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廷的敕令以及宗教会议决议作为断案的依据，案件不须控告，法院主动侦查，实行秘密审判，刑讯逼供，以有罪推定为指导思想，一切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都不成立，招供后立即处以重刑而无上诉程序。很多封建领主拥有自己独立的审判依据和司法权，国家法律对其无可奈何。这与同时代中国司法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衡平法院审案时主要考虑的是抽象的“公平”、“正义”原则和法官本人的“良知”。政治和政策因素对司法的干预和扭曲也十分严重。封建专制时期自不待言，就连崇尚法律的罗马在帝政时期亦是如此，即使进入20世纪西方还出现了法西斯司法制度的刑事政策和司法制度。对于这些韦伯似乎并不否认，他在分析“卡迪司法”(实质非理性法)时，除了伊斯兰司法、中国传统司法，同时还把雅典直接民主制的大众审判、古罗马执政官司法、英王司法、英国陪审员和治安法官以及衡平法院的司法归于此种类型。
　　由此不难发现，尽管古代中论文联盟http://西方传统司法制度不尽相同，但在司法过程中都受到法外因素的严重干预和影响。裁判者审判时都必须考虑政治、宗教或道德等法外尺度，审判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带有具体权衡和个案裁量的特征，中西方的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之上。因此当时的西方人在评论中国时并没有对包括司法在内的法律制度加以指责，相反当时很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建立在礼法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司法的高度稳定性和统一性以及司法过程中注重国家制定法和民间习惯法、司法机关审判和民间调解相结合的方式处理案件和解决纠纷所收到的良好社会效果大都持赞赏态度。例如孟德斯鸠在谈到中国法律时做出了如下的评论：“中国的立法者是比较明智的；他们不是从人类将来可能享受的和平状态去考虑人类，而是从适宜履行生活义务的行动去考虑人类，所以他们使他们的宗教，哲学和法律全部合乎实际。”
　　西方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领先于中国大致是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用韦伯的术语，在这一时期西方司法制度逐步摆脱了“实质”、“非理性”的色彩而成为形式理性法并日臻成熟和健全。西方是如何进行这场浩大的法律变革的呢?这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并且各国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不过从宏观的粗线条的把握来看，大致可以这样描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展开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推动了司法制度的变革。司法摆脱了教会的束缚而世俗化，宗教对具体案件审判的干预日益消除；司法权成为了独立的权力，法官只对法律负责，政治和政策因素很难再直接干预司法审判；反对专制和特权，保障人权的各种制度为司法所吸收并制定严格的程序保障其实施，减小了判决的恣意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人并没有抛弃其传统司法制度，而是立足于自己的传统，继承其合理之处，对不合理和不符合现实与时代精神的制度加以扬弃和改造，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大陆法系国家很多司法程序和诉讼制度都是由罗马法发展演进而成，诸如公开审理原则、辩论原则、纠问式审判模式、辩护制度、法庭审理程序等。而英国的诉讼制度则多源于日耳曼法，但很多地方也深深的烙上了罗马法的痕迹。例如，英国的衡平法就是在吸收和借鉴罗马法中外事裁判官基于“公平”、“正义”做出判决来弥补市民法缺陷的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教会法要求在审判中遵循的“良心原则”，后来发展成西方刑事审判中的“自由心证”原则和自由裁量权制度。因此可以这样说，现代西方的许多司法制度都是脱胎于罗马法、日耳曼法或教会法，并在实践中缓慢演进和变革而成。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回顾西方数千年法律历史时所做出的评述：“(法律的)演变和改革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保留几百年前的某些标准，遵循祖先的某些习俗和传统，是理智的，也是必须的。”
　　综上所述，西方司法制度同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一样，在西方未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前，也具有实质、非理性的色彩，正如韦伯所讲的，在其符合现代理性社会的形式理性法的演进和变革过程中，西方人也并没有抛弃自己民族的传统司法制度，那么缘何我们在实现法律变革的过程中就要彻底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司法制度?同时是不是仅仅通过司法制度自身的变革就能彻底实现司法现代化?窃以为这正是贺卫方先生论证的疏漏和偏颇之处。其实马克斯·韦伯之所以提出“卡迪司法”(实质非理性法)，主要目的在于把“卡迪司法”作为一种落后的司法理念类型进行类比，用以彰显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和形式理性法的优越性，进而指出它们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并非是为解决后发国家的法制和司法现代化提出来的，他也没有具体论述后发国家司法现代化的具体途径和策略。当然这并不是说韦伯的理论一无是处，韦伯的“卡迪司法”理论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上法律发展的总体历程和中国传统法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具有重