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郭象注庄以“寄言出意”而“特会庄生之旨”，然而就文献学上来讲无论是《庄子注》本身还是注前的《庄子注序》都有着久远而广泛的争论，本文就今人王利器先生的讨论为缘起，一方面深入细致的梳理了当今学者对该问题的探讨及研究现状，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一文献学上的公案予以新的检讨，针对“序”和“注”的问题，指出其“史料整理——思想剖析——逻辑支点”此一思路的问题与弊端；进而，由“序”“注”问题之研究而反思中国哲学之研究现状及其问题。
【关键词】史料整理 逻辑支点 方法论反思
一、“序”“注”问题的由来
(一)《庄子》郭象序的真伪问题由来及其研究现状考察
今本郭象《庄子序》言辞美而意悠远，然而《宋会要辑稿》载景德二年（1005年）雕印《庄子释文》时杜镐等“以《庄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删之”，真宗说“观其文理可尚，但传写讹桀耳”，遂命人校订而“冠于篇首”。文献之含糊为后人之辩难引向了不同的诠释路向。
王利器于1978年发文讨论此问题，认为此《序》为伪郭象序，真序在日本高山寺所藏《郭象庄子注》文末，计202字（今本序为399字），而且202字文又部分见于《宋会要辑稿》和《经典释文》中，真序之流传在于宋真宗为行“儒道合一”之文化政策。
余敦康（1979年），认为王文“根据不足”并利用《序》与《注》之思想一致之内证法来反驳王文，最后认为二序可以并存。问题的转折在于王晓毅（2002年），他同样用“内证法”，提出“五证”，指出“序”与“注”之不一致，这是令人深思的。www.11665.COm有意思的是李耀南（2005）针对王晓毅和黄圣平之文以更加详细的论证指出“郭象为《庄子序》的作者仍然无法否定”，同样其方法仍是“史料辨析”和“学理辨析”，针对王、黄逐条提出反证。
（二）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之由来及其研究现状考察
《晋书》“郭象传”称“象为人行薄”，窃向秀注为己有；而“向秀传”则称“郭象又述而广之”。《晋书》为正史，然而同书而对同一件事有着如此不一致的记载，这有点让人不可思议，而后人之辩论也便由此展开。疑者之据，吾未细查固不能发一言，然据杨明照称“然皆铸词虚阔，弗之详论也”，以我所见刘盼遂之“申郭篇”而言，其论证也可谓“铸词虚阔”，实不如今人论证之深之详。论证郭象之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通行的做法是比较向郭注之思想异同（多参照《庄子序》和《难养生论》）。
其一：如近人杨明照（1940）年通过辑录向注89则发现“与郭注同者四十有七，近者十五，异者二十有七”虽向注全文不可见然郭窃向“是有口莫辩矣”。其二：胡江源于1981、1982年针对《中国思想通史》之郭象“窃书”说，展开辩难他认为该书中“郭象窃向秀注比照表》是片面的，而且它所依据的《晋书》本来就“不求笃实”，并称《通史》对向秀“崇有”思想的分析也存在着硬伤。其三：王宝玹（1993）从版本改编角度称，唐代学者在整理藏书时“将郭本《庄子》三十三篇三十卷改编成四篇十卷，并根据向秀注文对郭注作了改订和补充”。其四：值得一提的是王晓毅（1997）提出了向秀《庄子注》新说，认为其成书伴随了向秀的一生，另则向注可补充“西晋前期玄学发展”的“空白”，对于版权王认为郭融“向注”于己注，向注遂遗失。其五：康中乾（2002）从史料厘定角度总结了向郭注的问题现状，并认为史料之可疑使论证有限，所以史料之外应参照“逻辑的方法”。
二、“序”“注”问题的研究方法及其问题
（一）通过对研究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今之学者所运用之方法大致趋势为：史料整理——思想剖析——逻辑支点。三者无法单列，于研究中总是混合的，但是各有侧重，然而仔细考察，三者皆有问题。
（二）史料整理之问题。
“序”之问题肇因于《宋会要辑稿》，此文献问题有：其一，“镐等以《庄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删去之”，“以”可做“以为”解也可做“因为”解，另只说非象文，但“依据”何在？没有记录，后人由此含糊之记载而各有发挥，固均不足信；其二，真宗说“观其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耳”，同样可以合乎文理解为郭文或非象文；其三，《宋会要辑稿》本身是否可信？李耀南指出宋人有“该书之风”多“以意该书”。
“注”之问题肇因与《晋书》。而《晋书》本身之记载就有明显的问题，《郭象传》称“窃为己有”，而《向秀传》则称“述而广之”，或可称为“《晋书》不可信？”胡江源文、康中乾文、刘运好文均有此种看法。若问题之因便是不可信的，今之学者又何以能辩？
“序”“注”互证之谬是否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而郭象《庄子注》是否经过唐人依据向注再加工？史料问题的核心在于：“序”之肇因《宋会要辑稿》无有“依据”记录，而“向注”已不在。所以，任何的史料整理都可提出“同样充分”的反证，如上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依据同样的史料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
（三）思想剖析之问题
思想剖析，在这里指的是，不同学者在论证“序”“注”问题时，因为史料之可疑而进而通过“剖析”“序”与“注”之思想来论证是非为郭象所作。需要指出，任何史料的的整理，都伴有思想之剖析和理解，还包括“逻辑”之运用，在这里单独讨论此问题目的在于指出，就“序”与“注”的思想理解来讲也是有问题的，是非何在？而且“学理辨析”的论证有效性又何在呢？思想空间是自由的，对各人之限度也不同，那么思想的公度性何在？
（四）逻辑支点的问题
“逻辑”加“支点”似乎是可信的代名词，然而此处的“逻辑”具体指的是何种逻辑呢？在康中乾文中他指的是历史现象与逻辑概念相统一的“逻辑”，他引用汤一介关于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线索之说法（王晓毅亦有类似看法）。由此我们可看出此种“逻辑”指的是“概念”的推演，其实更准确说是“思想趋势”的演变，但是“思想趋势”从哪里来？
三‘由“序”“注”问题之研究而反思中国哲学之研究现状
关于“序”与“注”的问题，我所见之材料煌煌十万言，然于拜读中却发现人皆以己为“是”且自认为论证充分，但问题是a和非a是不可同时成立的。进而言之，我们是否可以反思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此种问题是人文学科之不可免的“误差”还是我们的“错误”？若说我们的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研究的问题有没有问题？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中国哲学值得研究的问题何在？这些疑问最终归结为：我们的出路何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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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盼遂.刘盼遂文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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