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钱谦益　诗史　诗史观
　　论文摘要:针对钱谦益诗歌理论中的“诗史”观念，探讨其内涵及背景，以客观评价了钱谦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身跨明、清两朝，被人称之为“两朝领袖”的钱谦益，无论是在诗文创作还是理论建设上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开清一代诗风和文风。但学界对其研究却长期处于相对冷淡局面，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他大节有亏，一身仕两朝。当然对于这些不必讳言，但同时不能因人废言，而否定钱谦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在诗歌领域，钱谦益进一步发挥了前人提出的“诗史”观念，并在创作中实践了这一理论，本文拟探讨钱谦益“诗史”观念的内涵以及提出的背景。
　　一、何为“诗史”
    “诗史”最常用的意思是“以诗为史”。此说首见于唐代孟桨的《本事诗、高逸三》:“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必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代以后更多的人把这一称誉送给杜诗，如《新唐书.杜甫传赞》称:“甫又善称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这是对一个诗人诗作的最高称誉。
    自宋开始不断有人把“诗史”这一桂冠赠给其他诗人，但得到广泛认同的并不多。宋元之际的汪元量、金元之际的元好间等人的诗作是得到比较广泛认可的“诗史”。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诗史”观念有一定的一致性。所谓“诗史”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叙述的须是历史转折时期或民族危亡之际的重大事件，表现忧国忧民之情，以诗传心。wwW.11665.Com其次要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至明时，复古风气占据文坛，复古派诗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就是辨体，由此对“诗史”说产生质疑。到明清易代，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明亡原因，学风和文风为之一变，“诗史”说再次成为讨论的话题，钱谦益等继承和发展了唐宋人提出的“诗史”理论。
　　二、钱谦益的“诗史”观
    钱谦益一生被讽为“两朝领袖”，但无论在明还是在清，他都没有真正成为阁臣领袖，宦海沉浮，理想碰壁，历史总是让他处于尴尬的地位。这对于他“以诗为史”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散见于各种序跋、《列朝诗集小传》、《有学集》等理论文章中。明清易代，士人多把明亡原因归结于学风的空疏，钱谦益也不例外。为反对明末心学末流空疏学风的影响，他提出了“返经”的观点。他认为:“六经，史之宗统也。六经之中皆有史，不独《春秋》三传也。六经降而为二史，班、马其史中之经乎。’，①他充分肯定了史的地位和作用。在《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中他认为:“史者，天地之渊府，运数之勾股，君臣之元龟，内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谓之伏藏，人才之蔽泽，文章之苑辅。以神州函夏为棋局，史其为谱;以兴亡治乱为药病，史其为方。善读史者，如匠石之落材，如海师之探宝，其可以碟肘而量，画地而取乎? 
    正是由于对“史”的重视，他把诗与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认为诗在本质上是广义的史。他在《胡致果诗序》中说，“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日诗史。’，逗在钱谦益看来，“诗史”的创作古已有之，“诗史”已经不单纯是“以诗为史”了，而是诗、史为一，本质上是相通的。
    对于“诗史”的内涵，钱谦益接着说:“唐之诗人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坳西台，玉泉之悲竹国，水云之酩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巨寒，风高气栗，悲隐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崖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编啮翰，与金匾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④他强调了所谓“诗史”的特定时空，即“宋之亡”也就是“诗史”必须反映的是历史上的具有重大意义事件，产生于衰变之世。
    由此观念他进一步认为，诗可考史，史可证诗。他不但提出了这一观念，还在创作上实践着这一观念。他的《有学集》、《投笔集》就是这种“诗史”观念的反映。除此之外，钱注杜诗和《列朝诗集》也是这种“诗史”观念的产物。正因为“诗史互证”，他创作了一系列诗歌反映当时的时代.希望后人能够从他的诗作中感受当时的时代氛围，感受到他的苦衷。他的注杜诗笺考证辨定了一些唐史之误，使人们能够更好的理解杜诗，成为注杜诗最好的本子。

　　三、钱谦益“诗史”观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钱谦益大力提倡“诗史”的观念，并把“诗史”的内涵扩展，从不同方面去实践这一观念呢?笔者认为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明清易代带来反思风气。针对明诗中复古与反复古两大思潮，钱谦益采取了既有批判，又有吸收借鉴的态度，“转益多师”，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一代词章孰建镰，近从万历数今朝。挽回大雅还谁是，嗤点前贤岂我曹?”，他把“挽回大雅”当作努力的方向，重视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钱谦益在痛思明亡原因时，认为竟陵派和国家的气运直接相关，将明亡之罪加之其头上。他批评竟陵派时说:“史称陈隋之世，新声愁曲，乐往哀来，竟以亡国，而唐天宝乐章，曲终繁声，名为人破，遂有安史之乱，今天下兵兴盗起，民不堪命，识者以谓兆于近世之歌诗，类《五行》之诗妖。”解t对复古派和竟陵派的弊病，钱谦益提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将“灵心”、“世运”、“学问”三者并重，开一代文学新风。他大力提倡宋诗，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宋人的诗论，肯定了“诗史”说的地位。
　　二是其家学的影响。他从小就受到史传的影响。正如他所说的“仆家世授《春秋》，儿时习胡传，粗通句读，则已多所拟议”。⑥所以我以为正是由于钱家家学深厚，修史著述，立言立功立德的“三不朽”观念才成为钱谦益一生的生活动力，钱谦益的一生屡遭迫害，“始厄于党祸，再厄于阁诉，三厄于刊章”，但他却初衷不改，明朝时以人阁为目标，降清后又以反清为志并以著书表明心迹，无不是儒家三不朽思想影响的结果。
    复杂的感情使他时时产生故国之思，使他立志为明朝写史。他本生于治史世家，曾祖父钱体仁著有《虚窗手镜》，祖父钱顺时有《资世文钥》，父亲钱世扬有《古史谈苑》，并且是治春秋的专家。他从小就立志当一个史学家。“细史当今继董狐”，早在天启初年他就开始编纂明人诗集，体例仿元好问的《中州集》，以诗系人，以人系传。所选之诗，也就是明之史。但不久这件工作就停了下来。
    家国之变让他的这种愿望更加强烈，以史存志，借史存国。顺治三年六月引疾告归后，他又重新开始了这项工作，终于顺治六年编辑完毕，这就是《列朝诗集》。他曾对友人周安期说:“易代之后，惟恐有明一代之诗湮没无闻，欲仿元遗山中州集体例，编选明诗，使一代诗人流转于世”。因此，钱谦益的主要目的是龙史，论诗反而在其次。在《有学集》《投笔集》里，他通过诗歌记叙史实，隐晦表达自己的心迹;通过编撰《列朝诗集》及小传，他保存了有明一代的诗人传，以诗寓史。家学深厚的钱谦益知道史的重要.新朝建立.他只能通过“诗史”的提倡和实践为明存史，为己明心。
    另外身仕两朝的经历给他带来的影响，使他处于悔恨之中，想通过“诗史”理论的提倡和实践为明朝留史。
    明清易代，钱谦益的求生欲望使他做出了悔恨终生的事，此后他生活在不断的自责中，这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对此勿庸讳言。他难以摆脱历史书写的耻辱和品节毁污的恶溢。因此，对于这段历史他不敢也不愿意在白纸上留下文字墨迹。翻阅其诗集，《初学集》迄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以《甲申元日》作结，而人清的诗集《有学集》则始自《秋槐诗集》，时间为“起乙酉年，尽戊子年”。他的诗歌作品按年编排，秩序井然，独缺甲申、乙酉至丙戊六月以前两年半时间里的篇什，可见他回避了这段历史，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空白。这也算是“诗史”的另一种表述吧!
    面对自己的失节，钱谦益不断地通过实际行动表示悔恨，他不顾年老为反清活动秘密奔波，这些活动在当时不为人知，因此他得不到人们应有的谅解。钱谦益通过写诗曲折隐晦的透露了这些活动，希望有人明白他的苦衷。
    明亡后各种私人著述不断出现，钱谦益看到其中的良芳不齐，鱼龙混杂，许多记载错误百出，因此他决定继续以前的关于明诗的编撰工作，为明留诗，为明留史。
    总之，钱谦益的“诗史”观念的提出，既有对前人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发展。这跟钱谦益的学识有关，又离不开时代风气的影响。他关于“诗史”观念的提出和实践，影响了有清一代的诗风.甚至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