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唐代　诗人　幕府　新闻传播
  〔论文摘要〕在盛唐以后唐代诗人进入幕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幕府是他们进入中央的“要津”。唐代诗人入幕促进了地方人员的流动性，加上唐人喜游历的风气，入幕诗人在入幕与佐幕过程中构成了遮布全国的信息传播网络。
    在唐代，诗人人幕自盛唐之后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幕府又被称为是“莲花府”、“莲府”。中国的幕府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到汉朝成型。唐代设立藩镇，因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幕府制度。唐幕府中除武职外，还有很多文职。诗人人幕后主要担任文职。虽然唐代科举制度是文人们走上仕途的主要途径，但由于多种原因，并非所有文人都能从科举上人仕，而进人幕府，得到府主的推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文人进人中央的“要津”。按照唐代制度，边帅可以自辟佐吏。幕府主重视文士，幕僚得到府主的推荐就有机会进入中央成为朝官。(唐音癸签》卷二十七说到“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另外，唐人有喜好漫游的风气。人幕诗人流动性很强，许多诗人因为各种原因常常游历在不同幕府之间，前后供职多个幕府。由于唐代诗人人幕及频繁变更幕府，因此在流动过程中构成一个遍布全国的信息传播网络。他们在信息传递并不发达的时代，起着传播信息的重要作用。
    一、幕府诗人群体诗歌创作中的信息传播
    唐代幕府的幕主往往爱好文学，甚至有些幕主本身就是诗人。wWW.11665.Com如曾为河阳节度使、宣武军节度使的令狐楚，白居易在诗作《宣武令狐相公以诗寄赠传播昊中聊奉短草用申酬谢》中曾称赞令狐楚:“新诗传咏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诗中描写了在吴楚之地，老百姓对令狐楚的诗歌纷纷传咏，却不知作者是上上将军。令狐楚曾与刘禹锡、李逢吉、广宣唱和甚多，分别编有《彭阳唱和集》《断金集》《广宣与令狐楚唱和集》;另外又如曾担任江西观察使、浙东观察使和宣武军节度使等职的李绅，也同样是位杰出的诗人。因此，在幕府中，由于很多幕主爱好文学，幕府内外往往有浓郁的文学创作风气。
    幕府中诗人间的诗歌酬唱是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方式。幕府诗人的诗歌酬唱往往在闲时或宴席之上。在唐代，诗人间的酬唱赠诗自不必说，特别是盛唐以后，同一幕府中的诗人酬唱与不同幕府中诗人的酬唱也日趋繁盛。如荆南节度使裴均和湖南观察使杨凭这两个府主的诗歌唱和中，“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歌编为一集，名为《荆潭唱和诗》。这是由节度使发起的唱和，其后“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韩愈在江陵得其诗集，为其作《荆潭唱和诗序》。两个府主之间相互寄赠的诗歌将荆南和湖南观察使间的地域距离消解，并将两地的新闻相互传递，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的参与，更扩大了信息交流的范围。
    除了同一幕府中诗人的唱和、不同幕府间诗人的诗歌寄赠外，由于唐代盛行游历之风，加上幕府中和谐的人文环境，佐幕诗人与游历文人也多有酬唱应和之作，并多结集。人幕诗人与非幕府诗人的诗歌唱和，既是诗人的闲情雅趣，更是士人阶层消遣的特殊方式。鲍防任浙东观察使薛兼训从事，江南士大夫纷纷投奔，相互酬唱，此次幕府的诗歌酬唱结集为《大历年浙东联唱集》。据贾晋华考证，“鲍防等人《经兰亭故池联句》多至五十七人之联唱，应作于广德元年至大历五年鲍防任浙东从事时，这种大规模联唱的盛况，正与当时江南文士‘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致’的情况吻合”;另如段成式退居襄阳时，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的幕僚温庭皓、余知古、周舞、韦蟾、温庭摘等人赋诗唱和，之后诗歌结集，编为《汉上题襟集》。
    上述这种不同幕府间诗人唱和及佐幕诗人与府外诗人的唱和，从传播类型上看，具有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特征，客观来讲，这无疑加强了各地信息的交流，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促进了各地间的信息传播。
    二、幕府诗人公务活动中的信息传播
    在幕府中，几乎所有的诗人担当的都是文职，因此幕府中的公文写作非他们莫属。在幕府公文中，有两种信息传播性很强的公文，即檄文和露布。
    刘姆《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卷中说“檄者，激也。宣露于外，檄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二尺，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从檄文自身“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的特点可知，檄文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其传播受众既包括敌人的首领，又包括敌兵，更能为己军所用，助长威风;而且檄文还具有一定的实效性。檄文一定在讨伐之前迅速传播，达到“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难之城，颠坠于一檄”的战斗目的。在檄文中，比较著名的是骆宾王的《代徐敬业讨武矍檄》。
   下边再简单说说露布。刘祝《文心雕龙》称:“露布者，盖露板布封，布诸观听也”;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板’。露布无疑是传播突发事件的官方传播方式。方汉奇先生、张之华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说:“露布的公开性和时效性很强，传播面也广，是报纸诞生以前，中国最有影响的一种新闻传播媒体”;李彬则认为:“在整个隋唐五代时期，露布与烽健、榜文一样都属于官方新闻传播体系中的基本构架，尤其在通报胜利消息中始终显示着无可比拟的功能。”唐代的露布，有骆宾王的《兵部奏姚州道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兵部奏姚州破贼设蒙俭等露布》和张说的《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等。张说的露布是作者时任武枚宜幕府掌书记时所作。虽然露布中所写与当时主帅的行为并不相符，但从传播意义上来说，起到了对战事进行快速传播的作用。
    另外，很多幕府诗人因公务出使，在出使的过程中完成了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如王建于贞元十六年左右到元和元年左右在幽州刘济幕府，就曾有两次出使的机会。在出使的路上，诗人写下了沿途见闻。如《夜看扬州市》《维扬冬末寄幕中二从事》等诗歌是在出使的过程中的即兴创作;出使不仅使诗人有游览各地风光美景，激发创作热情的机会，同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次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机会，诗人可以用诗歌和其他口头方式对幕僚讲述沿途各地的风情、事迹，并在出使的过程中，将幕府与外界的信息进行置换，达到信息沟通的效果。
    类似王建这样的幕府诗人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但在此不得不提到一位特殊的诗人，他的幕僚生涯及其出使经历，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就是被称为东国文学之祖的崔致远。崔致远本为新罗人，后随父人唐，并参加了科举考试，后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骄扬州幕，任都统巡官，专掌书记之职。光启元年，表请回国，嘻宗许其以唐使节身份归。回国后曾代高丽太祖王建作《檄甄营书》。他还收集在高骄幕府中的诗文创作，编选成集为《桂苑笔耕集》。诗人顾云在给他的送别诗中曾写道:“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崔致远在中国游历，后来又以使者身份归国，得以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新罗，可以说是较早的一位跨文化传播者。
    三、幕府诗人用笔记小说传播奇闻佚事
    另外，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笔记小说的创作。唐人笔记有正史的遗补，更有街头里巷的民间流传和异闻，与进奏院状、檄文等传播的多为官方文件相比较，其新闻信息传播的属性更明显。曾有幕府经历的诗人的笔记创作成果，是文人人幕过程中信息传播的一个佐证:
    这些笔记在创作上不仅多来源于幕府闲谈，而且是有意识的传播和娱乐活动。从内容上看，唐代的笔记小说还不能完全是真实内容，多是道听途说或记某人所言，如韦绚的《幕戎闲谈》就是大和中为李德裕从事时，记德裕所言。笔记迎合了唐人喜谈怪异的癖好，并有意识的记录奇闻密闻进行传播;此外，有些笔记的传播性就在笔记的形成过程中体现出来，如曾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其笔记小说《次柳氏旧闻》，内容盖记高力士述玄宗宫中之事，高力士告诉柳芳，柳芳又传其子柳冕，柳冕告诉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李德裕则记其父言而成书，进于唐文宗。在整个笔记小说形成过程中，一直处于信息传播的状态。
    人幕诗人流动性强，也使笔记创作素材的传播更为方便快捷。“对不同方镇区域来说，不仅小说素材能彼此提供(甲方镇区域的小说素材可以成为乙方镇的小说素材，甚至可以成为丙地或其他地区的小说素材，是一个活动的循环过程)，而且在流通传播过程中，也因传播者的趣味和见闻，对素材作一定的加工和改造，不可能原封不动，就此一点对小说的繁荣是有益的。”概括来说，“传奇创作是由口耳相传到最后成型，它既是搜集材料的过程，也是传奇传播和修改的过程。”

    四、具有群体传播特点的歌诗演绎和诗歌传唱
    在印刷术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和普及的唐代，诗人的文学创作成果多是通过传抄、邮寄或歌唱的方式进行传播。唐代诗人创作了大量方便吟唱并且韵律性很强的诗歌。在唐代，上至皇帝的梨园，下到青楼歌妓，吟唱诗歌成为当时歌舞娱乐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一种时尚。如:《唐诗纪事》卷一六《王维》条记载:“安史乱后，著名乐工李龟年曾于湘潭采访使宴席赏唱‘红豆生南国’及‘清风明月苦相思’，‘此皆王维所制，而梨园唱焉”;韩栩《送郑员外诗》云:“孺子亦知名下士，乐人争唱卷中诗”(诗注:郑时在熊尚书幕府)。在幕府中，人幕诗人诗歌的传唱，主要通过军幕中的营妓传播，“歌唱之效，足使诗篇之传播久而且远”;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歌诗是一种便捷和快速的传播方式。幕僚将所见所闻写于诗歌，而营妓通过吟唱将其传播出去，也正是诗人和营妓的诗歌酬唱演绎，产生广泛的传播效果，这从传播类型来看具有群体传播的特点。
    由于盛唐以后幕府营妓制度日益完善，并且在幕府中形成了歌唱宴饮的风气，因此，幕府中的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着力创作了一批歌诗，专门用于营妓的歌唱。营妓是隶属军营的公妓，也是“使幕”宴乐的产物。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说:“营妓，即配属乐营之妓”;“在‘使幕’宴乐中产生了文人、军士同妓女的结合。这是唐代酒筵歌舞、酒令伎艺发达的又一个源泉。”关于幕府中营妓的故事和记载很多，如《牧竖闲谈》记载了著名营妓薛涛事迹:“成都薛涛者，营妓中尤物也。元微之治蜀，屡陪宴。”薛涛好制小笺，惜其幅大，狭小之。蜀中号薛涛笺，或以营妓无校书之号，韦南康欲奏之而罢，后遂呼之。胡曾诗日:

    万里楼台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领取春风总不如。
    明代王世贞《艳异编张建封妓》正集(第二十七卷)记载了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妓盼盼的故事。张惜儒雅风流，通诗音律，喜蓄歌伎。他的姬妾关盼盼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为一时名伎。著名诗人白乐天与之有和《燕子楼》诗，其序云:“徐州张尚书，有爱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淮洒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欢。予因赠诗乐句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欢而去。而后绝不复知，兹一纪矣”;另如人们众所周知的曲调《望江南》，更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时，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也称《梦江南》。
    关于幕府歌诗的创作，我们还可以参看下面的例子。本文前所提及的《大历年浙东联唱集》，除了体现出诗歌创作的文人聚集性和信息传播性，而且它在诗歌文体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也极其重要，因为在联句中诗人们创作的《忆长安》、《状江南》两组诗实际上都是歌辞。虽然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并未将《状江南》人格调，但他认为“状江南同为十二月辞，又格调一致，更适宜于同声叠唱，乃宋代鼓子词《渔家傲》等调之先声”，而《忆长安》这组联句，肯定是歌辞。《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创作于薛兼训的浙东幕府，因此它肯定是在幕府酒宴上倚声创制的酒令歌辞。不论是赞美眼前的美丽江南，还是感伤北方中原的动乱，诗人的诗歌联句与幕府营妓的弹奏演唱结合在一起，不仅使我们看到唐代幕府中诗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歌诗创作风貌，并且使得诗人创作的传播范围和速度扩大、加快了。可以说，歌妓的歌唱已成为诗歌传播信息中的一种媒体形式。
    此外，唐代边塞诗人的边塞诗创作也多有演唱。如著名的旗亭画壁故事中的主人公王昌龄、王之涣和高适都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曾游边疆的王之涣“歌从军，吟出塞”、“传乎乐章，布在人口”(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梨园伶官所选择的作品中就有王之涣著名的边塞诗《凉州词》。
    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多次进人边塞幕府，创作了很多边地战报式的诗歌作品，而其歌诗创作也成为诗人散布战报的另一种新方式。岑参于天宝八年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掌书记;十三年，为安西北庭支度副使;宝应元年，任关西节度判官;大历元年又人剑南节度使杜鸿渐幕。岑参的幕府生涯多在边塞，其边塞诗歌“举凡军旅生活，征战场面，边塞景物，异域风情，诗人从戎人幕的情怀、感受与多方面的见闻，都在诗中加以表现;透过他的这些作品，读者不难感受到文质彬彬与英雄气概结合的崭新的军幕文士的形象。”
    如岑参《忆长安曲二章寄庞榷》
              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
              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
              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
              明日归长安，为君急走马。
    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说:“因《忆长安》本为杂言曲名，在齐言，一般是诗题而已，既有一‘曲’字在，不仅声诗曲名落实，并杂言《忆长安》之为填词，亦完全肯定无疑。又日‘二章’，明指乐章，不指徒诗。”也就是说，岑参的齐言《忆长安曲二章寄庞榷》是配合乐章的歌辞的。他的这首诗应该是和乐演唱的;另外，岑参的另一首《胡歌》也是胡曲歌辞:
          黑性藩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
          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
    这首诗生动地表现出西北边地藩王和汉将的生活。而“葡萄宫锦醉缠头”更表现了西北番地的歌舞场面。
    此外，岑参的诗歌有意地描写了西域边地的奇异风光，被称为是“古今传记所不载”，正是由于营妓们对诗人诗歌的演绎和传唱，使当时的受众不仅从歌曲中领略了所仰慕的诗人诗歌，同时，也使那些从来没有到过边塞的百姓和文人通过诗歌欣赏到塞上奇景，了解了边塞战事。
    总之，唐代诗人在各地幕府的任职及频繁变更幕府的过程中，加速了幕府人员的流动，而诗人在流动和游历的过程中构成一个遍布全国的信息网络。因此，诗人由人幕到佐幕、出幕，信息传播一直跟随着诗人的脚步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