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柳宗元谪迁岭南之后，由于长期受岭南民俗文化之浸染，并吸收借鉴当地民间文化元素，使其后期的诗文创作呈现出一种南疆特有的民俗风情。
　　论文关键词：柳宗元　迁谪　岭南　诗文创作　民俗风情　浸染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故世有柳河东之称。贞元二十一年，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参加了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被擢为礼部员外郎，然而仅半年时间，由于宦官、藩镇等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他于同年十一月和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在经历了十年的迁谪生活后，柳宗元奉召回京，而居长安尚未满月，一纸诏书再度将其与刘禹锡等四人出为远州刺史，即今柳州市，官虽进而地愈远，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卒于柳州任上。
　　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正是这种迁客骚人式的贬谪生涯，才让其文风愈显成熟深厚，如陈长方所云：“……子厚在中朝时，尚有六朝规矩，读之令人鄙厌，自永州以后始以三代为师。至淮西一事，退之作碑，子厚作雅，逞其余力，便觉退之不逮。子厚直一日千里也。”…关于岭南民俗风物及民间文化因子对柳氏诗文创作的渗透和影响，述及者甚少，本文以诗歌、散文为例，试分析之。
　　一、岭南风情在柳宗元迁谪后期诗歌创作中的的渗入
　　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主要以文章鸣世，诗歌创作则未人流派，然而细细品读，大家会感受到柳诗的风格有似柳文，似淡实浓，清峻简洁，亦可谓风致独异。尤其是谪迁之后，失意惆怅的苦闷心境加之迥异于中原的岭南民俗风物，使其诗歌的意境折射出一种别样的审美特征。WWW.11665.COm下面分两个时期简要分析一下。
　　(一)初至柳州之时
　　柳宗元怀揣一腔“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政治热情，却因小人谗馅，先贬永州，再迁岭南，其愤懑之情，时人共知。尤其是从京师繁华之地来到这千里之外的柳州城，异域的山川风物，必然会给其带来文化上的强烈震撼，带着这种复杂情感，他在《寄韦珩》一诗中写到：“初拜柳州出东郊，道旁相送皆贤豪。回眸炫晃别群玉，独赴异域穿蓬蒿。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斩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在今人看来，诗歌的风气稍显阴郁，色调不够明亮，特别是“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两句，读之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对于迁谪中的柳宗元而言，拜别京中师友，离开繁华都市，独赴万里征程，其心境之凄凉与无奈可想而知。所以，写出这种风格低沉、意境凄凉的作品，我们应当抱之以理解。倘若拂去诗人悲凉的主观情感，透过浩荡的漓水、高高的麻兰、阴森的野葛、悬接的虺蛇，便能窥见一幅充满神秘异域色彩的南疆风物图。将之与盛唐时期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作品比较而言，一为神秘诡异的西南边疆，一为雄奇壮丽的塞外大漠，均是迥异于中原的风物。
　　(二)谪居柳州期间
　　除《寄韦珩》以外，柳宗元居柳州之后写下的许多诗歌作品中，亦明显带有岭南民俗风情的浸染，．而诗人的情感相比初至柳城之时，则从抑郁愤懑逐渐转归于平静淡薄，并有发愤为政之意，如《岭南郊行》云：“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茅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其中的“瘴江”、“海边…‘象迹”“飓母”等均是来自于岭南的物象，“飓母”乃是越地百姓对于台风的称呼，《桂海虞衡志》有记载云：“风，广东南海有飓风，西路稍北州县悉无之，独桂林多风，秋冬大甚，昼夜不息。……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另有《赤雅》关于“瘴母”的记载云：“瘴起时，上冲如注，稍顷散漫，下似黄雾空中如弹丸，渐大如车轮四下掷人中之者为痞闷，为疯沥为汗死，人若伏地从其自掷则无恙。”关于“四瘴”的记载云：“春日青草，夏日黄梅，秋日新禾，冬日黄茅。皆乘草木蓊勃，日气肖欣所成，而青草、黄茅最为毒烈。”除此以外，《岭表录异》中亦有“飓母”“瘴母”的相关记载如下：“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比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将飓风和瘴气呼之为“飓母”和“瘴母”，从中可见古时越地的百姓对于这种灾难性自然物象的恐惧与敬畏心理，这其中或有图腾的文化因子。柳宗元以寥寥数笔，将奇异的岭南风物尽摄诗中，可见其文风之简洁深厚。《南省转牒欲具注国图令画通风俗故事》一诗直接叙述了自己在搜集撰录岭南风俗民情方面所做的具体事情：“圣代提封尽海瑛，狼荒犹得纪山川。华夷图上应初录，风土记中殊未传。椎髻老人难借问，黄茅深洞敢留连。南宫有意求遗俗，试检周书王会篇。”可见，诗人除了身体力行的参与南方风俗调查之外，并借助文献做了一定的工作。另有《柳州峒氓》云：“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篮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缝山葡，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该诗直接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异服殊音”、“青箬裹篮”、“绿荷包饭”的当地少数民族百姓形象，其中的“墟”字同西南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中的“歌圩”应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诗歌还直接记录了流行于西南地区的鸡骨占神习俗，充满了边地民俗风情。《岭外代答》有关于这一习俗的记载云：“南人以鸡卜。其法以小雄鸡未孳尾者，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而扑杀之，取腿骨洗净，以麻线束两骨之中。以竹梃插所束之处，俾两腿骨相背于竹梃之端，执梃再祷。左骨为依，依者我也。右骨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视两骨之侧所有细窍，以细竹梃长寸余者偏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随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亦有用鸡卵卜者，焚香祷祝，书墨于卵，记其四维而煮之，熟乃横截，视当墨之处，辨其白之厚薄而定依人之吉凶焉。”另《桂海虞衡志》载：“鸡b：南人占法，以雄鸡雏，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扑鸡杀之，拔两股骨，净洗，线束之，……以细竹梃长寸余遍插之，斜直偏正，各随窍之自然，以定吉凶。”两则文献都详细记载了整个卜筮的过程，可见，鸡骨占神习俗在当时岭南地区百姓的生活中，应该是比较盛行的，能够将此类民俗事象摄人笔端而依旧保持诗歌的质朴清新，不难看出，柳宗元在长期的迁谪生活中，受当地民风民情浸染之深。虽尚不能够达到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豁达心境，但相比其初至岭南时期而言，也算是平静淡薄了许多。另外，在《种柳戏题》一诗中的“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二句，借鉴了当地民歌的艺术表现手法，读来琅琅上口，充满了一种天真闲适与自得之趣，这在柳诗中算是难得的恬静欣悦之笔，相比同时代刘禹锡笔下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元晴却有晴”两句而言，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带领柳州百姓植树造林、勤政一方的事迹。广西是歌的海洋，少数民族民间的对歌传统，自古至今，生生不息。而柳州更是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子厚居于此地，从民间对歌的习俗中汲取诗歌创作灵感，当是没有疑问。

　　二、岭南民俗风情浸染下柳宗元散文创作的新风貌
　　柳宗元以文章独步于中唐，不管是论说、寓言小品、传记、山水游记、骚体杂文等，均在思想性和文学性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诣，特别是谪迁之后的散文创作，内结抑郁悲愤之气，外染岭南民俗风情，发而为文，“雄浑雅健，似司马子长”，正如余华先生程子山日：“前辈谓退之子厚皆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程子山道出了柳宗元后期散文创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笔者看来，受当地民俗风情之浸染，并在后期借鉴吸收岭南民间文化因子，应当是其创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一)人物传记和山水游记中的岭南民俗物象
　　首先，在柳宗元的人物传记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从中窥析当地的一些民风民情，如其作于柳州时期的《童区寄传》中写到：“柳先生日：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以为俗。”其中所反映的是流行于岭南地区的一种买卖杀害儿童的残酷习俗，关于这一点，柳宗元在<三戒》篇<永某氏之鼠>一文中亦有相关记述：“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扑之，杀鼠如丘。”其中再次提到了“购僮”这一风俗。作者从岭南的民俗风物中获取写作的题材，并将其演绎成为一则带有传奇色彩的动人故事，通过主人公区寄与两个贼人斗志斗勇的传奇经历，歌颂了以弱抗暴的不屈斗争精神。除此以外，《梓人传》和<李赤传》等篇跟流行于当地的民间传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其次，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也有一些涉及岭南民俗事象的作品，如《柳州复大云寺记》云：“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面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日神不置我已矣。……唯浮图事神而语大。”从中，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越地百姓对于神鬼巫祀的笃信之深，他们甚至可以将自己的生命弃之不顾，也不愿违逆鬼神的旨意，这种信仰民俗，至今仍在岭南地区留有很深的文化印迹。又如《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中有对于岭南风物的直接描写：“雷山两崖皆东西，蓄崖中日雷塘，能出云气，作雷雨，变见有光。祷用俎鱼，豆彘修形，糈禾，阴酒，虔则应。”从中所描画出的应该是一幅当地百姓的祈神降雨仪式图，而所祭之神应是雷神。<岭外代答》“天神”篇中有关于这一风俗的记载：“广右敬事雷神，谓之天神，其祭日祭天。盖雷州有雷庙，威灵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钦人尤盛。圃中一木枯死，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日天神降也。许祭天以禳之。”柳宗元亦有(雷塘祷雨文》云：“惟神之居，为坎为雷。专此二象，宅于严限。风马云车，肃焉徘徊。能泽地产，以祛人灾。神惟智之，我以诚往。”从中可见，柳宗元即使是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当其置身于岭南这种信巫事鬼、民神杂糅的风俗物象之时，似乎也身不由己的陷人神鬼情结中不能自拔了。
　　(二)寓言小品和赋体杂文中蕴含的岭南民问文化因子
　　以寓言观之，柳宗元的重要代表作《三戒》在写作手法上是以物拟人，其中的动物形象如黔之驴、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等均给后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黔之驴》一篇可渭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关于这些动物故事题材的取处，柳宗元在《三戒》篇首这样说到：“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三则故事是从“客谈”处得来，而非柳氏本人创作。其流传地点，很有可能就在当时的岭南地区，即今云南、贵州、两广一带。以《黔之驴》为例，季羡林先生在《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他首先归纳了《黔之驴》这篇寓言的几个特点，即驴和虎是故事中的主角、虎因为驴的呜叫而吓跑、驴终于显示其真本领而最终为虎所食等几个方面，接着援引了来自印度、希腊等国的多则同类型寓言故事，与之作以比较，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在民间流行的这样的故事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它原来一定是产生在一个地方，由这地方传播开来，终于几乎传遍了全世界。……柳宗元或者在什么书里看到这则故事，或者采自民间传说。无论如何，这则故事不是他自己创造的。”结合柳宗元在篇首所记内容，可见，这则故事既非他本人创作，也非在什么书里看到，而是取自于民间流传。另外在《永某氏之鼠》一篇中，通过文中提到的购僮捕鼠这一细节看来，应该也是取自岭南地区的民间传说。
　　在柳宗元后期部分赋体文学的创作中，也蕴含有岭南民俗文化的因素。以其作于永州时期的《牛赋》而言，他饱含激愤，以牛自喻，认为牛虽然无私奉献于社会，却不如那些赢弱的病驴笨马，最终只会得到一个悲惨的结局。苏东坡对此曾云：“岭外俗皆恬杀牛，海南为甚……”。可见，《牛赋》的创作，柳宗元是受了岭南民俗文化直接影响的。
　　岭南民俗风情渗透于其后期的诗文创作中，给他的诗文增加了多元民俗文化元素，这种新的审美特征使其作品的风格和意象都呈现出一种迥异于中原地区的南疆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