也是成就最高的省份之一,像乐史的传奇作品《广卓异记》、《诸仙传》、《绿珠传》、《杨太真外传》,欧阳修的《归田录》,孔平仲的《孔氏谈苑》,惠洪的《冷斋夜话》,朱弁的《曲洧旧闻》,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洪皓的《松漠纪闻》,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张世南的《游宦纪闻》,罗烨的《醉翁谈录》等等,都堪称是两宋笔记、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而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更被誉为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发展史上的丰碑。在两宋戏剧创作方面,虽然现存资料较少,但就是在这些存世不多的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江西作家留下的作品。在现存40套的北宋大曲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两套,就是出自江西作家的手笔——曾布创作的以冯燕故事为主题的《双调•水调歌头》七遍;董颖创作的以西施故事为主题的整套大曲《道宫•薄眉》。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两宋重要的文学运动、文学群体和文学体派中,还是在各体文学的创作中,我们都能看到活跃的江西文学家的上乘表现。换言之,正因为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文坛上有如此突出的贡献,所以江西才能成为人们关注的地域之一,江西也由此成为两宋文学创作的重镇或热土。
  
  三
  
  正如一些论者所言,如果我们将江西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进行考量,便能发现,江西是文学起步较晚的省份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讲,江西文学的兴起当在晋室衣冠渡江之后,也就是在东晋时期,陶渊明的异峰突起,使江西真正步入了中国文学的殿堂。然而陶渊明之后,江西文学又经历了近300年的沉寂时期。而江西文学的真正崛起,则是在两宋时期,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应该属于江西文学的黄金时代。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将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和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种介绍所参照的文本依据是:谭正璧《中国文学家辞典》(简称《辞典》)、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简称《分布》)、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等主编的《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简称《大全》)。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辞典》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4人;南北朝录6人;隋代空白;唐代前期录1人;唐代后期录11人;五代录3人。《分布》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4人;南北朝录6人;隋代空白;唐代录11人;五代录3人。《大全》所录江西文学家基本情况是:西晋之前空白;东晋录1人;南北朝、隋代空白;唐代录40人;五代录16人。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在全国的排位情况。东晋:《辞典》、《分布》录江西文学家4人,与湖北并列第六;南北朝:《辞典》、《分布》录江西文学家6人,列第九名;《辞典》录唐代前期江西文学家1人,与广东、广西并列最后,第13名;《辞典》录唐代后期江西文学家11人,与湖北并列11名;《辞典》、《分布》录五代江西文学家3人,与四川、浙江并列第6名。由于《大全》所录仅为江西文学家,故无法与其他地域文学家相比较,也无法与《辞典》和《分布》相对应。
  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在江西的地域分布。东晋:《辞典》、《分布》录4人,今九江、南昌各占2人;《大全》录陶渊明1人,故东晋江西文学家仅有九江一地。南北朝:《辞典》、《分布》录6人,其中九江5人,南昌1人。唐代前期:《辞典》录1人,为今南康县人。唐代后期:《辞典》录11人,其中宜春5人、高安2人、南昌1人、鄱阳1人、广丰1人、贵溪1人。唐代:《分布》录11人,其中宜春5人、南昌、高安、鄱阳、广丰、贵溪、南康各1人;《大全》录40人,其具体分布为宜春13人、南昌8人、鄱阳3人、南康县3人、九江2人,临川2人、高安2人、进贤1人、萍乡1人、贵溪1人、永新1人、丰城1人、奉新1人、上饶1人。五代:《辞典》、《分布》均录3人,其中南昌、九江、宁各1人;《大全》录16人,其中南昌4人、吉安2人、赣州2人、丰城2人、宜春1人、九江1人、高安1人、永新1人、吉水1人、进贤1人。
  以上是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的基本情况,从数量上看,《辞典》共录25人,《分布》共录24人,《大全》共录57人。这些数字也表明,晋唐五代时期只是江西文学兴起和形成的时期。
  《辞典》、《分布》录宋辽金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其中北宋45人,南宋111人。通过对《辞典》、《分布》的统计,北宋、辽时期江西文学家录45人,在全国名列第二,河南60人,列第一,江苏、浙江各37人,并列第三。据有关资料记载,北宋、辽时期,在前20名的州府军中,江西有四个州军名列其中:抚州11人,列第5名;洪州、建昌军各8人,并列第9名;临江军6人,并列第16名。南宋以嘉定元年(1208)为准,其中拥有10人以上著名文学家的有19府州,在前19名中,江西有五个州府军名列其中:隆兴府19人,并列第6名;吉州、饶州各18人,并列第8名;抚州12人,并列第15名;建昌军11人,并列第17名。以今属省籍统计,前三名排序依次为:1.浙江167人;2.江西111人;3.福建78人。
  《大全》共录两宋江西文学家252人。这些文学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
  (一)以今设区市为统计单位,其排位顺序如表1。
  
  由表1可知,在江西省现有的11个设区市中,除萍乡外,其余10个设区市均有文学家出现。
  (二)以市县为统计单位,其排位顺序如表2。
  从表2的统计来看,《大全》所选入的252位文学家,主要分布在江西的46个县(市),占江西现有80个县(市)的一半以上。
  
  四
  
  
  如果将两宋江西文学家与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相比较,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几个变化:(一)两宋江西文学家人数远远超过晋唐五代。《辞典》共录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家25人(《分布》录24人),而《辞典》、《分布》分别录入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晋唐五代人数还不及两宋时期的零头;《大全》录入晋唐五代江西文学家57人,而其录入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学家共252人,晋唐五代人数也仅仅超过两宋人数零头5人,这与《辞典》和《分布》反映的情况基本接近。(二)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分布的区域更加广泛。两宋以前,江西文学家虽然分布在江西9个设区市(南昌、九江、抚州、上饶、宜春、吉安、赣州、萍乡、鹰潭),仅比两宋少一个,但是,其分布在江西的市县仅有17个县市,而两宋为46个县市,比晋唐五代多了29个市县。(三)除了上述两点外,两宋江西文学较之前代,还有一个“闪光点”,这就是家族特色,如晏殊、晏几道、晏敦复祖孙三代,王益、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文淑、王、王安石之女的临川三代七王,南丰的曾致尧、曾巩、曾布、魏玩、曾肇、曾纡、曾季翤、曾惇、曾繦、曾思、曾协等五代十曾一魏,金溪三陆,新余三孔,鄱阳四洪等等,形成了宋代江西文学的特殊群体。据统计,两宋江西文学家族共58家①,其中北宋有23家,南宋35家。北宋23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抚州市8家,吉安市2家,赣州市2家,上饶市3家,九江市4家,宜春市2家,新余市1家,南昌市1家。南宋35家在江西的分布情况是:吉安市12家,抚州市7家,宜春市5家,上饶市4家,九江市3家,新余市2家,赣州市1家,鹰潭市1家。两宋江西文学家族在各市县的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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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时期江西出现了如此多的文学家,这无疑是宋代江西文学呈现出繁荣景象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这一现象有人作了这样的评价:“宋时的江西,不仅是哲学家的摇篮,而且是文学家的大本营。”(《分布》)而且,还有不少学者面对宋论文联盟http://代文坛这种奇特的“江西文学现象”,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探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北民南迁,如晋室衣冠渡江、宋都南迁等,都为江西文学在两宋的崛起进行了文化储备,带来了发展机遇;交通便利,在江西境内,“郡邑无不通水”(李肇《国史补》),因而内河航运及造船业相当发达;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使得江西经济基础雄厚;人口众多,两宋时期,东南地区人口最多,以元丰三年(1080)人口统计为例,全国总户为14 852 684,东南地区占8 448,550户,为全国总数的57%,江南西路(现江西大部分地区)有1 365 533户,占东南地区的16%,仅次于两浙,居东南地区第二位;学校、书院林立,为人才培养和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江西籍文化人进入统治集团,两宋时期,江西有15位宰执,北宋6位,南宋10位。在这些宰辅中,有不少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如,晏殊、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江万里、文天祥等,这些人进入统治集团高层,为江西人才(自然包含文学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以上这些探索,无疑是对“江西文学现象”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的合理阐释。但是,我们如果将视角聚集在江西地域这一焦点上,我们同样能够有一些新的发现。
  首先,对于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家在本土的分布为何主要集中在赣北、赣西和赣东北,而到两宋时期却呈全面辐射状。有人以唐代为切入点,结合江西的地理位置,做了这样的解释:“从唐代的文学地理学方面来说,以长安为城市起点,以黄河、长江为流域起点,从西往东依次推进着文学发展,而赣北、赣西、赣东北正好处于这一文学浪潮之中,因而出现了文学作家群……但到了宋代,这一文学地理学浪潮进一步由华西走向华东,由赣北走向赣南,于是,在赣东临川,赣中吉安也出现了‘临川才子’及欧阳修等著名作家。”[1]这种文学地理学的分析确有别开生面的作用。
  其次,沿着文学地理学的思路,我们还能发现,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在江西的地域分布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鄱阳湖地域(以今天的概念,这个地域主要包括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抚州市、上饶市、鹰潭市以及宜春市的部分县市)都是文学家密集的区域,这种状况如果结合梅新林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学形态与]变》一书中关于长江流域文学轴线聚集下游的第二波、第三波运动之描述,也是相当吻合的,因为江西水域与长江水域只能通过鄱阳湖交接,所以,鄱阳湖地域接受第二波、第三波文学浪潮的影响自然更便捷、更直接,这个地域成为文学家的密集地,当在情理之中。
  第三,由于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江西文学家的密集地,因此它在当时的江西文学中也处于一种核心地位,而且,处于核心地位的鄱阳湖地域,还肩负起这样一个重任,即:将长江流域文学轴线的第二波、第三波影响,通过注入鄱阳湖的五大水系(赣江、饶河、信江、修河、抚河)东进南扩,把这种影响输入到江西的腹地。正是凭借黄河流域文学轴心向长江流域文学轴心转移这一股强劲“东风”,才使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的点点星火,到了两宋时期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第四,江西文学家的涌现,还与江西科举发达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顺治《江西通志》、民国时期《江西通志稿》等资料统计,宋代江西共有进士5 545人,其中34人文武科鼎甲,11人为状元。正是有了这种科举的辉煌,才使江西的人才能够走向全国,而这也为江西文学家的脱颖而出夯实了人才基础。
  第五,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高密度聚集区域,而这一特征又与这一地域政治人才高密度聚集特征相吻合。关于这一地域政治人物的分布状况,我们分列《江西宋代宰相一览表》、《江西宋文武鼎甲表》和《宋代江西进士表》三表表示(附文后)。
  根据这三个表统计——1.宰相:抚州市3人,上饶市3人,吉安市3人,并列全省第一;南昌市2人,九江市2人,并列全省第二;景德镇市1人,新余市1人,并列全省第三。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11人。2.文武科鼎甲共34人:上饶市10人,列全省第一;吉安市5人,列全省第二;抚州市4人,宜春市4人,并列全省第三;南昌市3人,景德镇市3人,并列全省第四;九江市2人,新余市2人,并列全省第五;赣州市1人,列全省第六。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22人。3.进士(不含宗室93人,共5 452人)②:抚州市1 282人,列全省第一;上饶市1 029人,列全省第二;吉安市1 025人,列全省第三;宜春市582人,列全省第四;九江市449人,列全省第五;景德镇市315人,列全省第六;南昌市247人,列全省第七;赣州市223人,列全省第八;鹰潭市148人,列全省第九;新余市105人,列全省第十;萍乡市47人,列全省第十一。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3 470人。根据这三个表的统计数字以及宋代江西文学家在全省的分布情况显示,鄱阳湖地域在宋代既是文学家密集之地,同时也是政治人才密集之地,从二者关系来看,正是因为在这个地域出现了如此众多的政治人才,所以才能够为这个地域文学家的崛起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在宋代,鄱阳湖地域堪称江西文化核心区域,是江西人文鼎盛,人才荟萃之地。
  
  
  
  
  注释:
  ①这个数字仅次于浙江,在全国排第二。而在两宋之前,江西文学家族仅有2家。
  ②“袁州栏”总计128人,其中包括未分县统计74人(北宋40人,南宋34人),这74人全部统计在今宜春市;分宜县3人,统计在今新余市;萍乡74人单列。“信州栏”总计383人,其中贵溪县148人,统计在今鹰潭市,另有未作分县统计2人(北宋进士1人,特奏名进士1人),统计在今上饶市。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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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夏汉宁 [标签: 江西 婚前财产 公证 文学 法律特征 一人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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