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真诗  灵  厚  活物
　　论文摘要：本文试对竞陵派诗歌本质论、创作论、风格论、鉴赏论作一鸟瞰，以其发现其合理性之一面。对真精神、清、厚、活物等诗学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作一阐述，以界定其具体内涵和价值。
　　在流派众多、争斗激烈的明代，竟陵派“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一时“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l。他们评点的《诗归》，人们曾“家置一编，奉知如尼丘删定。”【其影响达“三十余年-[43。然而，清代以后，竞陵诗学使被摈弃垢病，斥为“狂诞”[、“浅率”[，甚至日为“鬼趣”[、“兵象”[。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诗歌和诗学才重为人所重视。竟陵派针对公安派粗俗、浅率之弊，提出了“真诗”的主张。其阴柔审美趋向是中国诗学中与阳刚并行互渗的一极，体现了华夏美学中阴阳协调贵中和的精神，清与厚两极正是竟陵诗学在此方面的表现。其诗学上承沧浪、后启渔洋，针砭时弊，“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有着独到精深的见解，本文试从其对“真诗的追求；“清”与“厚”美学范畴及其关系，以及“诗为活物”的诗歌鉴赏论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　　
    “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游于寥廓之外。wwW.11665.cOM钟惺这段最为人熟知的名言揭橥了其诗学理论的核心，即文学的本质在于创作主体感情的抒发，“作诗者一情独径，万象具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所作即是真诗【1。真诗这一提法屡见于明代诗学理论。如李梦阳说：“予之诗，非真也。…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1。]屠隆说：“世有心溺圭组，口胃烟霞，其言虽佳，其味必短。何者?为其非真也。。他们提出的看法无非是要求诗作有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而钟惺说的真精神则是指“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矣”[】竟陵派的诗学理论，真诗有两个方面，一则近似公安派，要求独抒性灵，有自己的独特感受；二则是其所言性情不尽同于公安，而是要求诗歌表现的精神与古人合，具有人类千古共有的诗心。作诗必“务求古人精神所在”，[】就如施莱格尔所说的“诗的本分是再现永恒的东西亦即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有意味和美感的东西。”n这就给个人的情感以限定，体会到在艺术创造中表现出的情感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的胡乱发泄，要求艺术作品中表现的性情是经过诗人改造提高后符合人类大众共同的心理机制，能够使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种与作者息息相通的情感，这种“诗意情感”才是真诗所产生的源头。如果作者不明白这一道理的话，一味泛滥情感，就会如同公安后学那样，“效颦学语，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只能使诗歌变得俗不可耐。钟惺还说“见古人诗久传者，反若今人新作诗。……仓卒中，古今人我，心目为之一易-i：ls]。这恰如施莱格尔所说的“最老的过去的诗人是荷马，但在我们看来他也是以最生动、最清新的方式描写现在的诗人，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是把自己的时代带入过去。”[】也就是说在阅读中读者与作者对话，彼此视界交融互换，诗歌中亘古不变之性情历历浮现在眼前，正如施莱格尔所言，诗歌“拥抱过去、现在和将来，真实生动地再现永恒而完美的时间。眦州在探索诗中的性情的历时性本质时，钟惺先于黄宗羲“有一时之性情，有千古之性情”的观点．提出何谓真性情的理论，是具有其独到的价值的。
　　竟陵诗论一向遭人诟病就是其“孤怀”、“孤诣-i：z1]-幽情单绪”[2，论者以为“把诗文创作引向一条更为狭窄之路”，“识堕于魔而趣沉于鬼”，[2实则此为一大偏见，钟惺所说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虚怀定力眦。]与谭元春所说的“夫人有孤怀，有孤诣，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不肯遍落寥廓，而世有一二赏心之人，独为人咨嗟彷皇者，此诗品也”[2，实则来源于道家美学与禅宗思想，亦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首先注意到他们说作诗要远离“喧闹”，要傲到“凡为诗者，非特此纳交也，所赏人诗者，非为我交好也-[zt]，指出“今诗人皆文人也。文人为诗，则欲有诗之名，则其诗不得不求工者，势也。……愚以为名无损益于诗，而盛名之下，使不善处名者，心为之不虚，而力为之不实。见诗出而名为之，是则诗而已。”[2b]这些见解都是针对源自中唐以后诗歌的俗化倾向，诗日益成为人社会交往的工具，作诗成为正统文人酬答应和的公事来说的。王国维说：“诗至唐中后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也。叽诗逐渐“非诗化”了，人们学诗作诗不过为求名附庸风雅罢了。此种现象明代尤盛。诗人吴乔说：“诗坏于明，而明诗又坏于应酬。……唐人赠诗已多，明朝之诗，惟此为事。唐人专心于诗，故应酬之外，自有好诗。明人之诗，乃时文之尸居余气，专为应酬而学诗，学成亦不过为人事之用，舍二李何适矣!-e3o]竞陵之所以要追求孤怀，孤诣，远离市井，不能不说与当时诗歌为“求名、纳交”而滥作之风有关。

　　其次，钟惺、谭元春所学、广涉三教，对佛、儒尤有研究，钟曾著《如说》，谭曾著《遇庄》。因而钟、谭诗论也受佛道影响。宗炳主张“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刘勰主张：“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这些美学思想都提倡人们彻底从自己内心排除利益观念，离形去智，来观照万物的根源——道。钟惺所说的“孤行静寂于喧杂之中”正类同于“澄怀”。钟、谭亦受佛教思想影响，佛教所谓的“定”，是说要心定一境，不能散动，与钟惺认为创作者不能在喧氛中迷其智识，而要心定神闲类同。所以竟陵上述论点亦包含有关于审美心境的正确认识，正所谓“不孤不足以托想-e313。
　　其三，钟惺所说的“乃以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既指明了作诗要学习古人那样具有幽独特立的感情，说明在处理这种感情时要“伫然凝思，思接千载”，独往来于天地之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用一“冥”字，这是指人的心灵在虚静冥想状态。通过“虚怀冥想”，诗人就可无拘无柬的漫游天地，去寻觅那真精神了。所以在下文钟惺说：“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室。”纠据此看来，钟惺认为真诗的产生必先有孤怀——即独到的感情；中经虚静——排除外界功利干扰；再历冥想——即对自己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进行反复的观照，使之“行于古今之间”，以期对这种另具心眼的感情提高、升华成为竟陵派所言的“真性情”。冥想是个人的情感转化为真性情的关键。谭元春说：“冥心放怀，期在必厚。蚍踟此中冥心与放怀是一对矛盾，既要求诗人舒散怀抱，释放主体情感，又要求他冥心潜思，以达到竟陵派理想的审美风格——厚。由此可知，钟、谭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激情与冥思的对立统一关系，正如英国十九世纪诗人华兹华斯所说一样，一方面指出“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es4]，可另一方面又强调诗“起源于在平静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流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成功的诗作从这种情形开始。”[35]也就是说简单发泄个人情感不是真诗，必须从凝神入思才能得真诗。当然，竟陵诗学关于真诗的理论成长于晚明那种变乱纷乘、道德浇漓的环境，必然折射出作家的心态和时代气息——过于强调幽情默想，但藉此就一笔抹杀其中所包蕴的丰富内涵，那么就过于简单化了。
　　                                二
    竟陵诗歌风格论拈出“清”、“厚”二字。钟惺曾写道：“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清，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其味宜淡，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夫日取不欲闻之语，不欲见之事，不欲与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强应酬，使吾耳目形骸为之用，而欲其性情渊夷，神明恬寂，作比兴风雅之言，其趣不已远乎。36]钟惺在此处提出了诗体必清的观点，反对诗人周旋于“不欲闻之语，不欲见之事，不欲与之人”之中，其见解与前述求真诗中要求孤怀、孤诣是一致的。钟惺认为诗人具有孤怀、孤诣，其体到清，艺术风格与人格感情一致。在这里钟惺从自我那种由用世绝望后转向自我适意所形成的“冷如万年冰，纯如无字碑叽。]的孤傲人格境界出发，突出要求审美创造主体与其艺术作品风格一致性，并把自己性情所喜好的清幽风格当作诗歌艺术风格的绝对要求，自然有取径促窄之敝，导致这种观点的原因除个人与当时的社会因素外，还可以根源到中国封建文人柔顺的性格。在追求儒家建功用世理想受挫时转而龟宿在自我清高的圈子里以示独立人格的共同心理品格，从这一方面说来，在强调风格即人的中国文学中表现出似钟惺所说的清幽风格的作品特别多，也难怪钟惺把其当诗歌的必然风格。

　　竟陵诗歌风格论富于理论价值的是“厚”。钟惺说“曹能始谓第与谭友夏诗，清新而不免于痕，……夫所谓有痕与好尽，正不厚之说也……至于痕则未可强融，须由清新人厚救之。”清新而有痕，当指清幽新奇，即如《四库提要》所说的“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玄妙。”[38]钟惺看到一味追求幽奇，可能陷入空虚奇诡，以厚来补救。那么，何谓厚呢?在‘唐诗归》中钟、谭评点说：“初盛唐之妙，未有不出于厚者。”[39]“诗至中晚而衰，衰在淡，淡至极妙，而初盛之诗始亡。”e4o]“中晚之异于初盛，以其俊耳，刘文房犹从朴入。然盛唐俊处皆朴，中晚大朴处皆俊。文房氯有极厚者，语有极真者，真到极快透处，便不免妨其厚。州“看中晚唐诗，但当采其妙处耳，不必问其某处似初盛与否。蚍]“(曹鄄)此君艳诗好手，以快情急响为妙，而少含蓄，若含蓄则不能妙，选者无处着手矣。采其妙处，而其余当耐之，此看中晚诗法也。巩‘3]从上述评点分析：中晚诗风与初盛诗风相对，厚与淡相对，朴与俊相对，含蓄与快情急响相对，可见厚就是朴茂、含蓄、浑厚的风格。又如在《古诗归》中，钟、谭评陶渊明诗说：“储、王古诗极深厚处，方能仿佛陶诗。……古人论诗文日朴老，日清新，日雄浑，日积厚流光，不朴不茂，不深不清，不雄不浑，不厚不光，了此可读陶诗。竹[‘4]可见他们认为厚就是一种朴茂含浑的诗风。

　　从《古诗归》与《唐诗归》评点情况看，竟陵诗学特别推重苏李诗、《古诗十九首》、汉魏、陶渊明、储兴羲、王盂、高岑、杜甫沿袭下来的诗学传统，在评价时大都冠以“厚”、“极厚”字眼。由此得知，竟陵诗学传统虽然极力追踪清新自然的陶、王一派诗风，但从那种兴象玲珑，寄蕴淡远的诗风中发觉，如果诗中无味外味，象味象，一味新奇，就只能是：“同一妙语妙想，当其离心人手，离手入眼时，作者与读者有所落然于心目，而今反觉味长；有所跃然于心目，而今反觉易尽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厚，而跃然者，以其新奇。”l|新奇的诗风图能一时咳人眼目，过后便觉味淡，深厚的诗风初时不引人注意，却能耐咀嚼。只有清且厚综合，方为上乘。
　　朴厚的风格由何而来?“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极厚。”灵指灵心，即作者的性灵。光有灵心还不行，要先“保此灵心”，后“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诗有“从名入，才人，兴入者”，这样“心躁而气浮”。而“从学入者，心平而气质。-e4e]钟惺认为作诗不仅要发见灵心慧性，更重要的是从学人手，养气以求得性情的陶冶，去其浮躁之病，气厚则诗必厚，这样，清与厚就能两者融合，相能益彰。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钟惺主张诗不应该“由才人，由兴入”。诗不是简单的驰逞才力或感物吟志；不能单凭个人先天艺术创造的潜质而为，也不能单凭藉一时感情的激发，信口信手，自然成诗。诗只有本之以性情又干之以学力才能既清且厚，诗心需要的是个人的孤诣，经苦学深思升华以后的真精神。从某种角度来看，诗的清、厚关系，在钟惺那里又回到了个人独至之情与古今之真精神的起点上。有独至之慧心，方能清。有古今之真精神，方能厚。那种清而无痕、朴茂含蕴的诗风，就是由孤诣与真精神的统一而来。细观钟惺所言，在寻求真精神时所要求的是“孤行静寂于喧闹之中”，“虚怀定力冥游于寥廓之外”，在求厚的过程中，是不能从“名入、才入、兴入”，要“读书养气”，二者都要求作者摆脱功利因素的困扰，摆脱个人感情任意的渲泄；提醒诗人要读书、冥思，注意理性在诗歌创作中的指导作用，可以说竞陵诗学这种理论是对公安派后学率易诗风的深刻反思。这也是偏好清空的钟惺指出“厚”这一命题的真诣所在。总之，竟陵派的艺术风格论可以说是从其艺术本质论所派生而出的，有竞陵所说的真性情，则必有清厚诗风。
　　　　　　　　　　　　　　　三
　　竟陵诗学的诗歌鉴赏论主要体现在对《诗经》阐释观上。明代《诗经》研究有四个学派，有墨守朱传派、兼采汉宋派、讲求古音派和创立新说派“。钟惺就属于创立新说派。钟惺吸取发汉儒董仲舒“诗无达话”的解诗方法，并对其作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之中。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s们钟惺这段诗论很清晰地指明了在诗歌鉴赏过程中，读者不必完全回复到诗意的本意状态，读者可以凭借自己的理解在诗歌文本所营造的张力场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感悟力，营造出一个新的读者心目中的文本，诗可以称为“活物”，是因为其中留有广阔的空间。后代的阅读者不断解读《诗经》，又不断地在解读中创造新的富有活力的不同于本文的《诗经》。钟惺看来，只有这样在历时性中永远拥抱未来，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诗，才称得上经典，才能是真诗《诗经》本文只有一部，而“说诗者散而为之万，执一而用万-[s1]，既不脱离文本，又听从文本蓄意的召唤，这就是钟惺所提出的鉴赏论。
　　钟惺还具有针对性地批评了一些读者，他明言：“今或是汉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汉，非汉儒尚是己说，则是其意以为诗之指归，尽于汉与宋与己说也，岂不隘且固哉?”5不论是汉儒、宋儒，还是后人参用己意，都不能作为诗之指归。注重知人论世，“每一诗欲指一人．一事者”的批评法易产生“意图谬见”重阐发微言大义。欲自立门户的批评法亦易产生“感受谬见”。只有不定于一尊，先“分其章句，明其训诂”，立足于文本的形式分析，使读者的鉴赏活动不至于天马行空。毫无限定。其次“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专其力，一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嘱人。”5在文本与读者的双向交融之中完成鉴赏活动，创造出“第二文本”，而对“第二文本”，也不能执着，读者此时此刻创造的文本，至他el他时，则“趣以境生，情由el徙，已觉有异于前者”，“前后不可强同”，两者都不妨为一种解释。可见，钟惺认为经典作品的文本没有时间限制，后世不同时代都可对其进行理解和阐发，它的意义和价值在这种阐发中得到不断的发展，永无穷境的显示其时代价值和历史效果。如果要给“诗为活物”的活物下个定义的话，那么，活物就是指作品的生生不息的历史效果。

　　综而言之，竟陵派的鉴赏论从《诗经》的阐释出发，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读者的阅读活动能不断地开掘作品的潜能，填补原文本所留下的空白，使得阅读者和作品本身能够在信息交漉中创造出作品的意义的观点，对古代文论中的鉴赏论的开拓有一定贡献。
　　竟陵派对“真诗”的阐释，突出要求创作主体个人独至之情与人类普遍心理架构相符合，具有历史共时性，以此来纠正公安派狂乱叫嚣之弊；并由此对创作者的创作心理作了具体规范；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学本质论和创作论。竟陵对艺术风格的追求，也与其文学本质论相回应。“清”的风格来源于“孤怀、孤诣”，而“厚”则体现了对竟陵派诗论对“万古之性情”之追求。竟陵派“诗为活物”的鉴赏论，继承了“诗无达话”说而有所发展，构架出中国的读者接受理论的雏形，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总之，竟陵诗论有着独特的理论价值，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