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布雷之死，是中华民国史上一大疑案。关于他的死因，长期争论不休，主要说法有“和谈尸谏”、“臣为君死”、“油尽灯枯”三种。通过对陈布雷日记的研究，发现三者均不成立。第一，陈布雷对于共产党始终抱敌视态度，反感和谈，绝不会为此“尸谏”。第二，陈布雷绝不是丧失自我、既忠且奴的幕僚，对于为蒋撰稿深感痛苦和怨愤。第三，他患“政坛恐惧症”却又欲罢不能，症结在于经济状况极其困窘。他自杀的真实原因是“党国要人”面对“危局”，不能患难与共，反生离异之心，令他无限忧愤，抑郁症大爆发，遂决定“从一而终”。
　　[关键词]陈布雷；日记；忧郁症；死因
　　　
　　陈布雷在正式追随蒋介石之后，就和当时的许多高官一样开始撰写日记，几乎没有间断过，直至临终绝笔。他自杀后，原件完整地保存在家，“文革”中被抄走，幸亏未曾散失，现由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在中华民国史上，陈布雷是蒋介石最为信任、可以施加影响的极少数人物之一。但由于个性和工作的特殊性，他极少抛头露面，一直给人以神秘的印象，最后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夕，突然自杀身亡，更为自己和民国史增添了重重迷雾，引起了人们对其人其事的持续关注，而且众说纷纭。其中，关于他的死因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有三：一为“和谈尸谏”说；二为“臣为君死”说；三为“油尽灯枯”说。总之，三者都是出于对陈布雷晚年心态的分析，又都没有什么足以支撑其说法的确凿证据。而日记，正是作者内心奥秘的连续自白，所以也是破解这一疑案的最真实、最确凿的依据。笔者蒙陈过先生惠赐其父日记的全部复印件供本人研究，结果发现，上述三种说法均未切中要害，甚至相去颇远。wwW.11665.Com因此，本文拟以陈布雷日记为据，探讨其晚年心态，进而解开这个政治意味十分浓厚的人生之谜，为中华民国史提供一份可信的资料。
　　
　　一、“和谈尸谏”说
　　
　　“和谈尸谏”说，出自长期侍从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之口。他认为：“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休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但没有听从，而且事后对他表示不满和愤懑。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以示自己之忠蒋，免得蒋介石猜疑。当时有一家报纸认为，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陶永标从1929年起随侍陈布雷，陈死后又照顾其夫人王允默女士，直至她去世，关系不可谓不密切。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说法可靠，因为陈布雷在日记中明确表示对于和平谈判的反感。他曾感叹：“报载合众社离奇之报道甚多，甚感‘新闻自由’四字被滥用之可悲。如谓苏联特使非正式人员向我方提请调解剿共战事；如谓司徒(雷登)亦主张和谈；皆捕风捉影之说也。”他对“剿共”战事则表现出休戚与共的关注：“日内豫东战烈，鲁东亦激战中，大局安危所系，惟祝我将士之努力杀敌也。”(1948年7月4日)“阅各报，知兖州战争激烈，太原外围匪势亦猖獗，前方将士作战之艰苦，可钦可念。”(1948年7月14日)“辽西、鲁东及华中战事渐趋激烈，甚望国军能坚定勇劲，予奸匪叛徒以打击。”(1948年9月17日)综观陈布雷晚年日记，他从未有过“和谈”的念头。
　　陶永标接着又说：“十一月八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演讲，严厉痛斥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在也有这种看法的陈布雷听来，无异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像陈这样一个殚精竭虑追随蒋介石二十年、自尊心极强而旧式士大夫思想又很浓重的知识分子，对蒋介石这般公然的指斥，精神上打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认为，蒋介石的表态决定了陈布雷的最后命运。也许就在这一天，陈布雷才最后下了自杀的决心。”
　　但查陈布雷当天日记，则谓：“总裁亲临主席并致词，分析东北失陷后之局势并及经济改革等，勖勉同人务必作持久奋斗之决心，言词慷慨，约一小时始毕。接开中政会例会，报告及通过例案各一件。何、王两部长报告后，各委员对于我国对苏关系有热烈的检讨，主张均极激烈，独于右任先生以为今日应以军事为重，外交可从缓，商议余与兰友撰发新闻稿。至二时十分始归寓午餐，餐毕小睡，至四时许起。七时，圣芬携演讲词来，为斟酌修改。”由此可见，陶永标的看法纯属妄断臆测，无稽之谈。况且，陈布雷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还说：“傍晚觉体力心力不支，不能不作短期二三天之休息。”怎么可能在三天之前就“最后下了自杀的决心”?
　　近期以来，社会上颇有陈布雷“同情共产党”的说法，其实并非如此。他对共产党虽非深恶痛绝，大体上只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以割据势力视之。但他对共产党始终抱持敌视态度，则是确定无疑的，哪怕是亲生骨肉也不例外。
　　1947年9月26日，他的季女、地下党员陈琏(怜儿)在北平被捕，其兄陈过(皋儿)急忙写信向父亲求救，陈布雷在10月7日记载道：“接皋儿来函，对怜儿事观察隔膜，要求余速为设法。其实余正在调查实际情况，如其情节轻微，无须着急，否则，以余之立场，亦无法过问其事。”也就是说，倘若陈琏被查明真是共产党员，那只好忍痛割爱“大义灭亲”了(幸亏陈琏坚强机智，不曾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才免于一死)。还有他的五子陈遂(明儿)，1948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暑假回上海与父母团聚，闲谈中偶然提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共产党的深得民心，竟使陈布雷心痛至极，在日记中连着三天写道：“明儿发言激越，不讲理性，可见北方学风恶劣，真是魔窟也。余老矣，不复能拯救儿辈，明儿他日阅之，当知余心痛极矣。”(1948年7月29日)“昨夜睡眠充足，然心中郁结未解，神思不快，畏与宾客酬酢，乃至不欲与明儿交一语，至中午惆怅更甚。念天下之至痛，孰有过于父子见解相背驰者，况明儿幼时，为我所晨夕教导以成者乎?”(1948年7月30日)“今日对明儿仍不无怏怏，未肯假以词色。揆以父子不责善之义，殊不知何以自处，然时代如此，事势如此，余亦何能免于心里痛苦耶。”(1948年7月31日)“亲不亲，阶级分”，陈布雷的“党性”，真是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中。所以，像他这样冥顽不灵的“党国要人”，绝不会“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的。
　　
　　二、“臣为君死”说
　　
　　“臣为君死”说，见于《蒋介石的幕僚》一书。作者认为：“从陈随从蒋二十二年的历程看，他的人格心态及其外显行为是一贯的，忠君报国到以死报君就像一根线条，由细到粗，由浅到深，贯穿于陈的内心世界，极为符合他的心理过程。”因为“蒋以诸葛武侯之名相勖勉期许，实在是知之最深，淡泊为其立身之根本，宁静为其处世之中心；淡泊则所以能与世无争，宁静则所以能坚韧不拔，这深合陈布雷的为人原则……足以把陈推向为主拼死效劳的前沿”。
　　长期以来，这一观点也颇有市场。然而，陈布雷在1945年《新春杂记》中写得清清楚楚：“世人视我为愚人亦可，诋我为孤僻为骄傲亦可，甚至斥我为庸妄亦无不可，然切不可以清静宁谧誉我，盖 此正我之短处。问何以能宁静、能淡泊无竞?则请试观学校内、家庭内之弱儿，往往训谨无哗，故此仅为我幼年时代身体衰弱所养成之一种习性而已。如有人问我自视为何等人，我只有一语曰：‘草草劳人’。”(1945年1月1日)这一番话，不啻是对蒋介石赠言的极大反讽。
　　陈布雷对于自己的评价，岂但诸葛亮，连唐代贤相陆贽也不敢高攀。抗战期间，他曾问老同学裘由辛：“如果我一旦死了，你会怎样评论我呢?”裘的评语中有如下四句：缠绵故国之思，感怀知遇之报，虽才非葛侯，实情同陆相。陈布雷看后什么也没说，只把它装进了口袋。他在这篇《新春杂记》中声称：“我之入侍从室，十年以来，不敢言劳，不敢乞退，乃实践民国十七年对蒋公‘只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之宿诺。我自视只为一个秘书，只为供文字之役之一记室而已。”
　　《蒋介石的幕僚》一书还认为：“陈布雷已完全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健康的人格心态，是一副完全依附于蒋、既忠且奴的幕僚形象。”这一结论似乎更为武断，全然不合陈布雷的真实心态。试举1948年初关于香港九龙城事件的处理，陈布雷的日记中有如下三段记载：“阅报载九龙城英警凌辱我居民事件，竟将临时屋舍亦予铲平，引起冲突，并开枪毙人。香港警局如此愚顽，使人忆及‘五卅’当时之情形。”(1948年1月14日)“十一时主席约赴官邸谈话，面示对于切戒国民守法重纪，不可以外交事件作暴民行动，嘱拟文告，余略述意见，未蒙采纳。”(1948年1月17日)“七时十五分起，以冷水洗面后，即为委座起草告民众谈话，为九龙事件力劝同胞从远大处认识国家艰难，勿令奸人孱人，使爱国运动演为盲目的排外。此一文告，措词至难……细思此时元首以缄默为宜，否则既失体制，亦恐有碍外交，乃附笺详陈理由，连稿件一并送呈。”(1948年1月18日)陈布雷至少在这九龙城事件上并没有“失去了独立健康的人格心态”，对蒋也没有达到“愚”和“奴”的程度。有人曾问他：“你长期辅佐蒋公，究竟发生了什么作用?”他答道：我想我在总裁身边所发生的作用，与火车头上的刹车很相似，因为火车头如果冲得太快、太猛，便会发生危险!我随时调节速度，保持安全。假如此话属实，那么，一个敢于对蒋发挥“刹车”作用的人，绝不会是个“完全依附于蒋、既忠且奴的幕僚”。
　　陈布雷以蒋氏记室自居，但有一篇题为《陈布雷怕写文章》的短文指出：“他虽然文章写得极好，可是最怕写文章。蒋主席发表的一切谈话、演讲词等，有许多是由陈代为属稿。主席对他虽极好，可是他很不愿意常在他左右。战前有一次，陈在西子湖畔休养，突接主席电召，要他立刻至南京。他认为这一次去南京，又是一次苦役，必然又是绞脑汁。他回想自己身体的衰弱，每写文章一篇，总要失眠数夜，想到此处神经刺激过甚，竟双手捧了头向壁猛撞。他说，愿意毁坏了这颗灵敏的脑子，使它永远写不出文章，免得再受绞脑汁的痛苦。他的太太和亲属都急得要哭，竭力阻止他的失常行为，且加安慰。”陈布雷把这篇出处不明的短文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册上，可见他是深表认同的。在日记里，他确实常常流露出撰写过程中的痛苦、不满和怨愤。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欲消灭共产党，可是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和压力。1945年12月26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委座)提示元旦文告之要点，为一一记之于手册，殊觉其愤慨太深，不宜如此尽量宣泄也，即面陈所见，谓当退而斟酌之……将小册内所记者另行摘录而整理之，始觉此文极不易着手，涉想太深，乃至头痛不已。”28日续记道：“往官邸晋见委座，对广播词有多处指示修改……自十二时至一时，接委座电话三次……三时后动手修改广播词，新加补充之意见夹杂太多，组织异常费力，六时始勉强完成，真不成文字矣。”次日，“委座对文告细心核阅，多所改动，并有补充，余侍坐甚久，至十二时始改就，仍交余再为整理，而与原来之命意与文字组织颇有不同。乃急下山回寓整理，心烦时促，不及午餐，自一时卅分至三时卅分始勉强修改就绪”。不料，第二天“委座又屡以电话指示补充文告要点，多愤慨不能自抑之语，于事无补，徒生枝节，电话中竭力谏劝无效，只得姑且补入……自叹文人末路，毫无建白余地，与芷町通电话，颇有抑郁不平之感”。
　　1946年末，陈布雷又为蒋介石撰拟新年广播词。12月30日，初稿送审，“午餐后委座来电话，乃谓须加入两段意思。固知试官之意不尽与考生相同也……四时后，委座连续来三次手函，要补入不少的意思，前后达九、十页之多，头绪纷纭，且亦复杂，不易安排。晚餐后先将大体字句改正，再将中间四段重写，自九时三刻起到三时始得定稿”。翌日，陈说：“检昨夜写成之稿阅之，气机尚畅顺，而长达六千言以上。冗长拖沓，乃近十年被迫养成之恶习欤!”谁知午餐后，蒋介石又来电话，“竟将一稿析为两篇之用，命余补缀，此如何可能乎?”
　　陈布雷把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比为考生与试官，实为非常透彻而又明智的理解。尽管他殚精竭虑，为“党国”熬得油尽灯枯，可蒋介石并没有信任无间。最明显的事例便是陈琏被捕后，蒋明知她是陈布雷最心爱的女儿，也查不出她涉嫌共产党活动的证据，偏偏抓住不放，还要旁敲侧击。陈布雷11月19日记：“委座邀留午餐，餐毕，告余以琏儿之事。”拖延了三个月才放她出狱，然后又授意宋美龄出面笼络。陈布雷12月30日记：“五时卅分携琏儿往访蒋夫人，承其殷殷询问琏之身世学业，对余谈宗教哲学，七时归寓。”可怜二十年后，陈琏就因这一小时的谈话，被造反派迫害得跳楼自杀。

　　此外，陈布雷于1948年5月3日所记的一件小事，更能反映蒋介石无时无事不在猜忌。那天，陈布雷“为贺衷寒君代达意见。蒋公突问：与贺君接触乎?交情如何?”把陈布雷吓了一大跳，“答以平常相识而已”。
　　当然，陈对蒋的怨愤和蒋对陈的猜忌，未必能说明陈布雷不会“以死报君”。但是，仔细研究并对比他临死前的两封《上总裁书》则不难发现，所谓“感激轻生”，不过是预防蒋介石猜忌报复的饰语而已。在第一封信中，陈布雷明确指出，自杀是因为“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并为“书生无用，负国负公”而表示歉意。但第二封“介公再鉴”的语气、措词却截然不同了——“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变成了“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变成了“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书生无用，负国负公”变成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并且反复“为公陈之”：他的自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论文来源于 流星 毕业论文网
　　应当指出，陈布雷决定弃世时，头脑非常清醒，思虑也异常缜密，这从他分别致信，从容而又周到地安排后事可以想见。
因此，当他凭真实心态写下第一封信后，很快就想到了蒋介石猜疑成性，可能危及家人，于是不得不请“介公再鉴”，装出一副既忠且奴、以死报君的模样。否则，按常理推断，这两封信的前后矛盾是无法理解的。再退而言之，假如陈布雷确已陷入“愚奴”的泥坑，完全丧 失了独立人格，那就大可不必自杀，一切唯蒋之马首是瞻便万事大吉了。
　　
　　三、“油尽灯枯”说
　　
　　“油尽灯枯”，是陈布雷自己说的。他在最后一篇杂记中写道：“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1948年11月12日)诚然，陈布雷的身体素质弱到了极点，不过，这绝不是致命的因素。事实上，他早就有过因病而自弃之意。请看抗战胜利前后的日记摘录：“1945年7月29日：我心烦忧郁，终不可解。自六月中旬以来，自责自弃之意，不绝于心，此心有如虫啮，痛苦纷杂，终难有安遣之处。有时甚至神经错乱，发言亦每多错误；而思虑一事，又往往不能得迅速的解决。为此而再强任繁剧，其不成为狂曷者几希矣。”“1945年8月1日至7日并记：人性乐生，而余独索然无生人之趣，综其原因，皆由体弱、心弱、志弱而才具又太浅薄、责任心则太重之故也。但观此七日间不作日记(自二十三年以来日日无间断)，则余之疲劳烦苦与心绪错乱即可知也。”
　　陈布雷很清楚，“余病与职务相连，非休息所能济事”。其病可谓“政坛恐惧症”，却又欲罢不能。他在1946年3月7日的感想续记中称：“以余之个性，实只宜作乡里的散人。或借教读以自给，乃因少时不知自量，好为文字，议论时事，自受知蒋公，竟忘其愚陋，许效驰驱。然个性对于复杂纷纭的政治环境，实绝对不相适，勉强追随，竟使此身受精神上之折磨而日衰日惫至此，信乎择业宜慎也!今日之后，国家民族之处境日益艰危，而个人经济及家庭前途更不堪设想。进退都无是处，强忍亦已无能力，苟且偷生，又不能冥然无感，局天踏地，皆所自造，命也夫!”
　　这是一段切中肯綮、极其重要的自我剖析。在这里，陈布雷不仅暴露了因追随蒋氏而后悔莫及的真实心态，还道出了明知病根却不自疗救的现实原因。本来，他只要脱离政坛，一切病象皆可霍然而愈，但是，个人经济及家庭前途，却逼得他欲罢不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达官贵人都忙着“五子登科”，而这位清廉自守的书生，却多次发出如下感慨：“与家人筹划此后生计，不仅无片椽尺地足以在外栖旅，且以币值降落之故，亦略无余储足以坐食三个月。年力渐衰，乃感如此严重之经济压迫，洵乎愚忠直道，难以行于今日之世也”。(1945年10月14日)
　　显然，正是鉴于如此困窘的现实境遇，当陈琏劝他及时退休以养息身体时，他苦笑着答以“恐非其时耳”。此后，日记中仍有不少类似记载：“昨与允默谈话后，对私人经济之前途，家庭近事，诸儿事业学业，及沪寓房舍等问题，均感无妥善解决安排之道。瞻顾大局，又切焦忧，此心郁结，终无术排遣之也。”(1947年10月29日)这表明，正是陈布雷竭诚服务的蒋家王朝，使他陷入进退都无是处的困境：非从政则无以维持家计，既从政则必受精神上之折磨而日衰日惫以至油尽灯枯。
　　
　　四、抑郁而死
　　
　　这里的关键就是经济问题，但它显然还不至于把陈布雷推上绝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陈布雷自杀的呢?其实，答案就在他最后一篇《杂记》里面，只不过发表时，国民党为了掩盖真相，偷偷删去了两大段至关重要的文字。一段是开头部分：“‘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我之身体精神，今年乃一衰至此。许身于革命，许身于介公，将近二十年，虽亦勤劬，试问曾有一件积极自效之举否?一无贡献，一无交代，思之愧愤，不可终日。‘百无一用是书生’，即我之谓也。狂郁忧思，不能自制，此决无一词可以自解者!抛妻擞子，负国负家，极天下之至不仁，而我乃蹈之，我真忍人也。然我实不得已也。时事已进入非常时期，而自验身心，较之二十六年秋间，不知衰弱到多少倍，为此强忍下去，亦必有一日发忧郁狂而蹈此结局也。闻朋侪中竟有以‘你有没有准备’相互询者，如有人问我，我将答之日：我唯有一死而已。”上述文字，发表时全部被删去。另一段是在“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之后，内容如下：“太不相应了!思之思之，为此烦忧已二十天于兹。我今真成了‘忧郁狂’了!忧郁狂是足以大大发生变态的!我便为这种变态反常的心理现象而陷于不可救，岂非天乎?”此外，还有“(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一句中，应在“最大”之前加上“最后”两个字，即为“如何作最后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这样，才恢复了陈布雷绝笔的全貌。
　　显而易见，被删的文字已经揭开了这个政治意味十分浓厚的人生之谜。陈布雷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党国要人”面对“危局”，不能精诚团结、患难与共，反生离异之心，互询善后之策，令他无限忧愤，可又无能为力，只好为垂死的“党国”“从一而终”。而他的同事们，在羞愧之余，更怕影响士气、加速瓦解，乃故意抹去了这些文字，反冠以“感激轻生以死报国”的美名，企图鼓励士气。
　　被删的文字还表明，陈布雷自杀，是由于突发忧郁狂，“为这种变态反常的心理现象而陷于不可救”。查阅他1948年的全部日记，从无弃世之意。请看：“几日来精神颇感疲惫不支，客人散去时，只能偃息于沙发榻上，不复能长时期久坐也。今日余本欲赴沪，然恐京中人手稀少，因是中止。近日铁城、鼎昌等均赴锡、沪游览休息，哲生亦赴沪，立夫将出国。彼等能学太上之忘情，而余独不能，人嗤其愚，我自有其守也。”(5月29日)“四弟昔日劝我百事看得混沌一点。这话有一半道着我的病源，但我决不能残忍到‘独善其身’、遗世玩世的程度。此次来沪，只是调节一下紧张的神经，使我假满回京，更有活力，能随分尽力而已。二十四年入蒋公之幕后，早已准备将此身献诸国家，今如何可改变初衷乎?”(7月25日)“近日所接所闻，皆是一派悲观散漫之论调，昔人所谓未可共患难者，已显露其端倪，瞻望前途，实属不堪设想。余本为消极保守一型之人物，数月以来，鉴于内外艰难，以为终须有少数忠贞不贰之士，坚定信心，竭诚贡献，故他人规避、牢骚，余均处以恬定。”(8月7日)“天时突转晴暖，精神稍见振作，数日来悲苦烦懑之情绪，似见减退，原定引退乞休之念，终因责任所在，细思以后，不得不打消之。”(10月21日)由此可见，尽管陈布雷对时局忧心如焚，对自己身体毫无信心，但仍忠于职守，实在忍不下去了，也仅有乞休引退之意，未曾产生过变态反常的心理。
　　那么这“忧郁狂”何以会突发呢?陈布雷身边的人都怀疑是蒋介石刺激所致。副官陶永标已如前述。秘书蒋君章也说：“他决心绝命，是十一月十一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置。”但查陈布雷这天的日记，却证明蒋君章也是胡乱猜测。请看：“俯仰人世，自溯平生，临此国运严重时期，乃真觉‘百无一用’为对书生之确评也。牟宗山教授函余佛理，谓我辈不能不饮此时代之苦汁。余览其言，殊觉正气磅礴，然余已衰老至斯，此半月来痛自责验，乃知脑力不堪思考，知虑枯拙已竭。如此虚生蹉跎，既无执戈杀敌之能，又无清献策划之用，洵不知今后岁月将如何度过矣。十时开中政会临时会议，总裁亲临主持，讨论行政院提出之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及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各委员于聆悉翁院长及新财政之报告与说明之后，纷纷研究讨论，互抒所见，发言者络绎不已，然均就建立信用与不再于短期内变更上着眼，讨论至一时十分乃大体通过，始散会。二时回寓午餐，餐毕小睡至三时卅分起，阅各方面函件及条陈件，分别处理之。傍晚觉体力心力不支，不能不作短期二三天的休息。”　　陈布雷写日记的习惯，是早上起来记录昨天经过。也就是说，直到十二日早晨，他的心理还完全正常，根本没有自杀的念头。这天，据陶、蒋回忆，陈布雷未曾出门，来访的也只有一位陈方(芷町)，两人促膝倾谈达两个小时。他俩的关系，借用陈布雷遗书中言：“情如手足，人生知己”。因此，可以断定，“朋侪中竟有以‘你有没有准备’相互询者”的消息，正是陈方在这次倾谈中告诉他的，绝对可信。可怜陈布雷却在全心全意为“党国”服务，“竭己尽命，不敢少休，既捐弃嗜好，复摒绝游乐，虽日尽十余小时之工作，犹嫌力不从心”。没想到那些党国同志却已在各打小算盘，“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个消息对于陈布雷的刺激，真好比五雷轰顶，终于“突发忧郁狂”。
　　据现代医学研究，忧郁症的典型症状表现为：情绪低落、心境悲观、愉快感丧失、自我感觉差、对日常生活兴趣缺乏、常有自我责备、自我评价降低、持续性疲乏；睡眠差、没有食欲、记忆减退、不能集中注意力、工作能力下降；心烦意乱、浑身说不出的难受疼痛；对自己没有信心、悲观地想象自己的将来；反复出现想死念头，或有自杀行为。一个人只要在两周内持续出现上述的一半症状，就可确诊为抑郁症。而在陈布雷身上，这些症状无一不有，并且已长达数年，此时又受到致命性的刺激，怎能不发狂而自杀呢?!实在是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