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中的一朵奇葩,历来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重视。其中,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研究是《金瓶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氏的《金瓶梅》评点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
　　首先,强调寓意说。明代诸多论者在论及《金瓶梅》的主题时,都认为该书的作者有很深的寓意。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提到:“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东吴弄珠客序中也明确表示:“然作者自有意”,廿公的《金瓶梅词话》跋中也认为:“金瓶梅传,盖有所刺也。”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同样强调寓意说。他在《寓意说》中认为:“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数百,为之寻端意委,大半皆属寓言。”﹙《寓意说》﹚虽然《金瓶梅》的各家评点都主张“寓意说”,但对寓意说的内涵有不同的解释。东吴弄主客认为是“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廿公的跋认为“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说“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兴化具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为下焉者,既不出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所传……”认为笑笑生创作《金瓶梅》是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
　　而张氏评点中的寓意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是主张泄愤说。“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邑,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WwW.11665.cOm”并进一步解释道:“迩来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得自撰一部世情书,一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结构,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销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算我今又经营一书……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 ﹙《竹坡闲话》﹚这段话包含两种含义,一、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泄愤著书;二、张竹坡借对《金瓶梅》的评点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我自做我之金瓶梅”体现了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向审美对象的渗透,表明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中带有张氏很强的主体参与意识。其次,苦孝说也是寓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竹坡认为:“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结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儿,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苦孝说》﹚张竹坡苦孝说提出的前提是他接受了《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王世贞说是清朝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王世贞借此书为其父报仇的传说中体现的这种至孝与张竹坡的孝悌观念一致。
　　张竹坡在确定了《金瓶梅》的主题是泄愤说和苦孝说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第一奇书非淫书论”。《金瓶梅》从它产生开始就背上了淫书的名号。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词话》序中就明确地说“金瓶梅,秽书也。”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的《金瓶梅》条中,也称此书“坏人心术”,当冯梦龙劝他将此书梓行时,他却说:“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张竹坡第一次提出了《金瓶梅》不是淫书的观点。他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把《金瓶梅》置于和《诗经》同等重要的地位,称“今夫《金瓶梅》一书作者,亦是将《鉴裳》、《风雨》、《泽兮》、《子衿》诸诗细为模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知惧。不愿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淫耳。”把《金瓶梅》放到和《诗经》同样重要的地位。认为《金瓶梅》是在劝喻世人,而只有那些淫人才只会看到此书的淫处。虽然张竹坡的“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是在发愤说和苦孝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不具备现代的科学性。但他却第一次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给了其一个非常公允的评介,一个合理的地位。这种评价在今天也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张竹坡作为《金瓶梅》的评点者,他所写下的字字句句比一般接受者有更鲜明的社会倾向性。在家族、社会道德的影响下,他的《金瓶梅》批评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张竹坡出生在“簪缨世胄,钟鼎名家”的彭城张氏,这个家族世世代代以宗教形式的虔诚奉行躬守着封建礼法的纲常,这对张竹坡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根据乾隆42年刊刻的《张氏族谱》载,张竹坡的高祖张祺“天生浑穆,胸无城府,纯孝性成,居家动有礼法,子弟辈相见肃衣冠出。”他的曾祖张应科也是“以孝谨称,友于兄弟”。而他的祖父张恒是南明王朝的功臣,在平定睢州总兵许定国的叛变时,慷慨赴难。张竹坡的父辈中,他的大伯父张胆年轻时中崇祯时的武举,后降清,官至标中军副将,由于是降臣,致仕以后对自己的子侄管束甚严。二伯父张铎,官至内翰。只有他的父亲,独自在家奉母家居,终生未仕。张竹坡的父亲母亲都是以孝和谨守妇道而成名于乡里。张竹坡少赋奇才,天生聪颖,至孝行纯。在他年轻的时候也过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到他的二位伯父和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们基本上断绝了经济来源,生活逐渐变得落魄,想靠中举来光耀门楣,却久试不第。生活的落寞使他只能长期在外谋生。
　　张氏家族和张竹坡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在被儒家正统思想武装的同时,又多了一些世态炎凉的无奈。于是当他看到《金瓶梅》时,就会与作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对腐败的政治和黑暗的现实进行强烈的抨击。小说第48回写西门庆贪赃枉法的行径为山东巡抚曾孝序所弹劾,但参本尚未到京,西门庆已经抢先一步派家人往太师府上打点过了。结果,西门庆逍遥法外,曾御史反遭贬谪。张竹坡说,这一回“且见西门之恶,纯是太师之恶也。夫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为何如也?”﹙48回回评﹚小说第34回,写西门庆用金钱打开蔡京的后门,当上了提刑所的副千户,一旦官袍加身,便胡作非为。张竹坡慨然批曰:“提刑所,朝廷设此以平天下之不平,所以重民命也。看他朝廷以之为人事送太师,太师又以之为人事送百千奔走之市井小人。而百千市井小人之中,有一市井小人之西门庆,实太师特以一提刑送诸也……是西门庆又以所提之刑为帮闲、淫妇、幸童之人事。天下事至此,尚忍言哉!”﹙34回回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张竹坡的评点与其人生经历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他就是以这种伦理道德观念来构架《金瓶梅》评点的思想系统的。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以寓意说、发愤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层层递进的结构,而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的批评家主体精神的灌入给这些理论带来了灵魂,使它们构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张氏《金瓶梅》评点系统。

　　参考文献:
　　[1]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7 .
　　[2]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3]吴敢.张竹坡与金瓶梅「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