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人口史上，关于2800年前的宣王料民，学者虽提出过种种推测，却一直没有经得起推敲的说明。它不是旧制度的复兴，不是对逃人的缉捕，更不是解放奴隶。它透露出来的是西周的人口统计方法，由于人口数量在当时是国家的重要机密，通过间接的方法进行人口调查，在古代世界各国这是相当普遍的人口统计方法。
　　关键词：西周人口；周宣王料民；人口统计

　　　　　　　　　
　　《国语·周语》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弥于既蒸，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
　　这是一段关于西周人口统计方法的记载，然而自韦昭以来，历代注《国语》者皆未给出透彻的解释，致使20世纪以后撰写的通史、断代史、人口史关于西周的人口统计大多言词恍惚、不得要领。例如吕思勉先生的《先秦史》在叙述《周礼》的人口统计制度后说：此等政令，使皆能奉行，民又何待于料?则知宣王之时，政令已有阙而不举者矣。不特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则自献公以前，未有户籍也。
　　此话前一部分的意思是如果《周礼》所述人口统计确为西周制度，那么必定是到宣王时人口统计已久废不举，故宣王之料民乃振废起弊；后一部分又据《史记》根本否认西周有过人口统计的事实。wWw.11665.Com如果宣王料民是振废起弊，仲山父则没有理由出来反对，而作为一个国家从来不知自己统治着多少人民，更是荒唐到无以复加。许倬云《西周史》列举了三种推测，第一种推测认为当时西周人口的实际数字与官方统计已严重不符，所以宣王料民是核实人数，他说：仲山父的一番议论透露了若干消息，一方面他指出“古者”如何如何，说明不必经过户口调查。人口统计的资料，已在掌握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户口的数字已经少了，何必又大举调查以示弱。实则宣王为了丧师之后要作一次“国势调查”，若仲山父议论的古制仍未失去功能。宣王自然不必多此一举。大约实际人口与官府记录已有了差距，宣王始不得不料民。很可能仲山父也预见“料民”的后果是人口太少，或人口减少了，遂有何必示人以弱的议论。
　　但是许氏未敢必信自己的猜测，所以他受了铜器铭文的启发又提出一种补充性解释说：大克鼎的铭文列了一串赏给克氏的田地人民，其中有一项是“井人奔于”。白川静以为可释为原属邢氏而逋逃的臣仆。这段解释如果成立，则不仅有逋逃，而且缉获之后，逃户可降为赏赐的人口，至于料民之举是否也隐含缉捕逃户，则史料不足，未敢妄说。
　　倘如此说，宣王料民则由一种长期稳定的、传统的社会制度变成一次偶然的事件了，况且《左传》昭公七年楚人芋尹无宇引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则缉捕逃人是周人的祖宗之法，仲山父也没有理由提出反对。该书还列举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又有人以为宣王料民与另一件不籍千亩的事情都指宣王解放了奴隶，使他们变成了有户籍、纳地租的农奴，但史料原文实无丝毫可以引申为此种“政治改革”的证据。
　　最后这种解释引自大陆学者李亚农先生，那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产物，当时大家都喜欢把古书上一些不易理解的史料说成社会变革的佐证，至于如何理解，则见仁见智。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

《周礼》这本书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它编成于战国时代，却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仲山父的那段话。例如他讲到西周人口统计的古制时说：“司民协孤终”，《周礼·秋官》确有“司民”一官，他的职务是“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司民人口统计的范围覆盖了整个王畿，但他每年仅仅“登下死生”，即生者著之，死者削之就行了，因为根据历年人口簿书，他很容易就知道当前的人口数字了，“登下死生”就是“协孤终”。又如“司徒协旅”，《周礼·小司徒》说：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入其数，以施政教，行征令。
　　司徒是教官，他的行政必须有一套组织系统，这个系统于六乡叫做州、党、族、闾、比，于六遂叫做县、鄙、郧、里、邻，在西周寓兵于农制度下，每户出正卒一人，就形成军、师、旅、卒、两、伍的军队编制。这虽然只是制度，实际情形并不能与它完全一致，但司徒

却不难举出军之数推算现有的户口来。这就叫“司徒协旅”。仲山父的话里还提到“场协入”、“廪协出”，《周礼》也有“场人”和“廪人”二官。场人负责征收各家场圃上的收获以供宫室之用，场、圃在古代名虽有二，实则一物，当庄稼成长时节，这块地就用来栽种瓜果蔬菜，庄稼收获时便碾平了收打粮食。廪人掌管国家的仓储，这些粮食的用场主要有二：第一，那些未尝获得采邑的贵族官员，领取谷物以为俸禄，叫做“匪(分)颁”，基层政府编外的小吏领取的劳务费叫做“稍食”；第二，遭遇凶荒之年，国家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场人和廪人可以从财物的出入测算大致的人口数字。西周时还要通过一些典礼仪式活动间接评估人口数目，这就是仲山父谈到的耨籍和搜狩。据《国语·周语》、《礼记·月令》，每年立春之日国王要率领百官到籍田上亲耕王籍，“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这个活动主要有两方面意义：一是用国王的表率行为劝农勉力稼穑。二是培养国王勤政爱民精神。与此同时，根据参加助耕籍田的人数也可预见户口的损益。四时搜狩首先是一场生产活动，捕获的野物一为干豆(祭祀宗庙)、二为宾客(招待来宾)、三为充君之庖(供给君主日常膳食)，但是搜狩又是一项功能复杂的活动，练兵习武、发布政令、检阅人众都在这里进行，所以仲山父说“是皆习民数者焉”。周代之四民——士、农、工、商都是按职业而聚居的，《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士不族居，不足以给官”，《国语·齐语》管子对桓公日：“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易”。于是制国以为21乡，工商之乡6，士乡15。所以人口统计又是分别职业进行的，因而仲山父才有“牧协职‘工协革’”之说。这种人口统计的方法与15世纪西班牙人入侵秘鲁之前印卡王国的情况十分相似，印卡王国始终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来，他们用结绳方法统计人口。《印卡王室述评》说：他们(按：指十人长琼卡·卡马尤)除了行使保民官和检察官这两项职责外，还负责逐级向上报告每月出生的男女人数，这样年底即可把当年出生和死亡的人数，参加征战和阵亡的人数报告国王……印卡王以及他在各省的省督和在王国的副王就通过各级长官知道每个村庄有多少百姓，以便公正地分派赋役，让他们参加必须共同为各省建造的公共工程(如桥梁、道路、通衢、王室房舍及诸如此类的劳役)，同时也便于征派士兵和运输人员参加作战……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印卡王规定，每年都要掌握各省各村各种年龄百姓的数字，并掌握各省丰教情况，这是为了在歉收和减产实行救济时，摸清必须提供的口粮的数字并预先做好准备，也是为了摸清所需羊毛和棉花的数量，以便按时供给他们衣物。该书特别说明：人口是按年龄段、性别、已婚未婚、鳏寡孤独进行统计的。至于百姓，首先统计每个村庄的居民，然后是每个省的居民总数；第一根绳上统计六十岁以上的老翁，第二根上统计五十岁以上的成年男子，第三根上统计四十岁以上的男子，这样以每十岁为一组，直到哺乳的婴儿。统计女子时，也遵循同样的年龄顺序……在某些这样的线绳上，还有同一颜色但较细的线绳，犹如主干上的分支或特例。例如，在表示某个年龄段里已婚男子或妇女的线绳上，较细的线绳表示当年那个年龄段里鳏夫和寡妇的数目。这些数字都是每年统计一次，所以只能说明一年的情况。
　　古代国家为什么不采用直接的、公开的方法去进行人口的普查，而要采用隐晦曲折的、分门别类的方法去做人口的统计?那是因为人口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机密。在地广人稀的古代社会里，人口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第一要素，只要有了人就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财富来，国家因而就富强；反之，如果人口稀少，就意味着贫弱。天子之所以能够君天下、臣诸侯，最终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国大人多，所以《礼记·王制》篇天子号称“兆民”，诸侯号称“万民”。如果对人口进行分类的、间接的调查，那么每个部门就只能知道本部门、本单位的人口数量，只有天子和个别主管官员才掌握全国的人口状况。如果公开进行人口普查，将国家人户数量公之于天下，必然将引发大国诸侯的不臣之心，仲山父说“临政示少，诸侯避之”就是这个意思。在人地关系大体相同的古代社会里，把人口数量看成国家的重要机密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