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制度　职能　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政府审计制度的发展历史，针对党和国家对政府审计工作指示的转变，总结政府审计的发展变化，分析了政府审计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研究我国政府审计职能的新思路。 
　　一、我国政府审计制度的历史沿革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3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暑正式成立的34年间，我国一直没有设立独立的政府审计机构，经济监督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审计实行财审合一体制，在财政部和其他中央部委的财会机构内设审计处，地方政府和各厅局在财会机构内设审计科。另外，建国初期，在政务院下设有人民监察委员会，负责行政、经济、党风党纪监督。1954年改为监察部，隶属国务院。20世纪50年代末期，监督被视为资本主义“管、卡、压”，各项监督均被很大地削弱。60年代初期，经济监督缓慢恢复。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各项经济监督再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长期以来，对国家的财政经济监督都是通过财政部门、税务机关，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社会集团购买力的专控部门等专门机构来进行的，此外，财务大检查办公室这一临时性机构和主管部门的会计检查代替了专职的政府审计，并赋予会计人员以会计监督权。但以上种种只是财审合一制度和部门内的专业监督，监督的对象和范围都具有局限性。 
　　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审计制度，我国选择行政型审计模式主要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主观客观条件决定的。WWw.11665.COm当时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尽快建立审计机关，而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都是由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负责的，当时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启动，政府职能改变的目标也未提出，政府依然是社会政治经济的中心，拥有大量社会资源，审计只有在政府的扶持和支持下才能得以迅速启动、快速成长。经过反复权衡，首选由政府领导的行政型审计模式，这有利于及时地、全面地组建政府审计机关。 
　　1982年12月，新的宪法修改草案公布，其中规定在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进行审计监督。1983年9月13日，审计署正式成立，隶书国务院管理，同时在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下设立审计机关，这样，就形成了统一领导、分级审计的行政型审计体制。 
　　二、我国现行审计体制的产生背景及主要特征 
　　现行审计领导体制是我国审计发展的“初始模式”或“启动状态”，充分考虑了该体制的奠基作用和“驱动效果”，考虑了审计的创建和早期发展的基本需要，保证了审计工作“按时进入预定轨道”。 
　　现行审计体制与我国国情具有良好的相容行和适应性。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当时，立法型、司法型和独立型的审计模式在我国尚缺乏生存环境，与国情存在明显的距离，甚至人们对其理解和认识尚有诸多不清，行政型体制的设计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审计属于上层建筑，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我国国有经济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是经济基础的主体，而这些国有企业是在政府指导和监督下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也是国家审计的重要对象，国家审计体制的行政模式符合现行经济体制的运行状态。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方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发展极不平衡，审计需求各异，人们对审计的认知程度不一。在“大政府、小社会”的体制下，行政型审计模式具有较好的社会基础，适应范围广泛，符合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容易为人们接受和认同，其运行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 
　　可见，现行审计体制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初时我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科技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教育环境的最优选择，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也正是因为国家审计体制“符合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特点”，该体制20余年来运行的结果是良好的，促进了我国审计事业迅速发展。 
　　三、我国当前政府审计模式及职能定位 
　　为实现政府审计的职能，需要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因此，近年来审计界对审计制度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1、审计模式理论进一步研究 
　　一个国家的审计模式怎样设置，不能割断与本国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文化环境的联系，而是要根据本国情况，在国家审计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总结，吸收借鉴不同模式的成功经验，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审计发展的道路。近年来，审计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对审计模式进行了大量探讨，初步形成两种方案:一是立法型模式，采取此种观点的论述较多;二是独立型模式，近期比较流行。但我们认为需要对一些问题进行说明:一是模式论是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前文所述,答案是否定的，第一，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模式是与该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相适应的; 第二,哪一种模式都不是审计终极形式，立法型审计也并不是完美的和终极的，从政治学角度分析，在“当议会的地位逐渐从消极的控制转变为积极的权力时”,“控制权力的问题就由控制国王的权力的问题转变为控制立法者的问题”；第三,各种类型的审计都有执行中的问题,都有冲突和阻力；第四，最重要的是问题关键不在于隶属于哪个部门，而是在于独立性与协调性的统一。因此，模式的设计思路在于，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既注重与管理体制协调，又保证审计结果传导机制与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协调。如立法审计的向议会报告及预算的否决权,司法型审计的司法权,独立型审计的建议权等制度设计都体现了这一思路。实际上，由于各国审计互相借鉴经验，各种模式之间的实质区别其实很小，立法型审计也可能处于既不隶属行政，又由于带有行政职能而不完全属于议会的“独立”状态(如美国) 二是审计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自然演变的过程。首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初形式,都是行政模式,虽然美国建国之初,就是三权分立,但直到1964年,才通过立法重组案，从隶属于行政，开始进入国会系统;其次,由于审计是一种消极权力,正如前文关于政体与政策的论述,决定了这种发展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只有权力部门的要求和审计职能变化达到统一时,才会变革。 

　　2、当前政府审计职能定位下新的工作思路 
　　在业已出版的各类审计论著中，几乎所有关于审计职能的表述，都将政府审计的职能定位为经济监督。职能是指人、事物、机构应有的作用，且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宪法及其有关法律法规的精神和党的十六大的要求，我们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行政管理体制尚不完善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政府审计职能定位为:以经济监督为主体，在法律的框架内，参与必要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根据新的审计职能定位，我们应明确政府审计的主要任务是: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深化对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的全面监督，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关注政府的行政效率，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我们应着力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1）、审计理念应着眼宏观性。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对审计工作的要求，是新形势赋予审计监督的新使命。审计工作要体现新要求、履行新使命，就必须树立新的审计理念，在依法履行职责中着眼宏观性，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文明的高度统揽审计工作，以民主与法制的工具找准审计工作的位置，用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确定审计工作的重点，进一步增强审计监督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服务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审计工作贴近贴紧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关注重大经济决策、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大额资金的分配使用等，从宏观上研究、分析问题，防止行政权力的市场化行为和暗箱操作，以适应党和政府对审计工作的新要求。 
　　（2）、审计方法应把握规律性。审计方法贯穿于整个审计工作过程之中，审计方法运用是否得当，不仅影响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而且直接影响审计职能作用的发挥。被审计单位的性质与产生问题的环节是有规律可寻的，要注意把握资金运行、行政权力运用的规律，善于将计算机审计和内部控制测评、抽样审计等先进的方法结合起来，逐步加大专项审计调查的比重，查清被审计单位的问题。因为查清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和行政权力运用的真实情况，既是审计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又是提高审计质量的重要环节。  
　　（3）、审计手段应体现科学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正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特别是计算机会计信息系统的广泛应用，不仅对审计的技术装备提出了挑战，而且对审计人员的素质、审计的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同时经济犯罪分子和不法人员也可能利用高新技术手段进行智能犯罪。审计工作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必须使审计手段体现科学性,逐步实现审计技术、审计行为、审计管理的科学化，提高审计工作的科技含量。
　　（4）、审计内容应注重实践性。政府审计在国家机器中所处的地位和它的法定职责，决定了审计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凡使用国家财政资金的领域，都应纳入审计监督的范围，凡涉及财权的行政权力，都应进入审计监督的视野，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审计监督的神圣职责，也是党和人民对审计监督的基本要求，更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审计实践中的体现。当前促进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和完善行政管理机制是审计监督面临的新任务，财政审计应以预算支出为主线，金融审计应以国有商业银行为重点，企业审计应以经济责任审计为中心，经济责任审计应以加强法规建设为目标，加大对行政权力监督的力度，增加效益审计的比重，使审计工作踏准社会经济发展的节奏。
　　（5）、审计成果应富于创造性。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审计成果是对审计过程的提炼、归纳、汇总，审计成果的运用是审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最终体现。从创造性角度而言，审计成果要有新意、有影响、有震动，要能超前指导实践。审计成果质量不高，审计的职能作用就无法发挥;审计成果不能被被审计单位和有关部门采用，审计的劳动价值就无法得到体现。因此,我们应通过对审计结果的深加工、采取一定的形式进行宣传和向社会公布等，千方百计地提高审计结果的使用价值，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法制建设提供实证，为政权建设提供保障，为理论研究提供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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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内部资料：江苏省审计科研论文汇编，江苏省审计学会,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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