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诗歌史上，陶渊明开辟了一个新的诗歌表现领域——田园诗。“自然”即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他诗歌艺术的总体特征。他将日常生活诗化。并能使情、景、事、理浑融，在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显出绮丽。
　　关键词：田园诗；自然美；人格美：人情关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十一月，陶渊明由于“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辞去彭泽令，从此绝意仕途，归家隐居。《归园田居》这首诗就作于归隐后的第二年，大意是书写归隐田园的无限乐趣。全市的核心是“返自然”。
　　诗中，作者极力摹画了一幅生动的田园村居图，着力渲染了一个平淡祥和的环境。八九间草屋，十余亩方田，屋后榆柳婆娑，浓荫遮蔽。堂前桃李婀娜，整齐排列。远处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的村落，还有那轻柔袅娜、冉冉升起的炊烟。深港中偶尔传来了犬吠。高高的桑树顶上鸡在啼叫。门庭清静。无俗务相扰，虚室有闲，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十句，由近及远，又回到近景。动静结合。草屋、树、炊烟、狗叫、鸡鸣种种意象构成了一幅美妙图画。图画中透出了恬静、和平的气氛和欣欣向荣的生机，让你驰骋想象，去领悟、去意会、去思而得之，而所谓的诗的韵致也就蕴含其中了。此景此物虽平常但很美，美在其“真”。诗人几乎是用白描的手法毫不矫饰地勾勒出这样一幅生动的村居图，没有过多的渲染。没有刻意的加工。意象的选择似乎也是漫不经心，随手拈出。整个画面几乎完全是自然的翻版，摹仿自然而且毕肖自然。而恰是这种不事雕饰的真实，显示出一种纯朴的自然美。罗丹说过：“当一个艺术家。故意要装饰自然，用绿的颜色画春天，用红的颜色画旭日，用朱红的颜色画嘴唇，那他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丑的一因为他说谎。WWW.11665.COm”这说明艺术贵在真实。真则厚，厚泽淳。愈是这种不加粉饰的真淳的自然美，愈使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郁的纯朴的田园气息。给人以清心悦目、怡神洗耳的美感，使人不由得忘乎所以与大自然亲近。
　　朱光潜先生说：“艺术在表现自然美时，也不是因为自然本身，而是因为自然表现了人的活动和人的性格。”这首诗表现的另一方面便是人情美或人格美。
　　作者在诗中描摹的自然田园风光，不仅景真而且情真，洋溢始终的是诗人浓烈难化的田园情、自然情。草屋、炊烟、鸡鸣、狗叫，在一般人看来是再寻常不过的田园景物，而且它们也是作者再熟悉不过的。归隐一年多来。此景此物朝夕相伴。可贵之处就在于诗人对于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物仍充满了新鲜感，历历数说。娓娓道来，透露出无法掩饰的愉悦的心境。这一切。他曾经失去，然而却一刻没有忘怀。就在出仕期间，仍“心念山泽居”，“望之惭高鸟，临水愧游鱼。”而今，“性本爱丘山”的他终于挣脱“樊笼”。重新回到了那渴念已久的大自然的怀抱中，诗人如何能不欢欣鼓舞，并且更有一份倍加珍视的感情。在诗人看来，自然中一切都是美的，一草一木好像朋友那样同他谈话，“花草－蕊－瓣，都是自然向他吐述的亲密的字眼。”(罗丹语)惟有用心地感悟，认真地咀嚼田园生活底蕴，方能感受到常人无法体验的美感。这里是自由的天地，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籍。这里没有动辄拜迎长官的苦恼，“有的只是强烈的陶醉，无尽的享受，永久的快乐”。(罗丹语)
　　许多人在谈到陶渊明，更多地将他理解为愉悦而飘逸、洒脱、寄情山水的是人。其实诗人是积极入世的，热切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他在《饮酒诗二十首》其十六自述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几度出仕，便是明证。然而官场的诈伪污浊的风气，又与他向往自然的真淳天性相违拗。所以他常常处在一种矛盾中，内心经历着痛苦的煎熬。思想斗争愈来愈激烈。这使得他的最终选择更具坚实性。到了四十一岁。陶渊明终于大悟人生之道，决意返归田园。诗中开首道出“返自然”根本原因是“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使自己不得不远离山水，疏远自然，与污浊为伍，和天性相违，故决意离开。清代诗人查慎行说：“返自然三字，道尽归田之乐。可知尘网牵率，俱违本性矣。”(《初白庵诗评》)

　　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就是率性任真，即不屈己、不媚俗、不役于物。不为“口腹役”。(《归去来兮词序》)《南史，隐逸上，陶潜传》述陶渊明之处人曰：“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对己真，对人真。“真”是陶渊明人格的第一要义。陶氏追求返朴归真的田园生活，恰是为了追求一种“真”，追求一种合乎本性、天性的生活，获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乐趣。并且陶渊明的归隐并不只是为了享受“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薄诗二首》其一)的天伦之乐，并不是一种失意文人无可奈何的自我消沉，而是对黑暗现实的蔑视与反叛。诗中对澹泊无为、逃归自然的向往，正是与对“适俗”、“尘网”、“樊笼”的厌恶和诋淇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归返自然的歌唱，正体现了他与现实抗争的心声。应当说。这里显示出的是诗人在心性、人格方面表现出的真淳之美。读陶渊明诗，往往想见其人。正如梁启超在《陶渊明》一书中说的：“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之后。我便数陶渊明。”
　　可以说，从这首诗中，读者看到的是自然美与人格美、人情美的融合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