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关键词]科举；试赋；才性之辨；朋党之争；谀颂
　　　
　　科举与试赋的绾连始于唐代的进士科。将赋列入考试项目，乃是唐高宗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高宗于次年下诏：“自今以后……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这里所谓的“杂文”虽然不能明确判定为赋体，但从开元初年的情形来看，试赋时有发生，如武后垂拱元年(685)有试《高松赋》的记载，此后玄宗开元元年(713)试《藉田赋》，开元二年(714)试《旗赋》，开元四年(716)试《丹甑赋》。至天宝、大历以后，才逐渐确定专用律诗一首、律赋一篇。《旧唐书·玄宗本记下》记载：“是年(天宝十三年)，上御勤政楼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试、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由此开启了唐、宋“诗赋派”与“经义派”的长期论争。
　　
　　一、科举试赋与才性之辨
　　
　　唐代中期以来的科举试赋，是对汉代以来赋体关乎才学、品性的延续，此时的古律之争和诗赋与经义之辨多是围绕着士子的才学与品性问题。wWW.11665.com
　　主张试律赋者为武皇及其后一些新科登仕的进士团体。论者多从“赋兼才学”、试赋能为统治阶层选拔有用之才的政治视角来凸显律赋的地位作用。在他们看来，不试赋则无以学，废赋即为失学。刘思立奏请进士科加试杂文(含有赋题)即是以改变文人士子“唯诵旧策，皆亡实才”的抡才之弊。宋代更是强调赋兼学识。叶梦德《石林燕语》卷八日：“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哲宗元祐闰二月尚书省言：“近岁以来，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为文者惟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才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遂熄。”其中尤以孙何《论诗赋取士》言辞最为激烈：“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材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浑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刘挚也强调试赋在试经义之上：“诗赋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历代史记，故重复者寡；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聚，裒括其数，豫为义说，左右逢之。才十余年，数膀之间，所在义题，往往相犯。然则文章之体、贡举之法，于此其弊极矣!”
　　而唐宋两代反对律赋取士者多以“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后汉书·蔡邕传》)、“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元史·选举一》)为政治出发点。从唐代前期史学家、经学家与古文家的反对词华，一直贯穿到宋代以来的“经义派”与“诗赋派”之争。而瞩目所在，也主要是关涉士人的德行品质与国家政治、文化的安危设计，由才艺而转向“以敦朴为先最，以雕文为后科，故人从礼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的宏观考量，是其出发点和理论归宿。刘蛲《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曰：“国家以礼部为孝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未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霞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重德性而轻才艺。此后刘秩的《选举论》、杨绾的《条奏选举疏》、沈既济的《词科论》等沿袭是说。这种看法同时得到早期古文家的赞同，如贾至《议杨绾条奏选举疏》云：“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以试赋为道德衰败的罪恶渊薮。而经义论者沿袭政论派、古文论者的观点，以赋为声律之学，雕虫小技，纤靡佻巧，不足以为国家择取超拔之士。欧阳修《归田录》云：“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以学殖深厚、器识阔大为尚，是宋初帝王、儒臣、文士对文学创作的共同要求。在这种重才识学问的风气下，渐成重经义、轻试赋的主导意向，开始了宋代科举诗赋与经义的地位之争。
　　经义派以王安石、司马光、朱熹等人为代表。在王安石领导的新一轮政治革新中，科举试赋被代之以经义策论，重才学的取士倾向被德行器识取代。“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批评当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的创作倾向。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旋即改议科制，“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司马光虽然在政治取向上与王安石不同，对王安石专以《三经新义》取士更是深表不满，但在进士试赋的问题上两人却同出一辙，都主张试经义而摒弃诗赋。他在《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中说：“欲乞今后省试除论、策外，更试《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论语》大义共十道，为一场，其策只问实务……御前除试论外，更试时务策一道，如此，则举人皆习经术，不尚浮华。”南宋朱熹撰《学举贡举私议》也是主张以德行为先，来代取诗、赋之甄才。他说：“盖尝思之，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日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延续的仍然是经义派程颢的“学校选士”与司马光的“德行为先”。
　　其实，辞赋取士和经义取士只是作为一种考试的手段和方式而已，才学与德性并不能够完全在诗赋和经义中完成。而唐宋两代学者和文人多不明是理，各执己见，并且随着后期党争的扩大化，逐渐形成科举试赋的朋党之争，由此也成为唐宋两代赋学批评中最为重要的时代特征。
　　
　　二、科举试赋与朋党之争
　　
　　对于科举试赋的党争内涵，诸家多无论及。笔者认为，唐宋科举试赋从开始的门阀之辨到两宋的剧烈党争，经历了以唐初开其端绪，中晚期形成交锋，两宋渐成气候并渐次白热化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北宋的科举经义、试赋之争更带有明显的党争色彩。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考》四言：“尊经书，抑史学，废诗赋，此崇(宁)、(大)观以后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论似正矣。然经之所以获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经》也；史与诗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鉴》、苏黄之酬唱也；群愉借正论 以成其奸，其意岂真以为六籍优于迁、固、李、杜也哉!”。即指出当时经史和文词派的消长衰变与党派的尊宠荣贵之间的互动关系。
　　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与朋党之争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科举试赋的消长变化，多是伴随着不同党派的执掌牛耳而递生更转的。揆诸史实，唐代曾有德宗建中三年(782)、文宗太和七年(833)两度诏举罢免试赋。而太和七年的罢举试赋即是因丞相李德裕请奏，杂文场免试诗赋而改试论议的结果。但次年即随着李德裕的罢相而被废止。宋代进士考试大体经历了神宗前以诗赋为主，神宗熙宁年间采纳王安石的建议罢诗赋、试经义策论，哲宗元祐间废新法，分经义、诗赋两科，绍圣年间罢诗赋四个阶段；后南宋高宗时期经义、诗赋二科又曾数度分合，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从礼部侍郎金安节之议，复立经义、诗赋为两科，成为定制。也是伴随着庆历党争、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绍述党禁、庆元党禁的历史变化而迭更兴替的。旧党和新党交替执政，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冲突与论争，更是政见之争，具有明显的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时代特点。一个政党的崛起，往往意味着对另一个政党的完全颠覆，包括思想、学术以及科举取士制度。
　　其次，唐宋科举试赋的废止并不是完全出于才性之争，特别是两宋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朋党政治。先是政见的不同，然后引申出文学的不同观照，而当他们执掌政坛之牛耳时，文学政策也是出于党同伐异的心理，表现出对政敌考试制度的一种彻底推翻。
　　如果说唐及宋初，甚至直到王安石的科举改制，还多少是出于选拔超卓之才的儒者心态、治理国家的政治需要(当然，其中也多少含有一些党争意气之嫌)，而此后的试赋兴替则完全表现出意气之嫌，远远超出科举制度本身。兹以唐宋两代为例，列举数端如下：
　　唐代科举试赋缘于士族和庶族的权力争斗。科举出身的官僚竭力排斥和反对旧世族，如进士出身的常衮，“尤排扩非辞科登第者”。而旧世族则以门第风教经术自高，反对进士科。士族杨绾擅长经学并指责进士：“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誌为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已，喧腾于当代。”这样，科举出身的新官僚与依恃门第的旧世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互相攻讦、排挤、倾轧、毁谤。直至宪宗元和三年(808)的牛李党争，更是以科举发难。司马光言李德裕热衷朋党并极力否定科举，是缘于父亲李吉甫当年的夙愿。实不尽然，而是出于朋党之争的文人习气以及庶族与土族的权力争斗。李德裕以门荫得官，少年时即极力反对试赋，“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唐宪宗元和三年，牛僧儒、李宗闵等人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由于“指斥时政得失，言甚硬直，无所回避”，李吉甫诉于宪宗，主考官全部罢免，牛僧儒、李宗闵仕途受阻。后长庆元年(821)科试，知贡举钱徽和李宗闵被贬。由此李宗闵、李德裕势同水火。科举试赋的兴替也就在两党的交替执政中或废或立，具有明显的党争色彩。大和七年，牛僧儒、李宗闵先后罢相，李德裕入主朝政，他立刻奏请文宗，依代宗时杨绾之议停进士科诗赋，改试论议。后李德裕罢相，牛党李宗闵再次入朝执政，而李德裕关于科举之所为尽相废除，他说动文宗在诏令中说：“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中间或暂更改，旋即依旧，盖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进士科依前朝照试诗赋。此后两党交相纷难，矛盾的焦点即集中在进士科的举行与废止方面。
　　当然，唐代牛李党争中的试赋之争较多的还是出于政治、制度层面，并没有牵涉更多的人身攻击和个人行为，以至会昌元年(841)武宗决定处决杨嗣复等人时，欲置牛、李于死地的李德裕却跪求武帝，终于赦免了他们。而宋代的党争却逐渐染上个人意气之嫌，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轧性，如北宋熙丰年问的科举改制。葛立方《韵语阳秋》曾云：“荆公以诗赋决科，而深不乐诗赋……熙宁四年，既预政，遂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盖平日之志也……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作诗。”王安石由不乐诗赋转向罢诗赋，其后严禁诗赋而写入法令，违者施以刑杖，已经伴随着新旧党争的意气之争了，尤其是王学与蜀学、洛学的斗争。对于熙宁初至绍圣初诗赋由罢而复至再罢的过程，周必大在《苏魏公文集序》中说：
　　至和、嘉祜中，文章尔雅，议论正平，本朝极盛时也。一变而至熙宁、元丰，以经术相高，以才望相尚，回视前日，不无醇疵之辨焉。再变而至元祐，虽辟专门之学，开众正之路，然议论不齐，由兹而起。又一变而为绍圣、元符，则势有所激矣。盖五六十年间，士风学术，无虑四变，得于此必失于彼，用于前必黜于后。一时豪杰之士有不能免，况余人乎?
　　诗赋的罢立完全是势有所激，是党争中“用于前必黜于后”的报复心态所致。元祐更化禁王公新学，崇宁年间禁元祐学术，莫不是如此。“熙丰”、“元祐”作为两个时代和年号，由诗学话语而进入党争与政治，完全是拜那个“议论争煌煌”的时代及士子风气所赐，是意识形态在科举领域和文学创作领域的表现形式。
　　徽宗崇宁元年(1102)开始，章悖、蔡卞为首的新党开始严禁元祐学术。其所禁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学，以史学为重点；二是以程颐为首的洛学，以道学为中心；三是以苏轼为首的蜀学，以文学为中心。尤其是以苏轼为主的蜀学，屡禁不止，最为新党所忌。李纲《梁溪集·跋东坡小草》云：“方绍圣、元符间，摈斥元祐学术，以坡为魁恶之首，必欲置死地而后已。”表现出浓厚的意气之争。政和元年(1111)十一月，新党薛昂上疏所言，明显表现出严禁诗赋取士的政治用意。疏云：“元祐中，曲学陋儒自售其私，请以诗赋取士，乃争为篇章，更相酬唱，欲鼓天下之众而从之……陛下兴学养士，增光前烈，亲洒宸翰，训迪多方，元韦占学术政事悉禁毋习。然缙绅之徒，庠序之间，尚以诗赋私相传习。或辄投进，仰渎圣听。盖义理之学高明而难通，声偶之文美丽而易入。喜易而恶难者，世俗之常情也。倘非重行禁约，为之矫拂，恐复流而为元祐之学矣。诏榜朝堂，委御史弹劾。”
　　作为王安石的得意门生，薛昂却不善诗赋。但他上书所言禁元祐诗赋，却并非完全出于自我因素，而是新党的集体意志。在新党看来，诗赋已经成为政治上新旧党争的一个聚焦点。禁诗赋的目的已经不是唐代、宋初以来的重才性、品德，选取超拔之士的策略选择，而成为政治斗争、意识形态的工具了。故政和二年(1112)，御史李彦章承风上奏，以诗赋为元韦占学术，明令禁止。《容斋四笔》“陈简斋葆真诗”条记曰：“自崇宁以来，时相(蔡京)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何清源(执中)至于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经学，痛沮诗赋耳，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政和后稍复为之。”

　　由此可见，元祐诗学、元祐学术从诗学领域向意识形态的转化，是宋代文入党争的必然趋向。“汉家故事”以诗赋取士的风雅韵举至此已形同废绝。诚然，科举罢诗赋使士子关注现实，未免是一件坏事，但诗赋的由罢至禁，却标志着科举改制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之完全趋向了科举选拔超卓之士意图的反面。南宋以来的“最爱元祐”与“绍兴更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高登策问 案”，便是秦桧集团罗织赵鼎罪名而制造的一起文字狱。绍兴十四年(1144)，高登“校文潮阳，出《则将焉用彼相赋》，《直言不闻深可畏论》，策问水灾。桧闻之大怒，谓其阴附赵鼎，削籍流容州，死焉。”在秦、赵相党之争中，高登本与赵毫无私交，也无书信往来，只是因为两首诗赋，语稍含雅正讽刺之意而成为政权之争中的牺牲品，试赋发展到如此境地，却也是始料不及的。在政治的利益之争、朋党的意气相斗中，诗赋消长沉浮，成为唐至两宋科举一条明显的发展线索，从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史料价值。
　　
　　三、朋党之争与辞赋创作品格的生成
　　
　　唐代中后期以至两宋的党争不仅仅是政见之争，更是道德伦理上的“君子”、“小人”之辨，是文学观念与学术思想上的“党同伐异”。这种“议论争煌煌”的局面对于士子心态，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辞赋创作，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赋由于与生俱来的“政治属性”，表现于科举选拔人才的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党争加剧的政治语境中，其创作品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党争影响于辞赋创作的进路，首先表现在党争中不同创作个体主观心态的生成方面。文人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融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学术主体三而合一的主体角色，以君子自任的理想体认，以“君子”、“小人”之争的儒学论议，使得两宋的党争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前中期的秉持政治革新、振衰救弊的良苦用心，发展到意气争斗的竞相残杀，士子也从“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慷慨激昂，到以词科求荣升的“谀颂阿扬”、“以气动而遽求静”的明哲保身的历史演进。关于此点，沈松勤先生在其《北宋党争与文学》、《南宋文人与党争》中论述颇详，读者可自行参看，此不再赘言。
　　文人士子心态的变化，自然会影响于文学创作，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前后不同的体态面貌。具体到对辞赋作品的影响，由于和科举考试的关联，更是至为深远。关于这个方面，学者偶有论及，如刘培的《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在追溯了北宋后期的文化政策后，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辞赋创作受到党争影响而形成的不同于一般时代辞赋作品的文体特征。即：辞赋创作中对议政变得小心谨慎，济世热情转向深沉；畏祸心理在辞赋创作中的显著表现；北宋后期辞赋逐渐表现出深沉的悲凉之气。颇为全面准确。此外，祝尚书、曾枣庄、许结、刘海峰、宁慧如、林岩等先生也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但论述的重点多是经义与诗赋之争的内容及过程，对士子心态和党争或者没有涉及，或者点到为止，没有深入展开。而笔者认为，党争对辞赋的影响除了以上所述及而外，较为鲜明的一个特征即是谀谄的品格生成，这在崇宁以来的辞赋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我们并不能说这是崇宁以来辞赋创作的全部，两宋之际和南宋的辞赋作品仍然有楚骚情结的回归和骚情屑些的感时忧愤，有自我超越的心灵内省，有骚情的反思之作和洞明义理的情境创制，但作为南宋相党之争的产物，谀颂赋的创作也是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从赋学与科制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而言，如果说汉大赋(包括晋、唐仿汉大赋)的“润色鸿业，铺采摘文”还多少带有文人的自豪心态和真诚情感，那么处于朋党之争下的宋代文人(此主要指崇宁以来恶性党争下的文人)的辞赋创作更多具有的是一种奴性色彩，表现为对体制的屈从和纵横议论心态的压抑。此仅就谀颂品格的生成而言之。
　　其一是“科场尚谀佞，试题问中兴歌颂”。自秦桧当国，“崇宁党禁”以来，对士子的党锢及文人忧馋畏讥的心态使谀颂诗文的创作成为一种风气。当然如上文所述，自汉代开始，“献赋”和“试赋”即是士子仕进的两条捷径。然而在南宋的相党统治中，基本上是“缙绅大夫在有位者”，至于尚未人仕途的举子，要想进入统治阶层的核心，除了献举诗赋，定期的科举考试则给他们提供了机会。然而处在朋党倾轧下，士子的畏祸心理和当权者的受赞心态却也为举子应试规定了赋颂的题材和主旨——谀颂。这是区别于其他时代赋作的鲜明特征。
　　其实从科举试赋的进程看，赋多以经世的姿态和致用的精神，而倾向于以经命题。清人阮亨《律赋经畲集·凡例》云：“应制之赋以经命题，昉自有唐如裴晋公《岁寒知松柏后凋赋》、韩文公《明水赋》、李供奉《明堂赋》、元仆射《镇圭赋》、白尚书《性习相远近赋》”等，并于序中强调“熔铸经典之范……洵为作赋之‘本原’”。北宋承袭唐制，以“诗赋取士”，然初期杂用诸子，以广博学识。尽用经史题之制溯源于宋仁宗景祐年间。许结先生援引刘伯骥《宋代政教史》据《宋会要辑稿》整理的自太宗开宝六年(973)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35次进士科殿试试题，依此可以看出景祐以前出题面较广，除经史题外，有《有物混成赋》(咸平五年殿试题)、《卮言日出赋》(淳化三年殿试题)等出于老庄，《桥梁渡长江赋》(开宝八年殿试题)、《不阵而成功赋》(太平兴国三年殿试赋)等出于时政的考题。而对景祐以后考赋专出经史题，叶梦德《石林燕语》曰：
　　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景祜中，稍厌其烦渎，始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
　　变“上请”为“模印”，“赋题不皆有所出”而为“经史所出”，既是制度的变更，又是时代思想、文化思潮的转移。论者以其时理性之学的兴起为解释，颇多中的之言。然崇宁以来，经史的致用精神随着党争的加剧和意气之争逐渐消解，创作倾向和命题立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表现为谀颂题目的制作与谄媚风气的形成，如上所言“科场善谀佞，试题问中兴歌颂”。可惜这一时代的试赋题目现在留存不多，文人对其有所忌讳，别集中的试体赋(律赋)也极为罕见。正如李调元《赋话》卷五所云：“靖康、建炎之际，(律赋)则李忠定一人而已。南迁江表，不改旧章，赋中佳句，尚有一、二联散见别籍者，而试帖皆湮没无闻矣。”以至于我们只能从当时的史料杂记中略窥端倪。《宋历科状元录》卷五记绍兴七年“令诸路转运司取经义、词赋两等”后附录云：“是岁以士子多分为两场，其赋题前日‘中兴日月可冀’，后日‘和戎国之福’。”卷五虽带有求神问道的神秘色彩(方翥致紫姑神而问，求得“中和”之语)，但也表现出此时帝王和权相自鸣得意的好谀心态。同卷引《朝野遗纪》言秦桧为其孙博取功名试赋题云：“中舍程敦厚，秦桧善之。一日呼至府第……一室萧然，独案有紫绫褾一册，书‘圣人以日星为纪赋’，末后有学生类贡进士秦暄呈……后数日差知贡举……即以命题……”其他如《宋会要辑稿》、《夷坚志》等多有记载，无非盛赞中兴，雍容揄扬之题，不再赘述。
　　其二是“文丐”心态与颂扬士风。如果说科考试赋是应制的必然，是应试者按照统治者心意的图绘摹写，还不能完全反映辞赋创作中的谀颂之习的话，那么出于南宋以来相党统治下的大规模歌功颂德的“文丐奔竞”的经常性行为，则可以见证出赋作谀颂的日常品性和士子的文化心态。
　　“文丐奔竞”是王曾瑜先生在《宋高宗》一书中专设的一节，意指南宋以来高压统治下文人屈膝媚颜的奴性心态。王先生从高压政治和个人名节的角度指出：“高宗和秦桧以严刑和峻罚摧残正 论，又以赏官和赠禄招徕文丐，成为绍兴黑暗政治相辅相成的两大特色。值得注意者，是某些尚有血性的士大夫，也迫于权势和其他原因，而参加到皇帝和宰相歌功颂德的行列。在令人窒息的高压政治下，要维护古代儒家十分强调的名节，确是难乎其难。他们既然留下了违心之笔，也不免成为他们个人历史上的污点。”沈松勤先生对此作了补充，认为“与上述大批士人参与告讦活动一样，不仅仅是个人名节的问题，而是既为高压政治下的畏祸心态心理所驱使，更是中国传统文化性格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自然流露”。“可以说，‘绍兴和议’期间的‘文丐’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文体，在文坛营造了一个占主流地位的、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制作了汗牛充栋的谄诗谀文。”
　　这种一切可以运用的文体即包括赋体，赋“体国经野，润色鸿业”的属性在这场歌功颂德的运动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绍兴十七年(1147)癸卯，婺州进士施谔进《中兴颂》和《行都赋》各一首、《绍兴雅》十篇，而“诏永免文解”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归州文学高衮，献《二都赋》，诏与教官差遣。”《玉海》记载仿此：“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王铁上《亲飨太庙赋》，除直徽猷阁。十五年十一月癸亥，高衮献《二都赋》，与教官。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施谔进《中兴颂》一篇，《绍兴雅》十篇，《行都赋》一首免解。”其他如康与之、周紫芝、张嵲、王柏、刘克庄、张元干等也曾写诗献赋，至如敦厚直、刘一止、钱周才、王之望、沈中立之流更是由献诗赋而得以升官进秩。施谔的《行都赋》，高衮的《二都赋》现无从得见(《全宋文》无此二人)，而南宋文人的别集中也多不收入，仅在个别文人别集中有载。如周紫芝的《新城赋》序言：“建炎元年五月朔，今天子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即宝位于南都……雉堞楼橹，耸然环峙；长河深堑，萦带乎四维。民始有赖以安焉。某实此邦之士，均被惠泽，以保厥攸居。不能自默，乃为之赋以献。”。正文曰：“纂嗣圣之丕图兮，倏虎啸而龙飞。登故老于海滨兮，勤恳恻于畴咨。眷大江之横骛兮，纪南国而东维。瞻霓旌而望幸兮，阻石头之崟城。”虽语多雅正，谀颂之语也时时可见。又张嵲《寿赋(并序)》言：“窃以某官以仲冬初五日降诞。仲冬者，一阳复之时也；五者，大中之位也。至阳所以伏群阴，彼夷狄者，中国之阴也；大中所以距颇邪，颇邪者，小人之谓也。天将以公攘夷狄而退群小人，其兆既存矣。”如此铺演官员生日，却是前所未闻。正文也是谀赞颂扬：“岁强圉赤奋若兮，仲冬皇极，实生伟人兮，以佐王国。禀正阳之贞性兮，资大中之妙质。宜博蹇而修娉兮，好是正直。挺濯濯之瑰姿兮，角犀丰盈。伟视瞻之英发兮，进退齐平。事纷至而毕应兮，刃新发硎。衷豁达而不忌兮，一毫莫撄。抗逸气而无前兮，云梦可吞……”这种大规模的献赋活动从其时或其后的系年要录、文人笔记、文献通考类著作中均可见一斑。汪彦章《上丞相小简》曰：“某近者窃观邸吏，报宣德楼成，宠赉辅臣，恩数绝异，辉映今古，虽周公营洛不过是也。某不揆，辄撰《宣德楼赋》，铺张一时之盛，拟缮写投进，又以左隔远方，不经目睹，恐述作未尽，倘因牵叙，许过都一至其下，毕区区之志，死不恨矣，伏乞钧慈特赐矜察。”借宣德楼为丞相歌功颂德，以之比拟于周公营洛，又担心缮写投进，丞相不能亲自寓目，阿谀之态，入木三分。又陈子高《建康行宫大殿上梁文》：“迨此暇时，张千门而立万户，可无舆颂，摹《二京》而赋《三都》，蹈德咏仁，式歌且舞。”由此可见这种赋颂行为并不是个别文人所为，诚可谓一代风气。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诏皇太后回銮，士人曾经奉迎起居及献赋颂等文理可采者，令后省看详，申省取旨，时献赋颂者千余人，而文理可采者仅四百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又曰：“壬午赐进士杨伟及第，贾昌朝同出身。大礼之初，贡举人献赋颂者甚众，诏近臣详考，惟伟及昌朝可采，故召试学士院而命之。伟，建阳人，昌朝，获鹿人，琏孙也。”故当时有识之士咸以为耻：“以为近岁因上书直言而得官者，乃与宣和以前投赋献颂之人例皆审量，故忠正之士咸以为耻，未敢尽言。”
　　其实这种赋写颂赞的风气汉代就已经存在，尤其是东汉初年表现得十分明显。中经唐宋，从而一直影响到清代的科举试赋，其时赋颂互渗的倾向随着乾嘉盛世的高压政治而逐渐达到封建时代的最后高峰。当然就东汉、唐代和宋初以至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与朋党的关系而言，其时的文人还多从试赋的体制上着眼，关注的是才性与品德之争，党派意气之嫌还主要建立在不同的政见之争层面上，在辞赋领域的表现并没有如此明显。而崇宁以来，随着学术的禁令，人身倾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熙丰一元祐”之争由诗学而政治即是此一倾向的具体表征。这种倾向迅速影响士子心态，形成高压统治下的“文丐心理”和畏祸态势下的“以理遣情”，韵致高蹈，辞赋创作呈现出谀颂与怡情的双重趋向，也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科举试赋在唐宋两代的历史语境中，逐渐由才性之辨而转向朋党之争。辞赋的创作也由唐代的才气包举、大气淋漓，北宋的以才为学、谠言论议转向崇宁以来的谀阿颂扬(就主导倾向而言)。这是辞赋与制度结合的必然结果，也是赋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考量其中的源流、进程和嬗变，对于思想史、文化史尤其是赋史和赋学史，应该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