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好兵》（1915）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福特•马多克思•福特(1873-1939)的代表作。从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论述文学的社会功能时提出的“颠覆”和“抑制”两个概念出发，揭示贯穿小说的“颠覆”和“抑制”两种力量的矛盾张力结构，剖析了工业化语境下人们的精神迷惘和道德两难。反映小说从“逸闻琐事”中再现了历史真实，从“小历史”中反映了“大历史”，体现了作者对资本主义道德伦理抑制人性的丑恶本质的揭露和批判。
　　关键词：《好兵》；福特；新历史主义；道德伦理
　　
　　福特•马多克思•福特（ford madox ford,1873-1939）是一位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他与康拉德一道对小说改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好兵》是他的代表作, 评论家约翰•a•麦克沙恩认为：“《好兵》是高度艺术性的创造，是20世纪文学成就之精品，必需列入所有问世的伟大小说之列。”［1］（51-55）福特也因此“终于以英国当代为数不多的重要作家之一的身份出现，与康拉德、劳伦斯和乔伊斯这些得到普遍承认的作家站在了一起。”［2］（8）然而，我国学者对该小说研究不够，已有的少量研究集中于论述小说的叙述技巧，对主题思想很少提及。笔者认为，《好兵》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决不能囿于小说技巧。本文从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论述文学的社会功能时提出的“颠覆”和“抑制”两个概念出发，揭示贯穿小说的“颠覆”和“抑制”两种力量的矛盾张力结构，剖析了工业化语境下人们的精神迷惘和道德两难。WWW.11665.Com反映小说从“逸闻琐事”中再现了历史真实，从“小历史”中反映了“大历史”，体现了作者对资本主义道德伦理抑制人性的丑恶本质的揭露和批判。
　　
　　一
　　
　　爱德华•阿什伯纳姆是福特在小说《好兵》中塑造的一个封建绅士的形象。绅士在英国历史上最初就是地主贵族。根据钱乘旦主编的《英国——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一书介绍，贵族绅士的特点就是富有骑士精神，即对社会的责任心和对心仪女人的崇拜以及尚武精神。［3］（391-5）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工业精神渗透人心的帝国主义阶段时，他的这些道德价值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道德伦理发生了“颠覆”与“抑制”的矛盾斗争。“‘颠覆’(subversion)和‘抑制’(containment)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文学‘协和’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协和’就是在‘颠覆’和‘抑制’两种社会功能的动态关系中得以突现。”［4］（77-80）“在格林布拉特看来，处在社会能量的协和运作而交织起来的巨大社会文化网络的文学艺术，不可避免地要受这种社会现象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颠覆’和‘抑制’功能。简而言之，‘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抑制’则是对颠覆性力量的反叛。二者形成一个悖论，而文学就是在这看似相悖的情况下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融入社会能量的浩大流程之中。”［5］（151）
　　首先，爱德华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救济穷人，减免地租，收养儿童，参加慈善活动。可是，他的这些道德之举遭到各种社会力量的“抑制”。爱德华的妻子利奥诺拉是一个满脑子资本主义工业精神的功利主义者，她在工业化进程中变得更加实际而淡薄人情，她以庄园的收支失衡为由控制爱德华的经济大权从而“抑制”他的道德情感追求。她的父母也竭力“抑制”爱德华的救济行为，邻近的乡绅太太也以募捐开支太大抱怨爱德华。给爱德华打击最大的一次是他在三等火车上出于同情而亲吻一个被男友抛弃的女仆，结果女仆不但不领情，反而报了警，因为“在她的一生中，她母亲、她的姐妹、学校老师以及她所在的那个阶层的传统都告诫她要提防绅士”。［6］（361）贵族绅士昔日的慷慨大度、尊重女性的形象淹没在工业精神利欲熏心的洪流之中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被人们称赞为“公正基金项目：湘潭大学研究生政治理论课教改项目《新时期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责任》
　　的法官、一流的士兵、最好的地主”［6］（27）的爱德华因此事被当地法院判处五先令的罚金而无罪释放。爱德华的道德理想与时代“格格不入”而失落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爱德华还是一个追求骑士淑女浪漫激情的绅士。在家庭生活中，他得不到妻子的道德支持，更无激情可言。于是，他把这种道德价值上的压抑和激情的缺失转向婚外的激情追求。但他在每一次与女人的鬼混以后都天真地认为，这些女人为他献了贞操，他要对她们负责。他也常常为自己背叛了妻子而痛苦和焦虑。殊不知，他的骑士王国里的“淑女”们都变成了张口金钱、闭口田庄的势利荡妇了。他却死死抱着过时的骑士道德观念而成为那些女人们的笑料，扮演着这些道德悲剧里可笑又可怜的主角。爱德华在一次次情感与道德的挫折中焦灼彷徨
　　南希是爱德华夫妇收留的养女。她是一个因父母离异而遭受家庭不幸的女孩。她把自己的失落感寄托在对爱德华柏拉图式的爱恋中。她把爱德华当作罗英林格、纪德等中世纪骑士英雄崇拜。爱德华对南希的爱也是唯一真心的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南希崇拜他的道德理想。但是他们的爱情再次遭到了无情的压制。利奥诺拉把爱德华与许多女人通奸的事告诉了南希，这使南希和爱德华都处在一种难以取舍的两难境地。当两个同样遭受家庭和社会“抑制”有激情的人执著地投入爱情时，他们却深受天主教规的桎梏和陈规陋习的钳制，他们在道德与激情都受到无力反抗的“抑制”中，他们在这无所适从的道德迷惘中心力憔悴或自杀或发疯。
　　
　　二
　　
　　“抑制”和“颠覆”是矛盾的两极。工业革命把资本家推上历史舞台。以资本家为主的新贵族继承了英国人的理性思想传统，就是既相信科学实证论，也保留了宗教的地位，他们的精神活动中存在两个价值参照系：“当人们判断客观世界、处理实际问题时，用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当人们蜷缩进纯粹的精神生活时，他完全可以用宗教的观点来理解一切——只要他愿意信奉宗教的话”［3］（361）象征资本主义道德伦理标准的宗教成为了标榜他们身份的一个符号。这在南希看到她认为一向对妻子恩爱有加的布兰德先生居然刊登了与其太太的离婚广告以后与利奥诺拉的对话中可以得到证明。
　　南希说：“我真不敢相信，难道婚姻不是庄严的许诺吗？一旦结了婚，就不能再分离，无论生死，你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南希边说边哭。
　　利奥诺拉说：“你说的是教会的法律，不是现实社会的法律。”［6］（211）
　　这种金钱道德伦理误导了人们的价值追求。小说开头讲述贵族绅士爱德华与妻子利奥诺拉在德国的瑙海姆疗养时结识了来自美国的富翁道尔和他的妻子弗洛伦斯。他们因兴趣相投而组成一个吃、喝、玩、乐的“固若金汤的堡垒”。他们不用语言或者眼神的暗示就知道坐什么地方，吃什么菜、跳什么舞等，好一幅“心有灵犀”的繁茂景象。然而，疯狂的消费掩盖不掉他们内心的空虚，表面的井然有序隐藏不住他们道德的迷惘。这些表面温文尔雅的“体面人物们”以“心脏病”为幌子开始了寻求刺激的激情追求。“心脏病”象征一种病态的心理，一种无所适从的道德迷惘心态。人们拥有庄园、金钱，却失去了幸福的家庭、纯洁的爱情，人们象飘零在精神海洋的孤帆，没有方向，无处靠岸。
　　南希在发疯以后吐出的三个字“羽毛球”，是对这一时期人们婚姻情感道德状况的真实表征。人们对待婚姻情感甚至友谊就象打羽毛球一样，没有责任，没有道德。这种金钱道德伦理扭曲了人们的爱情观、友谊观，压抑了人们真实的激情。人们失去了精神的支柱。爱德华的婚外激情寻找，那些妇女们的出卖肉体，都是社会所逼。

　　正如道尔所说，小说中没有什么反面人物。“我认为利奥诺拉不应比南希受到更多的谴责，……利奥诺拉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一般妇女……她周围的世界都疯了，她在痛苦挣扎中也以一个疯女人的面貌出现，她看上去是邪恶的女人，剧中的反面人物。钢在正常情况下是一种坚硬、发光的金属，但你若将它置于火中，它会变红，变软，没法儿拿了，你让它再在火里加热，就会变成液体流走。……”［6］（228）她只不过是财产和资本主义道德伦理的维护者，她也期盼爱德华回到她的身边，“她认为夺回爱德华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胜利，它象征着所有妻子和她所信奉的宗教的胜利。”［6］（182）她以为让庄园为他们家赚更多的钱，让爱德华在外面满足了激情的刺激就可以抓住他的心，她总被金钱“锁着她的心和她的感情”［6］（33），她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她始终以天主教规“抑制”自己的内心情感，她“抑制”着处于边缘意识形态的爱德华的道德理想追求。但故事的结局中她卖掉庄园，而嫁给了温顺的罗德尼，是对资本主义道德伦理观念最有力的“颠覆”，是在“抑制”中的“颠覆”，罗德尼只是一个被工业精神所控制、所驯服的金钱奴隶。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代表在追随工业化的进程中所经历的苦苦挣扎、道德与激情的两难、人性与金钱道德矛盾的冲撞，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反人性的一面。爱德华也不是什么反面人物，他不愿做金钱的奴隶，他对封建绅士道德理想的追求，对自然人性的向往，完全是符合人类正常道德、情感的自然需要，是对人类本性的张扬，充分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精神的反叛和“颠覆”。“英国历史上伟大的激进派成员威廉•贝克特的名言‘我出生时的英国’就是对社会全面怀疑和痛恨的开始。从往昔的安宁到现时的抱怨，工业革命到底在心理上给英国人带来了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缅怀或者说留恋从反面表现了19世纪的一种普遍的畏缩心理，一种被时代碾压的感觉遍及英国”［7］（8-11）。
　　道尔用“一个烂了心的苹果”来形象地比喻资本主义国家的表面繁荣而内在腐败的本质。这种内在的腐败本质必然“抑制”不住“颠覆”的力量，它会从其内部彻底“颠覆”自己。
　　
　　三
　　
　　“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8］（396）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国际国内矛盾加剧。在国际上，由于英国疯狂扩大海外殖民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之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美、德两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对英国的殖民霸权造成严重威胁，矛盾深化；在国内，政治局势的动乱和劳资矛盾的深化以及经济的滑坡，激起了国人的抵触。尤其是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无比强大的历史阶段的终结和一个衰落混乱时代的开始。人们对这个号称“日不落”的世界第一殖民大国产生了失望。在科学和思想方面，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尼采的宣告“上帝死了”等哲理思想震撼了人们的灵魂，人们对几千年来笃信不疑的宗教产生了质疑，人们陷入了信仰的危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早在1880年就如此形容当时的情景：“没有不动摇的信条，没有可信的教条证明不可怀疑，也没有公认的传统不受到消亡的威胁。”［9］（135）人类进入一个无信仰、漫无目的的“迷惘”时代。而战争的死亡威胁更直接地触动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反叛与“颠覆”。
　　小说是对这一段历史的延伸和阐释。这个社会让人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指针，他们难免会导演出许多荒诞的道德伦理悲剧。他们的离奇死亡和发疯，他们上演的一幕幕道德悲剧，难道不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精神的彻底“颠覆”吗？从这一点上说，小说又是一段压缩的历史。“海登•怀特指出，新历史主义在批评方法上采用‘逸闻主义’来实现其批评工程观念，新历史主义对文本中的零散插曲、逸文逸事、异乎寻常的事物、卑微甚至是不可思义的情形表现出特别的兴趣。”［10］（272）《好兵》正是捕捉了生活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轶闻琐事，让我们仿佛触摸到一段感人的真实历史，让我们仿佛看到一群孤独无依的心灵流浪者飘荡在人类精神的荒原，一个满嘴责任、激情的封建绅士（好兵）在无道德、无信仰、无激情的社会语境中遭受的尴尬和无耐。小说从“小历史”中反映了“大历史”。
　　对新历史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米歇尔•福柯说：“权力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围着一切事物，而是因为它在所有的地方出现。”［11］（345）因此，“新历史主义在历史语境中考察文学史，将‘历史语境’从根本上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它通常是通过研究文本与权力关系的关联方式来显示其文学观点的 。在它看来，历史的丰富内涵与‘权力关系’这一轴心观念相关联并受后者的制约”［11］（41）。小说悲喜交加又富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充分体现了这种权力关系：一边是利奥诺拉与贝海姆在教堂里举行热闹的婚礼；一边是道尔经受着亲人、朋友的死亡和疯癫的悲怆。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作者运用新历史主义文学功能论达到了社会能量的“协和”，即在“颠覆”和“抑制”中最终是“颠覆”性力量的让步，“抑制”性力量的圆满结局；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作者对压制人性的资本主义道德伦理的挑战和质疑，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话语的颠覆。“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它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它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12］（465）“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12］（465）虽然“抑制”性力量最终以死亡、疯癫收场，小说传达出作者对必然会导致人类走向死亡、疯癫，走向人性丧失的精神荒原的资本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的反叛。
　　作者运用锋利的解剖之刀为我们剖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压抑人性的历史，是话语权力、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小说为我们捕捉了历史画卷中人们复杂的情感结构，为我们再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真实，也隐隐透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趋势。反映了作者对资本主义道德伦理压抑人性的丑恶本质的揭露，对金钱主宰一切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挑战与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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